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耕地面积已经减少了一成以上，而正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一方面要占用大量耕地资源，一方面要增加对食物的需求，我国未来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专家在此全方位地为我们盘点中国的耕地资源，并提出了优先发展大城市将比优先发展小城镇可以节省大量耕地的观点。 ——编者
1.我国的耕地资源正在大幅缩水
1999年公布的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中1996年的耕地面积为13003.9万公顷。1996年以来，在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国土资源部的地籍司每年编写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历年的耕地面积数据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由国土资源部出版的《中国国土资源年鉴》提供。根据国土部的统计，1999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为12920.5万公顷，1997-1999年平均每年减少27.8万公顷；2004年中国耕地面积降为12259.3万公顷，2000-2004年平均每年减少132.3万公顷。
1996年以来的国土资源部耕地数据具有准确性和时间连续性，正逐渐被各界所接受。1996年以前国家统计局的耕地数据偏低是众所周知的，但国家统计局有建国以来历年的分省数据，且在1995年以前具有统一的统计口径，数据反映出的全国耕地变化趋势是基本上可信的。利用国土资源部1996-1998年的耕地变化趋势可以反推出1995年国土部口径下的全国的耕地面积，而统计局和国土资源部两种口径下的1995年耕地面积差值（3526.8万公顷）可作为校正统计局1996年以前耕地数据的依据。李元分析我国1949-1995年耕地调查数比统计数普遍偏大的原因是建国初期耕地面积测量不准，许多新开荒地未能上报，和建设用地复耕。笔者认为测量误差的贡献率较低，建设用地复耕的贡献也较低，开荒不报才是调查数和统计数差异的主要原因。吴传钧给出的1949年全国耕地数为9804.5万公顷，与统计局的1949年耕地数（9788.1万公顷）相差无几。鉴于我国大规模移民开荒主要发生在1949-1965年，我们可将按国土部口径的耕地面积矫正数上溯到1965年。若假设1949-1965年开垦荒地的未报数逐年递增，在接受1949年耕地面积基数的情况下可以反推出1949-1965年的真实耕地面积。
最后得出按现在口径计算的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大致为：从1949年到1965年，耕地面积的变化以增加为主，峰值为1965年的13886万公顷；从1965年到现在，耕地面积的变化以减少为主，1979年的耕地面积为13476万公顷，2004年已减少到12259万公顷；2004年的耕地面积比峰值的1965年减少1627万公顷，减少了11.7%，比1979年减少1217万公顷，减少了9.0%。
2.2050年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为1亩
耕地减少的速度与土地管理环境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期间有1983-1985年以乡镇企业和农民建房占用耕地为主和1999-2003年以开发区的迅速扩张为主的两个耕地面积快速下降的时期，均同当时宽松的土地管理环境有关。而在耕地资源快速下降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可以遏制耕地面积下降的势头。如198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结束了1983-1985年连续3年耕地面积快速下降的局面；2004年国务院下达《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大量清理开发区，使盛行一时的开发区热大大降温。
从大趋势角度来预测我国耕地的减少，可以假定耕地的减少只与城镇化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有关，生态退耕和土地开发因属暂时因素，其对土地增减的长期影响可以被忽略。为预测未来我国城镇化占用耕地的情况，关键是确定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同耕地面积减少的关系。1979-2004年，我国非农业人口增加了22886万人，耕地减少了1217万公顷，平均每增加一个非农业人口使耕地减少0.0532公顷。由于这个边际值包含了1999-2003年大规模建设开发区占用的大量耕地和2002-2003年大规模的生态退耕，可以作为耕地面积下降的高估计值。若将1979-2004年的耕地面积同非农业人口进行回归，得出二者关系曲线的斜率为-0.0445，较-0.0532平缓，可作为对耕地面积下降的低估计值。
为了分析城镇化和人口增长对我国土地资源的压力，应首先对中国未来45年内人口和城镇化的变化进行基本估计。关于中国人口的预测很多，过去一般对人口峰值的估计偏高，近年来由于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迅速，各主要权威机构预测中国总人口峰值一般不超过15亿。若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2005年对中国的人口预测，中国人口将于2032年达到峰值146213万人，到2050年将降为142416万人。中国非农业人口率的增加速度2001-2004年平均为每年增加1.25个百分点，假设中国非农业人口率的增加速度到2005年逐年均匀递减，直到2050年实现65%的非农业人口率（非农业人口达90303万人），则到2050年非农业人口率的年增加速度降为0.27个百分点。由此假设可得出2005-2050年历年的非农业人口率和非农业人口数量。
