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昀
悠悠长水，斯人已逝。当文坛巨擘巴金先生辞世的消息传出，一时间悼念与哀思之作如潮。对于一位长年创作不懈的世纪文学家，确乎难以言尽。即便是巴金先生多年来广为人知的一些思想与言论，至今仍值得重温与回味。
巴金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有两个巅峰时期，一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一阶段的代表作为《激流三部曲》（即《家》、《春》、《秋》），后一时期则以《随想录》名世。
《激流三部曲》的思想关键词是反封建、反专制、革命与追求自由，在当年曾直接促使许多青年投身于革命的熔炉，为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抛头颅、洒热血。这一场气势磅礴、血火交织的革命交响曲与当年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即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处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个体，无不多少卷入其中。
与同时代无数仁人志士一样，巴金当年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救亡”为主的道路。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以写作来达到他15岁时便确立的“终身事业”——“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在他看来，写作就是他抗争的方式，就是他“救亡”的手段；在他看来，当“许许多多人抓住了我的笔，诉说着他们的悲伤”，他怎么可能“像创造一件艺术品一样，来写一本小说”？如果以纯文学的角度来阐释巴金这一时期的创作活动，根本是言不及义。
而到了“随想录”时期，巴金则是以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忏悔，将“救亡”的火把引向了自我。《随想录》中的一篇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人心与人性的解剖，进而由此开启对那一场国家与社会的噩梦的反思。《随想录》的千言万语，最后凝练成为三个字——说真话。毫无疑问，这是晚年巴金最大的思想贡献。
然而，我必须指出的是，知道巴金先生提倡说真话的人虽多，能够深切感受到这三个字的沉重分量的人，或许并不多。
“说真话”这三个字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它却是对言论自由的呼唤与体现。很简单，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了说真话的前提；惟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个人才有说真话的勇气和可能。也就是说，巴金先生提倡说真话，实际上是呼吁回归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这一项基本权利。这并非什么艰深的道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巴金先生喊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一场国家与民族的噩梦刚刚结束，而他已经看到造成这场浩劫的根源。
实际上，“说真话”所揭示的思想内涵，贯穿着巴金一生的创作与追求。1936年10月，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共同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62年5月，他在上海文代会上作了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美联社当时报道：“巴金5月9日在上海市文化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巴金先生提出的“说真话”这三个字，不仅是对那一场十年浩劫的反思，也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种种社会思潮，特别是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嬗变的反思，进而言之，更是新时期一场新启蒙运动的起点。
巴金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概括地说，在前是为国家争自由，在后是为个人争自由，归根结底正如胡适先生所云：“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重提巴金先生晚年念兹在兹的这三个字，对于我们当前的宪政转型，意义特别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