我们大概都会承认，很难用一两个简单的词语去为曾经影响过世界的伟大人物归类。因此，2006年4月30日，当《纽约时报》以轻慢口吻打发97岁的加尔布雷思时，他们也许是犯了不止一个错误。在这篇被专家指为破绽百出的讣告的开头，H.B诺布和D.马丁把《丰裕社会》的作者称为一个“iconoclastic经济学家”。这个词在英文中的意思是“试图推翻传统制度、观点和价值体系的”，它来自于希腊文中的eikonoklast，最初的意思是“宗教神像的破坏者”。偶像破坏者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名衔；它属于颠覆者，属于异端。至少《纽约时报》的作者愿意认为，加尔布雷思就是这样的异端。
“学术圈里的少数派”
公平地说，上述称谓并非毫无道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主张和我们今天称之为“主流经济学”的共识格格不入：无论在方法论还是意识形态上。然而另一方面，加尔布雷思又从未刻意去颠覆主流经济学的偶像，或是具体攻击主流经济学万神殿里的某尊神祇。他的资格太老了，以至于后来几乎找不到同辈的对手。加尔布雷思亲眼目睹了1936年凯恩斯主义学说在哈佛的传播和兴盛，以及《通论》中那些晦涩难解的观念如何成为“医治已经超越了哈佛校园的失望情绪的良药”。然而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却是凡勃伦，他学生时代在斯坦福的老师。这个学识卓越的挪威移民后裔，被加尔布雷思赞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机敏的社会科学家”。凡勃伦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被看作愤世嫉俗之作，而加尔布雷思从中不仅看到对人类消费行为的天才观察，更从“炫耀性消费”模式中洞见现代丰裕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病症所在。加尔布雷思毫不吝啬地赞美说“《有闲阶级论》是一篇有史以来论述社会势利和虚伪的内容最广泛的论文”，把他为数不多的赞成票投给了学术圈里的少数派──他自己就是少数派的杰出代表；终其一生，在流派林立、门户森严的主流学术圈里，显得那样卓尔不群，却又不合时宜。
可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加尔布雷思在专业学术圈内所受的“冷遇”，判定他一生在美国社会中处于相似的“边缘”地位，那就谬以千里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政府决策高参的加尔布雷思，无疑比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他要成功许多。有两个例子可以佐证：《1929年大崩盘》和《丰裕社会》都曾经好几个月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列；而作为决策咨询专家，他曾经历任美国物价局副局长、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驻印度大使，以及战后好几任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不同于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用观念改变了历史，他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翻阅这本由加尔布雷思本人亲手选编并做序的《加尔布雷思文集》(英文名The Essential Galbraith)时，便不能不心怀敬畏：它不是一本普通的经济学论文集或随笔集，而是作者近一个世纪思想冒险和心路历程的总结，是对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觉醒”的平权运动和福利国家崛起历程的诠释。
“传统的智慧”
作为一名修辞高手，加尔布雷思能把一些普通名词排列组合，使之成为新词或新概念而大放异彩。这些属于加尔布雷思的名词长久存在于英语语文之中，作为他的思想的载体绵延、播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是：抗衡力量、传统智慧和丰裕社会。
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抗衡力量的概念”选自于早年专著《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这个专有名词背后是对现代工业社会里日益凸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关注。常识告诉我们，权力无所不在，然而加氏进一步看到，权力自身会衍生出反向的遏制因素。这就解释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诸如为什么在雇主力量强大的劳动力市场里，会存在格外坚强活跃的工会组织；以及为什么数量巨大的零售连锁店，能够形成团结一致的采购同盟，以应对处在寡头地位的大制造商。从加州农场到田纳西的钢铁公司，从斯堪的纳维亚的合作社到英国的纺织业工会，抗衡力量无所不在；所有这些都使加尔布雷思着迷。
的确，从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看，加尔布雷思的理论称不上“漂亮”。他没有用严格的数理模型把上述思想一般化，也没发展出什么可供统计检验的假说。然而，正统理论的严格与系统，正是加尔布雷思所深恶痛绝的。理论的漂亮取代了解释现实的迫切性，与实际缺乏联系的理想状态被引入经济学的正规分析：原子式的厂商，原子式的消费者，充分有效的市场，无限的借贷能力……加尔布雷思把这些戏称为主流学术的“传统智慧”。——绝不仅仅是在反讽地使用这个词语——加尔布雷思指出，做出这些看似不合实际的假定，实际上却是符合整个主流学术界的利益；认可至高无上的市场权柄的以及忽略企业的操控行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安全的。做出这些指控的加尔布雷思显得有些固执，甚至不无偏激，但骨子里透出的，却是对犬儒主义哲学的极端厌烦。他反戈一击，把刀锋指向了他所生活、获得名声的那个社会的制度。
