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非建交50周年纪念日之前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1971年11月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领导成员时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中国外交取得的一大胜利，是一件大事。联合国128个成员国中，赞成我们的票一共76个，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个。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现在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我们要去，赶快去，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中非建交50周年系列报道之一■吴妙发
1971年10月25日晚9点47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并已载入中国外交和世界外交的史册。
这是新中国创始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经过百折不挠的较量，终于打破美国等国家长达22年的阻挠，全面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广大非洲国家和其它国家坚持正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多年英勇奋斗，最后终于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伟大时刻。
进行较量的第一个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请看历史记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中向世界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又致电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非法，并主张将其从安理会“开除出去”。
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外长又分别致电联大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理会成员国，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理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首席代表。之后，李克农副外长、周恩来外长又先后致电联大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通知中国政府任命冀朝鼎为中国出席经社理事会代表，任命孟用潜为中国出席托管理事会的代表。
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第五届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周士第、冀朝鼎、孟用潜为代表，请其转告各方，并办理参加联大的一切手续。
1950年11月28日，中国出席安理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特派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又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再次要求驱逐“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与此同时，周恩来外长又致电联合国专门机构，要求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的资格，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工作。
中国政府的上述主张，得到了苏联、印度、南斯拉夫等多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但却引起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高度关注。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方面变化。
1950年3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法律方面的备忘录”，认为“把一个国家在联合国组织中代表权问题和对一个政府承认问题联在一起，从法律问题看来是‘错误的’”，并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议来讨论和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3月10日，赖伊又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要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4月到5月中旬，赖伊奔波于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就中国代表团问题进行斡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外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5月18日同赖伊进行会谈，并取得成果。
赖伊回到纽约后，于6月6日向各成员国发出公函，强调“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获得解决之前”，要使国际形势的严重性“取得重大的改进是不可能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赖伊态度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代表权问题遭遇红灯。
1955年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以查尔斯·贾德为团长的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代表团时说：“在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我们不悲观失望，也不是急不可待。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会承认的。”
1964年1月12日，周总理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谈话时说：“我们叫做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不叫进入联合国，而且必须同驱逐蒋帮联在一起。”
从1949年到1960年期间，由于美国执行反华政策，联合国又在其掌控之下，以“时机不成熟”等为借口拖延，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在联合国初创阶段就被拖了11年之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