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 赵焰
乾隆时,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七万两,连乾隆皇帝都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就商业繁荣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徽商可谓“独占鳌头”------他们比晋商更富,人数也更多。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的实力
赵焰,男,40岁,作家,学者,现为安徽商报副总编辑。曾发篇小说散文数百万字,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出版有散文集
《平凡与诗意》
《萤火闪烁》
小说集
《与眼镜蛇同行》
电影随笔集
《夜兰花------我把酷碟献给你》
曾为央视撰写过大型文化专题片《徽州文化》(20集)解说词,该片曾在中央8套和10套播出,并有VCD(四张)由安徽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
在渔梁小街上走来走去,见到的,似乎都是老人。
这是一个看起来极为平常的小镇。破败而寂静,虽然它离歙县县城只有三里路,但感觉相当偏僻。
渔梁的著名,是因为有座古老的坝。渔梁坝横跨新安江,虽说是青石板筑成的,但现在已呈黑色了,那是一种岁月的底色。它建于宋朝,但构建之精巧,让人匪夷所思。坝不是完全垒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都有榫头。正因如此,所以千年之后,仍巍然矗立。坝的存在给渔梁增添了一道美丽的景观,斜阳西照渔舟唱晚时,这坝看起来有别具一格的美,古朴而富有质感。
当年,渔梁曾是徽商水路出走的一个重要码头,无数船只栖集在这里。据说,当年渔梁的街道长达二里,远远大于现在的小街,街道两旁布满酒馆、客栈、商店,徽商、水手、脚夫和往来的客人云集于此,妓女在街边招徕,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当年徽州有八景,“渔梁送别”就曾被列为一景。但它指的不是兴旺,却是指在码头送别亲人的悲凉。时人有诗描绘道:欲落不落晚日黄,归雁写遍遥天长。数声渔笛起何处,孤舟下濑如龙骧。漠漠烟横溪万顷,鸦背斜阳驻余景,扣舷歌断频花风,残酒半销幽梦醒。
在诗中,晚日、归雁、渔笛、孤舟、漠漠云烟、鸦背、斜阳、残酒、幽梦等,无一不在诉说着离别的伤感。断肠人在天涯啊！毕竟,在当时,从商不是阳关道,只是背井离乡的奈何桥。
出生于茶商家庭的胡适曾经描述过徽州人出行的情景。他回忆说,徽州人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谢作揖后,就上桥了。徽商出门,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干粮,有时候就是简单的炒米,到一地方,只要向老板要点水喝,就可以聊以充饥,在徽商中还流传着一句话:出门带着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意思是说徽商出门总带着绳索,身背的行囊坏了,或者货物绳子断了,都用得上自备的。必要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很明显,当时不少徽州人就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投身商海的。
二
一个初次走进徽州的外地人肯定会大吃一惊----------那么多富庶大宅,竟然藏在这偏僻的东南山区。单就那一个个村落的规模、环境,所注重的风水和水口,那种浑如天然的整体布局,就不是一般的财力所能达到的。较有名的是黟县宏村,当初在建造之时,据说首期资金就在百万两以上。而在徽州,原先与宏村相媲美,甚至比宏村更考究的村落还有许多。在徽州的古村落中,大宅鳞次栉比,祠堂雄伟壮观,牌坊高耸入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精美的“三雕”、家具、陈设、书画,还有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
这的确是曾经富庶的地方,那富,可不是一般的殷实,是富甲天下,是笑傲江湖,是名扬海内外。记得初次接触徽商历史的时候,翻开厚厚的典册,从那些正史野史的字里行间读到的东西,真是令我大吃一惊。我似乎从没想到徽商在历史上竟然是那样的辉煌。以乾隆时为例,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七万两,连乾隆皇帝都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就商业繁荣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徽商可谓“独占鳌头”------他们比晋商更富,人数也更多。他们的光亮,似乎真的是可以照亮全中国似的。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的实力；在清代,徽商的商业资本已激增至千万两之巨,其经营的资本额,已达到了当时商业的巅峰。
辉煌的前提,是随着财富与文明的积累,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松动的背景下,一些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以抑制不住的方式悄然出现。明中期之后,中国东南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日趋繁荣,传统的经济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动,其标志是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的商业,向贩运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的商业转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徽商异军突起,登上了商业的大舞台,叱咤经济风云。从明朝中叶的完全兴盛开始,徽商的发达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
当年徽商的足迹遍布全中国。而从徽州出外的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是东进杭州,入上海、苏扬、南京,渗透苏浙全境；二是抢滩芜湖,控制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淮河两岸,进而入湘、入蜀、入云贵；三是北上,通过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之间,并远涉西北、东北等地；四是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有的还以此为跳板,扬帆入海从事海外贸易。
