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近日，“教育部将于年内公布大学生培养成本”之事成为社会争论热点。笔者理解，大学生培养成本不管估算出是30万还是50万，教育部的本意在于对各高校施加一种定量的约束，最终目的在于降低乃至消除高校各种不合规收费，以减轻大学生供养家庭的负担。因为教育支出已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
理论上说，大学生培养成本之高低并无绝对的标准，只是相对于大学毕业之后的收入而言，培养成本有高低之说。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回报率与将投入教育中的资本用于最优投资时的利率联系起来考虑，如果教育回报率高于投资利率，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将资本用于教育是有利的；如果教育回报率低于投资利率，对于个人来说，这种投资是一种赔本买卖，尽管对于全社会来讲可能是有利的。但如果对个人来说得不偿失，我们便不可能单靠道义的劝说促使这种投资增加。如果个人教育回报低于投入资本之边际生产力，个人将不会达到一个最优的教育投资，而理论和实践表明，这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弗莱舍等人最近还运用我国1950-1994年间的数据，对教育回报率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自1984年以来，增加一年教育的边际回报显著增加，到1990年升至4.5%%的水平。其他学者估算1995年教育回报率为5.1%%，2000年为6.22%%。而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我国这一指标与国际标准相比仍然偏低，而且同其它转型国家相比教育回报率增速缓慢，如罗马尼亚从1992年开始改革，到2000年仅仅8年时间，教育回报率便由1992年的3.9%%迅速升至8.5%%。他们的研究指出，在中国的企业中，有技术和高学历工人的所得远远小于其边际产品，而低技能和低学历工人所得则大于在收益最大化条件下的所得。总而言之，在样本期内，他们的研究没有发现大学毕业生由于其高学历而收入相对较高。
目前我们尚无法找到最近5年我国教育回报率是否有显著上升的证据，但频频见诸报端的是诸如大学毕业生为找工作甚至提出零薪水起点等类似报道。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说，由于劳动力总量供给压力空前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大幅增加等原因，今年二、三季度中国就业形势趋向严峻的问题将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薪水不可能指望有显著的增加，也就是说，即使教育回报率有上升的趋势，幅度肯定也不会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GDP增长率年均9%%以上，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教育回报率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率，而且也低于同属转型阶段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外乎三个：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我们认为，而且实证研究也表明，正是由于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在维持着中国经济的这种高速增长，也正是这种靠大量自然资源的高投入来维持的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促使我们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做文章，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相比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建设还远未完善。
受教育者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资本收益的获取，同其它任何一种商品相同，都取决于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双方。劳动力供给增加，而需求增加有限，肯定会阻碍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这将会表现为教育回报率增长缓慢。如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鼓励外企和民企加入到对劳动力的需求竞争中来，这种竞争将会促使劳动力价格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从而使教育收益也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水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前提是必须打破一些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或国有资本的垄断，允许外资和民资自由进入，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资和民资的进入有助于提高教育回报率。
当然，教育回报率较高的原因除了市场化程度较高外，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也反映了受教育者在不均衡中抓住机遇的能力较强。反过来也可以说，除了市场经济欠发达，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原因外，受教育者比如当今大学毕业生，在转型经济过程中应对迅速变化环境的不适应，也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我国出现高增长下的低教育回报这一奇特的现象，有很多原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市场经济的不发达，表现为资源配置中的非市场化因素过多，交易环境缺乏满足稳定性预期的制度约束，如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人是生产力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如果人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挥，人口众多将很可能是中国未来迅速发展的决定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