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勾新雨 北京报道
澳大利亚人艾伦·奥克斯利毫不掩饰自己对《京都议定书》的不满。但这并不妨碍他告诉中国人，怎样在处理气候变化和环境的技术转化中受益，他表达得相当明确：“我们非常看重与中国的商业合作。”
看起来这多少有些不同寻常。澳大利亚退出《京都议定书》，原因之一就是，在议定书的框架下，中国和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没有减排义务，而它们却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而且，这两个国家可以将剩余的排放额度向发达国家出售，从而获得更新环保生产设施的资金支持。
作为澳洲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席，艾伦显然明白，这是一个会热得烫手的市场。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下，二氧化碳的交易额是140亿美元到650亿美元。该议定书在今年2月16日生效。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并不划算。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和以相似理由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一样，近年来其年能耗增长16%，是温室气体排放大户。
不过现在，它们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3个月前，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共同发布了《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体》国际公约。这可能成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第二战场。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郑爽说：“美国和澳大利亚以技术合作为理由，既逃避义务，又可卖淘汰的技术赚钱。”
实际上，上述六国能够走到一起，跟煤炭有莫大的关系。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储藏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而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印度和韩国对煤的消费量也很大，日本则是澳大利亚煤炭最大的购买者。目前这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全球的50%以上。
艾伦说，我们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并不是反对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而是反对其对清洁煤技术的限制，因为京都议定书是欧盟制定的，欧洲国家用煤很少，这样的标准对我们大量使用煤的国家不利，而“澳大利亚是煤炭出口大国，有很先进的清洁煤技术”。
这也正是艾伦向中国人推销的东西。他说，六国气候合作体的最大“卖点”就是可以把实用的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而《京都议定书》的出发点是把先进的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但这些技术大多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但是要让中国的专家相信这一点并不容易。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与市场分析部主任姜克隽就表示，我们欢迎澳大利亚公司在中国寻找商业机会，也支持商业化的合作，“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提出，请你们拿出核心的技术。”
郑爽是此领域的专家。她说，技术转让是发展中国家一厢情愿的事情，技术像大脑一样不能转让。“中国加入六国合作体，能增加交流和对话，但不可能引入技术。”
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项目主任喻捷更悲观。“这是一个虚伪的协议。”她说，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方面推销不能起效的技术，再就是推销二三十年后才能有的技术，其实都是虚的。其鼓吹的煤洁净技术，就是为了表明煤也是清洁能源，是为了向中国出口煤炭铺路。
喻捷的说法似乎也能找到证明。澳大利亚已经是中国进口煤炭中排名第一位的国家。今年9月20日，世界头号煤炭企业美国博地能源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该公司高层表示，公司将把从澳大利亚开采的煤炭运到中国销售，主要面向中国的发电、钢铁等用煤大户。
《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的，该议定书规定，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削减5.2%，其中美国削减7%，欧盟8%，日本6%。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查道炯称，六国合作体与《京都议定书》是平行而非对抗关系，其清洁目标是一致的。
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提供的数据表明，全世界CDM项目上，到2012年将有5.7亿吨的二氧化碳交易额，按现在每吨6-7美元，交易额估计达40多亿美元，而市场需求为25亿-30亿吨，大约有20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
在进入国际程序的CDM项目中，中国只占到了10%左右。截至11月3日，世界上一共是406个CDM项目，中国是15个，虽然中国的潜力可能占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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