2004年我国总人口为12.99亿，非农业人口为3.90亿，耕地面积为12259万公顷。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方案，2020年我国总人口为14.31亿；预测的非农业人口为6.76亿，非农业人口率为47%；若取中预测值，耕地面积下降到10853万公顷，比2004年少1406万公顷。2032年中国总人口为14.62亿，非农业人口达8.22亿，非农业人口率为57%，耕地面积下降到10111万公顷，比2004年少2149万公顷。2050年中国总人口为14.24亿，非农业人口达9.03亿，非农业人口率为65%，耕地面积下降到9647万公顷，比2004年少2612万公顷。2004年我国的人均耕地为1.416亩，到2020年降为1.138亩，到2032年为1.037亩，到2050年为1.016亩;人均耕地面积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44年人均耕地面积最低为1.008亩。2050年的人均耕地面积同2050年非农业人口率的弹性关系为2050年的非农业人口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2050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下降0.0073亩，约合4.9平方米。2050年的非农业人口率为65%时，2050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为1.016亩；如果2050年的非农业人口率为68%，则2050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994亩，如果2050年非农业人口率为62%，则2050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为1.038亩。
3.到2050年建设用地将扩张四分之一
建设用地包括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我国的优良耕地大都分布在城乡居民地附近，城市、城镇和农村的扩张以及工矿用地的增加，交通线的建设，水利设施的建设占用的耕地大部分是土地生产率极高的上等耕地。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约占建设用地中的68.3%，应该成为耕地面积变化研究的重点。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扩张是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增长的直接结果，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利用我国13年的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数据，可以构建出我国的人口—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模型。模型表明每增加一个非农业人口将增加居民及工矿用地0.029公顷（0.436亩），每减少一个农业人口将减少居民及工矿用地0.024公顷（0.361亩）。该模型考虑了农业人口减少带来的农村居民地面积的减少，在居民地面积中剔除了农村废弃宅基地的面积。2004年我国居民点和工矿用地为2573万公顷。利用上述模型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对中国的人口预测，并假设2050年非农业人口率达65%，计算出的我国的居民点和工矿用地2010年达2758万公顷，2020年达3044万公顷，2038年达峰值3205万公顷，2050年降为3142万公顷。
交通建设占地是城镇化进程中仅次于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重要占地项目。由于我国交通建设相对落后，有面公路总里程远远低于国土面积相当的美国（2004年仅为美国的29.2%）。预计我国交通的长期稳定发展可能延续到2050年。铁道部制定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指出，2020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0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达1.2万公里，铁路线的延伸速度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快。交通部也于2005年1月公布了中国高速公路网布局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超过8万公里，与美国目前的总里程相当。我国公路总里程占陆路交通线总里程的94%，随着农村公路的大规模建设我国公路总里程将长期稳定增长。依据公路、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参见交通部和铁道部的规划进行预测，我国的公路，高速公路和铁路均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三项总里程的和（交通线总长度）将在2050年以前稳定增长。2004年交通线总长度为198万公里，预计2010年达233万公里，2020年达290万公里，2050年达452万公里。通过将交通占地对交通线总长度进行回归，可以得到交通占地—交通线长度模型。模型得出的主要参数为：交通线每延长1公里，交通占地平均增加1.1公顷，相当于交通线的平均宽度为11米。2004年我国交通用地为599万公顷。利用上述模型预测我国的交通用地，2010年达639万公顷，2020年达701万公顷，2050年达879万公顷。
按1996-2001年的统计口径，估计2004年我国水利设施占地为576万公顷。近年来我国水利设施占地以每年0.88万公顷的速度递增，估计到2010年达581万公顷，2020年达590万公顷，2050年达607万公顷
1998-2004年我国总建设用地增加占地中占用耕地的比例平均为52%。据此和上述对总建设用地扩张的预测，可以推算出未来总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数量：2004年我国总建设用地为3748万公顷（为国土总面积的3.90%）；估计到2010年总建设用地将扩张到3977万公顷（为国土总面积的4.14%），累计占用耕地119万公顷；到2020年总建设用地将扩张到4334万公顷（为国土总面积的4.52%），累计占用耕地305万公顷。到2045年总建设用地将扩张到峰值4638万公顷（为国土总面积的4.83%），比2004年增加891万公顷，增长23.8%，约合四分之一；累计占用耕地463万公顷，相当于2004年耕地面积的3.8%。到2050年总建设用地降为4628万公顷（为国土总面积的4.82%）；累计占用耕地458万公顷。
