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今天，至少在中国，在过去是十几年间，个人为自己创造财富，国家或一个地方追求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两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首先表现为“经济人”的一面。在此国情、民情之下，经济学一时成为显学，不仅红，而且红得发紫。
然而，这几年，增长和财富都突然成了问题，经济学家去年几经批评、嘲笑、咒骂，也已落得个灰头土脸，光彩不再。为什么会这样？经济学还有可能恢复它的荣誉吗？
经济学的冰山
解决当代某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往往是回到事物之本源。
近代经济学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斯密的主要思想是在他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期间形成的。这里的“道德哲学”，并不是当代人所理解的狭义的伦理学，这个词也许应当译为“精神科学”，也即关于人和社会的全部知识。
斯密把这门学科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神学。斯密始终是上帝的信徒，在这部分，斯密考察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和上帝的特性，并考察了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必须遵行的各项原则。第二部分是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演变为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斯密本人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临终前，他还在修订这本书。
斯密课程的第三部分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与正义有关的那部分道德学，其实就是法学。他曾经几次向读者承诺写出这部分，但最终没有写成。但由英国经济学家坎南编辑出版的《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第一编《论法律》，勾勒出了一个轮廓。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的第四部分，就是他的政治经济学了，以《国富论》的名义出版。
可以说，斯密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科学体系，以今人的眼光看，经济学给斯密带来了最大荣耀，但斯密却宁愿为其铺垫出丰厚的宗教、道德与法律基础。
宗教、伦理同样是市场活动的制度基础，比如，赵晓先生提出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突出宗教对于市场正常运转的作用。这或者有点玄妙，那就来看看对于演讲的讨论。在《演讲》的第一篇，斯密劈头就说，法律的目的在于防止损害，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财产。而斯密首先讨论的是公法，也即公民的自由、权利和保障这些的宪政制度。然后才讨论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
这之后，斯密开始讨论“警察”事务。在那个年代，警察是一个范围很广泛的概念，包括保持城镇清洁，维持治安，设法做到价廉物美，也即包括现代的社会管理、经济监管和社会福利。斯密清醒地认识到，“防止犯罪，关键不在于设置警察，而在于尽量减少仰食于人的人数。使人类限于堕落的，无过于依赖；反之，独立则会提高人的诚实性格。建立商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业有助于增进人们的自立能力。”由此，斯密转入讨论政治经济学部分。而在《国富论》中，斯密讨论了财富生成的机制——劳动分工等理论之后，也很快就转向了对“自然的自由”制度的讨论，致力于界定政府之正当职能的范围，抨击政府所设置的垄断。也因此，斯密的学说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这就是经济学在其创始人的知识结构中的定位。斯密在宗教、伦理学、法学那里转了一大圈后，才到达经济学。很有趣的是，这种知识上的逻辑结构，也正是市场形成的历史次序。在英国和美国，是先有法治、宪政，然后才有现代市场经济。就在斯密写作的时代，英国已经形成了现代法治、宪政制度。斯密曾经提到了司法独立、“人身保护令状”制度、陪审团制度，他赞叹说，“不列颠政体是权力有着适当限制的各种政体的完善的混合物，是自由和财产的完全保证。”而正是在这之后，英国才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并排发生工业革命。
考虑到这一点，对于19世纪中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及现代经济学的兴起，就毋须惊讶。现代经济学大体放弃了斯密的主题——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以分析个人行为为主要内容(这就是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之所以要这样，乃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在英美甚至欧洲大陆各国现实的层面上，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已经得到切实保障，经济的宪政框架问题已经大体获得解决，经济学家又何必继续讨论？
平等权利是市场的逻辑起点
中国人学到的是这种比较“先进的”经济学，但这种经济学其实与中国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文不对题。经济学家引入了西方宏观经济学，解释个人的选择行为，并为市场化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经济学家自然也引入了更时髦的宏观经济学，为政府的调控出谋划策。
就在这热闹的景象中，经济学却悄然地误入歧途。那些西方学人视为不言而喻因而不再谈论的背景性知识，未能进入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视野。于是，经济学家为私人企业家喝彩，但现实中的部分私人企业家其实却是权贵或攀附权贵者。经济学家说“交易先于产权”，于是，部分政府官员与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就把公共资产当作自己家的财产交易起来。经济学家也告诉公众，效率优先，于是，各级政府就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经济学家说，政府应当退出，于是，政府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权力却似乎一点都没有退出。
他们的经济学本身或者并没有错，但问题是，那些理论只是露出冰山的一角，而对于中国来说，本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冰山下的那个大家伙：也即，个人交易和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19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私人财产权不能得到平等的承认和有效的保障，大量民众缺乏基本的自由——比如迁徙自由，政府的权力没有得到有限的界定与制衡。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奇迹般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分化悬殊、权力腐败严重、社会矛盾加剧等严重问题。
经济学要成为一门健全的学科，就需要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我的朋友高全喜教授最近提出，中国经济学需要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宪政经济学。经济学家——至少部分经济学家——在解释个人行为、讨论宏观经济政策之外，也该关注个人进行选择和从事经济活动的宪政规则结构，以及落实这些规则的程序性安排。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以权利为本的经济学。西方学人可以只研究市场，而中国学人却不得不研究“市场化”。这个过程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起点，那就是权利的平等。斯密曾说过，“使人的自由完全得到保障是最难不过的事”。但一个社会要想正常发育成长，这却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没有获得平等保障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没有公正的交易规则，就不可能有公平的交易，个人就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创造财富，国家也不可能变得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