在这些线路当中,最普遍的,是东进杭州,然后渗透于江浙。从徽州到浙江的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以新安江为路线,走水路,沿着新安江到达浙江建德,淳安,然后到达杭州,然后再转到苏州、上海；另一条则是走陆路,即所谓“徽杭古道”,翻山越岭,从现在的绩溪县伏岭乡境内,到达浙江的临安县,然后再走向浙江的其他地区。徽州人走出家门之后,一般来说,先是经营本地生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尔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然后再是“奇货无所不居”。
2002年我曾经参与过一起“寻访徽商故道”的大型采访活动。活动的起点,是从徽州出发,然后下新安,经过浙江兰溪、金华、义乌,再到杭州、上海,然后再走苏州扬州。这一带,曾是当年徽商活动频繁的地域。沿着这条线路,我们行程半个多月,走了4000多公里。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走“徽杭古道”留下的强烈印象。那是在冬天,风无比凛冽,刮在人脸上生疼。车在山脚停下之后,我孤身一人走上了往日的徽商故道。这条蜿蜒的山路显得很落寞,要间隔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两个人影。当年,这条古道上每天都有徽州人进进出出,为生存和致富狼奔豕突。我沿着石级顺山势蜿蜒而上,石级是由条石嵌入石壁内筑成,石条足有一半凌空而悬,令人心悸目眩。当走到“徽杭古道”的关口时,我已是气喘吁吁,浑身无力。关口在半山腰,是用石头堆积成的一个石隘,上面不知是谁题的字“江南第一关”。一边是万仞峭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往东看,古道弯曲向上伸展,酷似天梯。我知道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就是浙江临安县,然后就是杭州。当年的徽州人在经过这个关口时,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因为故乡已被抛在身后,而眼前的茫茫山道,极可能就是人生的不归路。那一天,在关口的北风呼啸中,我仿佛听到依稀传来的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民谣,正是徽州人出外经商悲苦心情的真实写照。
三
对于徽商,现在绝大多数的徽州人,是说不出个所以然的；而在徽商曾经活跃的各地,人们对其更无印象。那一年我们从上海外滩沿江往南浦大桥方向走,走到那个叫多稼路的公共汽车站,向右一拐,便感到时光一下子倒退了近百年。这条狭窄弯曲的小街就曾经是老徽商栖集的地方。从街名以及地址就可以看出:会馆码头街,会馆街,会馆后街……
当年在上海,徽商可真是惊天动地呵！清末在上海做生意的徽商,就有好几万人,在上海,他们不仅仅从事棉织业、木材业,还从事着典当行、造船业,甚至海上贸易。同时,徽商中的盐商由于财力雄厚,对于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这真像是“盖棺论定”的话语。在上海地区驰骋了数百年之后,一直到近代,徽商才慢慢地退出。
但上海还是有一些无形的徽州印迹留传下来。比如现在的上海本帮菜,就有很重的徽菜的影子。当年徽商大兴于上海之时,由于徽商有钱,又喜欢重油重色的家乡菜,一时间,徽菜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还有500多家徽菜馆,有些还非常有名,比如位于老西门的丹凤楼,据《徽馆琐忆》描述:此楼“千余只座席常常爆满……夜间厨师为次日生意所做的准备工作,从打烊起要忙到东方发白,店伙晚上只睡二三个钟头。为此,灶间里不得不常备一大壶西洋参汤供店伙饮用。”从这样的记载中,也可见当时社会的繁荣。
万历《歙书》曾经把徽商的经营方式归纳为五种:一是走贩,二是囤积,三是开张,四是质剂,五是回易。在这当中,走贩,即长途贩运,占居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徽商把本地的木材、土特产贩运到江浙等地区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更多的是,把太湖流域的丝绸,南方的茶叶、棉布运到全国各地；把皖南、闽、浙山区的木材从杭州转运到北方。其次的手段便是囤积。徽商每到一地,当粮食、棉花、蚕丝等农产品大批上市的时候,便乘机压价收购,大批囤积,在市场短缺时再抛出,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清朝咸丰时,黟县人余士鏊经营商业,“其为贾也,术习计然,故善居积”。余士鏊的资本曾在太平天国时期损失殆尽,而他居然又以剩下的50两银子作本,不断地买进卖出,最终重振雄风。明人蔡羽在《辽阳海神传》中曾经描写过徽商程宰囤积致富的故事:正德年间,程宰与其兄长途贩运赴辽阳经商,不幸亏本折利,耗尽了本钱,一时穷困潦倒。后来程宰在辽阳海神的启示下,从事囤积居奇。先是囤积了黄柏、大黄等药材,连本带利共得纹银500余两。然后又是囤积彩缎、粗布。短短的四五年间,程宰就由一个小商人一跃而为腰缠数万的大富商。
与其他商帮相比,在与社会的交往中,特别是在与统治者阶层相处的过程中,徽商也有过人之外。在金钱与权力的交往中,捐赠、依附、逢迎与仰攀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清时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每次南巡,两淮盐商都实心报效,捐出百万以上巨资来搞接待。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徽商对于权力的攀附:乾隆帝有一次沿着大运河到了扬州,在参观完瘦西湖后,十分随意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个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结果徽州大盐商江春听到了,连夜召集能工巧匠用盐垒出了一个与北京北海一模一样的白塔。等到第二天扬州的地方官再邀乾隆前往瘦西湖游览时,画舫缓缓进入,坐在舱里的乾隆一下子看到了湖边平空多了一座白塔。这时候的乾隆,惊叹之余,对于徽商,兴许会生出几分警惕来。
在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的条件下,由官府直接经营盐的生产与运销的办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国家为了维护榷盐制度,保证盐利的收入,就必须取得商人的帮助,由此也不得不给商人以某些特权和利益。由于慷慨,也由于“贾而好儒”的表象使得当权者对徽商没有心理距离。权力和金钱顺理成章地联姻了。徽商顺利地拿下了最赚钱的买卖------经营盐业的垄断特权之后,更是翻云覆雨,高价卖盐,贱价收盐,从而暴富天下。这样的赚钱程度,自然比那些做小本生意来得轻松而潇洒。明朝万历时,时有人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清朝时徽人汪交如、汪廷璋父子,汪应庚、江春、鲍志道等都成为了“富至千万”的大盐商,他们就像一头头嗅觉灵敏凶猛异常的野兽一样,能很快地从制度的漏洞中发现商机并且能迅速致富。这也说明徽商对于商机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同样“胜人一筹”。(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