这是在1958年，他刚出版了《丰裕社会》，整个美国正享受着艾森豪威尔时代的高速增长。然而他却没有同主流舆论一道高唱繁荣的颂歌，相反，加尔布雷思不无警觉地指出，我们进入了“丰裕社会”，我们处在另一种危险里。在“消费者主权神话”一文中，加尔布雷思提出了一生中最知名，也是争议最大的观点：生产者操纵着消费者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变革，而是技术变革诱致需求。可以想象，在提出这个观点后，至少从表面看来，加尔布雷思进一步远离了自马歇尔已降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却和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系更密切。
这可能是种误解。加尔布雷思并非萨伊式的古典主义者，他从不相信，任何供给可以具有无限弹性地创造出对应的需求──尽管生产者常常操控市场需求得手，我们却并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失手，也无法预计，看似坚固的大厦会在哪一刻分崩离析。丰裕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们不再像农业与前工业社会那样为担心个人温饱而劳碌，也失去了更多经济上的独立性；产品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满足基本需要，而转向享乐与奢侈品消费；最后，与私人消费相比，从长期看更重要的公共产品──例如环境保护的生产却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过度生产的后果体现为超大型企业的出现：在消费者主权成为神话的地方，企业取代了市场。大企业作为一种新兴组织嵌入了社会结构之中，他们引导着(如果不说是扭曲的话)市场，改变着人们的习惯，所有这些都使传统的竞争和产业组织理论趋于无效。技术变迁更加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在人们为自由的胜利而欢呼时，一种由技术所编码的官僚式科层重新获得了支配力量。上述洞察把加尔布雷思引向《新工业国》的写作，选入文集的“技术型组织”、“一般激励理论”等文章正是上述努力的见证。
争议中心的思想者
作为一个不妥协的斗士，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加尔布雷思从来充满争议。赞誉者有之，例如哈佛前校长萨默斯称“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加尔布雷思都是个高大的角色，他的观念位居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经济与政治思想之列。他是哈佛的象征(icon)，后无来者。”另一方面，激烈批评者不乏其人。杰出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G.斯蒂格勒就曾在《可确知的加尔布雷思在不确知的时代》一文中，直指加氏在写作中“表现出严重的含混不清和更适于新闻记者使用的肤浅风格”。另一位诺奖得主J.布坎南则显得较为温和地揶揄道，“什么才是亚当·斯密看到的那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一本流行的小册子得以谴责‘丰裕社会’以前流逝了两个世纪的光阴。”不难理解，主流经济学界对加尔布雷思的敌意，既有来自于方法论上的分歧，也有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疏远。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加尔布雷思的洞察并非完美。预言中垃圾泛滥的景象还没有出现；上个世纪下半叶的经济波动，也被证明更多来自外部变量的冲击，而不是消费市场。有时候，加尔布雷思会过于激愤，以至于犯下他自己所批评过的那种错误：于对己不利的问题视而不见。例如，他一面强烈批评大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一面又不遗余力地鼓吹扩大公共支出及政府职权，似乎并不介意政府才是真正没有竞争对手的垄断者，也毫不担心这唯一的垄断者会不会滥用权力。但是，无论对其观点赞同与否，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对那些崇敬他的人而言，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加尔布雷思始终是激发思考和灵感的源泉。他指出了有价值的问题，这已经足够。
在激发思考的力量背后，则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他看来，对社会福祉做出贡献，远比成就个人的学术声望重要。人们都承认，他影响了战后美国“福利国家”的政策，在教育、医疗、扶贫和环保方面加大的政府投入无不体现了老加尔布雷思的教诲。胡佛时代“每一家的车库里有两部汽车，锅里有两只鸡”不再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势必要求的更多，而他们有权利提出这些要求。1964年，加尔布雷思为林登·约翰逊总统草拟了关于“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演讲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的写照。
老加尔布雷思身高6英尺8英寸(约相当于两米零三)，并曾经在二战中因为身材过巨被军队拒之门外。然而，真正为他赢得世间敬意的，是他在观念上所到达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