4.近期的耕地下降速度将明显高于中长期
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只是耕地减少的一部分。国土资源部统计的1999-2004年耕地增加的项目包括整理（对废弃农村宅基地的农业利用）、复垦（对废弃工矿用地的再耕作）、开发（对荒地的开垦）和农业结构调整增加，耕地减少项目包括建设占地、灾毁耕地、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减。依据6年的合计数，耕地增加的项目扩大耕地面积为231万公顷，其中主要是开发占45%，其次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占32%，整理占13%，复垦占10%；耕地减少的项目占用耕地面积为950万公顷，其中主要是生态退耕占65%，其次为农业结构调整减少占18%和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占13%，灾毁耕地只占4%。由于观测年限短，各耕地增减项目的变化规律还不明显，因而精确预测各项目的未来变化较为困难，但通过分析各项目的变化特点，并设定一些假设，可以逐项估计未来各项目耕地增减的数量。
在耕地增加的项目中，由于空心村和废弃工矿用地的存在是长期的，通过整理和复耕增加的土地较为稳定，可假设未来逐年变化为6年变化的平均值。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和减少耕地是耕地和其他农用地之间生产效益变动的结果，具有可逆性。农业结构调整增加的耕地1999-2000年较多，近年来也趋于稳定，可假定其未来变化稳定在平均值水平。开发增加耕地的波动较小，但考虑到可开发的荒地逐渐减少，在预测中假设开发强度递减，到2020年不再有新的荒地开发。在耕地减少的项目中，上节的模型预测了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变化情况。通过灾害毁地减少的耕地较为稳定，可以假设其未来逐年变化为6年变化的平均值。农业结构调整减少的耕地除2000年较多外基本稳定，假设其未来变化为6年变化的平均值。挖塘改园是农业结构调整减少的耕地的主要项目，从人们对水果和水产品的需求随收入增加而快速增长的趋势看，通过农业结构调整而造成的耕地面积的净减少将会持续相当长时期。生态退耕造成的耕地减少波动较大，也较难预测，考虑到潜在的生态退耕耕地面积减少，在预测中假设退耕强度递减，到2020年基本完成退耕。
预测结果是近期耕地面积下降的速度明显高于中期，而人口-耕地模型预测的耕地面积下降速度近中期内差异较小。2010年以前耕地变更分项预测结果接近于人口-耕地模型的低预测值，2015年接近于人口-耕地模型的中预测值，2020年接近于人口-耕地模型的高预测值。
5.耕地复种潜力的耗竭将危及食物安全
在耕地面积迅速减少的情况下，为保障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唯一的途径是提高复种指数。为计算我国耕地的潜在复种指数和潜在播种面积，可以将耕地地理信息系统层面同利用≥10℃积温层面推导出的复种指数层面相交，然后用分类汇总的方法计算各复种指数区内的耕地面积。最后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的全国总复种指数潜力为1.832。
2004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2259万公顷，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为15355万公顷，复种指数为1.253。按上述分析计算出的潜在复种指数为1.832，2004年我国的潜在播种面积为22463万公顷，复种指数利用率或潜在播种面积利用率为68.4%。据预测我国2020年耕地面积将减为10977万公顷，播种面积将增为17438万公顷，复种指数达1.589，复种指数利用率上升为86.7%的高值。由于耕地面积在下降，播种面积在上升，从而导致了我国复种指数利用率的快速上升。预计2004-2020年间复种指数每年上升0.021，照此速度发展下去2032年即可达到最大复种指数。可以推断我国将来可以实现食物的基本自给，但将是以高度开发利用复种潜力为代价。
按国家统计局口径计算的全国耕地面积2003年为9129万公顷，远低于按国土资源部口径计算的全国耕地面积12335万公顷；按国家统计局口径计算的复种指数2003年为1.670，复种指数利用率为91.1%，远高于按国土资源部口径计算的复种指数1.236，复种指数利用率为67.4%。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耕地面积数据的可信度较大，而按国土资源部耕地面积计算出的复种指数又偏小。在接受国土资源部耕地面积的前提下，对复种指数偏小可作以下两方面的解释：1、国土资源部将大量临时性耕地和轮歇地算入耕地，而统计局只统计常用耕地面积。1996年土地详查中的耕地包括了新开荒地、休闲地、轮歇地、草田轮作地，北方窄于2米和南方窄于1米的田埂、土坎、沟渠和农村道路也计入了耕地，使耕地面积比耕地实际使用面积偏大；而统计局的耕地面积为常用耕地的净使用面积，刨除了田间的垄沟和坟地。2、对播种面积可靠性的怀疑。通过农业系统逐级上报的播种面积可能未包括临时性耕地上的播种面积，播种面积仅为常用耕地的净使用面积上的播种面积。
虽然低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缓解了我国食物需求的压力，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带来的人均食物消费的增加和耕地资源的减少使我国的食物问题趋于复杂化。研究表明人们对粮食和油料的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一般大于农村居民的。城镇化一方面占用了大量耕地资源，一方面增加了对食物的需求，但我国的后备土地资源少，单产潜力的增加在一定的发展后将放慢，耗竭复种潜力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国未来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6.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对策与关键措施
1、 鼓励农业生产，挖掘复种潜力，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增强中国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应采取各种生产补贴鼓励农业生产，如粮食直补、农机补贴、良种补贴、化肥补贴等。在我国宜农荒地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只有扩大复种面积，增加复种指数，才能保证播种面积的扩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耕地质量，改造中低产田，改良盐碱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坚实物质保障。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包括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良种化，推广科学施肥，推广先进的农业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等，从而把中国的农业建设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
2、 扩大中线南水北调，解决华北的水资源缺乏问题；发展节水灌溉，扩大西北和华北的灌溉面积；修筑梯田，发展山区水利；逐步开发东北的宜农荒地。我国的旱地和宜农荒地大量分布于华北和西北地区，所以华北和西北地区是农用水资源需求增长潜力较大的地区。现行的东、中、西线南水北调主要用于华北地区和近西北地区的工业和城市发展，将来可以延伸中线起点到三峡水库，将更多的长江水调往华北平原，从而根本解决华北的缺水问题。但在大规模调水工程实施之前，华北和西北地区灌溉面积的扩大只有靠发展节水灌溉。应支持对坡耕地的改造，修筑梯田，保持水土，扩大山区灌溉面积。黑龙江流域是我国的荒地资源中条件较好的宜农荒地集中分布地区，应成为我国近中期宜农荒地开发的重点区域。
3、 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提高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提高城郊蔬菜的单产，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弥补耕地减少的损失。应将土地普查制度化、长期化；通过设置较高的人口密度低限，提高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应以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促城郊农业土地的高效利用，提高城郊蔬菜单产，从而节省大量耕地，通过控制蔬菜面积保证粮食面积的稳定，以缓解耕地减少造成的损失。
4、 科学规划城市发展，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优先发展大城市；扩大大城市的规划面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应限制私家车的发展，发展城市的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体系，努力建设高密度社区，建立能源节约型的城市。中国城市的建成区人口密度同城市的人口规模成正比，城市化进程中优先发展大城市将比优先发展小城镇节省大量耕地。应对大城市的扩张进行合理规划，将城市的近中郊区纳入主城区的规划范围，防止大城市建成区的无序扩张，整理不合理的开发区，严防城郊耕地撂荒，以实现城乡统筹和谐调发展。
5、 积极推动生态退耕，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提高牧业生产效率和牧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生态退耕是将不宜农的耕地改变其土地用途为林地、灌丛或草地，以更好保护当地生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退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它可以使农田免遭沙漠侵害，增加当地的水资源量，有利于发展灌溉，增加剩余耕地的单产。应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发展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以提高牧业生产效率，逐步改自然放养为圈养，以增强牧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6、 在保障食物安全的前提下，政府应鼓励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实践证实了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在过去20年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中国农产品进口项目中快速发展的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如大豆和食用植物油，而农产品出口项目中快速发展的是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如各种鲜活动物和畜产品；农产品出口额大于农产品进口额，说明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有利于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同时利用国外丰富的土地资源。
7、 提倡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食物；建立现代化的粮食和食物储备和流通系统，确保粮食和食物安全。应大力加强对节约粮食的宣传力度，反对各个环节对食物的浪费，特别是消费环节对食物的浪费。建立现代化的粮食和食品储备系统，包括粮食储备制度和粮食储备设施的建设，可以消除粮食供给的强烈波动，保证国家平抑粮食价格的能力。建立畅通的食物流通系统可以保证食物的及时调运，增强我国抗御灾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