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文钊
有谁还能够回忆起第一个黄金周的情景呢？在过去的7年里，中国人已经度过了15个黄金周。7年中，黄金周所承载的功能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本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且因势利导，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问题在于，这一切至今没有发生。
客观地说，“五一”和“十一”实行7天长假制度，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经济考虑的成分更大一些。这也可以理解。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云尚未散去，在出口乏力的情况下，拉动内需就成了为中国经济引擎注入足够动能的惟一妙方。
依照当时学者们的设计，拉动内需，一是政府多花钱，多投资，积极财政政策因之而启动；二是让老百姓把兜里的钱多掏一点。当年居民储蓄余额超过6万亿元，被看作赶不出来的“笼中虎”。实行长假制度，就是要刺激消费，让老百姓既有时间花钱，钱也有地方花。
盘点7年来的黄金周，这个目的是否实现，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从每年都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的旅游收入，大体可以认为，黄金周确实创造了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消费市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黄金周之后的一个月，总是会出现消费低迷的情况，这或许说明黄金周的火爆，只不过是提前集中消费，消费总量并不会因此而发生太大的改变。
这种争论的准确解答需要数据支撑姑且不论，但是，不管黄金周的含金量到底怎么样，学界的争论仅限于此，恐怕已经扭曲了问题的本质。在我们看来，黄金周含金量高不高，不在于旅游收入是否高增长，而在于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可以在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前提下，享有更多的追求高质量生活的自由，以及对这种追求的满足程度。
从这个角度考量，黄金周存在着被异化的可能。物质含金量的增长并不同时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以及更多的选择自由。尤其是，今天中国公民对休闲和旅游的消费需求已经越来越高。
很多人的经历表明，在长假期间去旅游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黄金周人为地制造了旅游产品的供应短缺，导致各个旅游景点人满为患，火车票、机票紧张。短缺导致服务质量大打折扣，同时却给一些旅游产品提供者涨价提供了借口。在他们看来，价格是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短缺必然要求价格的提升。
同样不可回避的是，政府部门也因此陷入了复杂的管制和调控之中。这其中的管制成本有多高，恐怕很难量化计算，而这也折射出黄金周仍未抹掉的计划色彩。黄金周作为拉动经济的手段进入公众生活，旅游主管部门也一度把对长假的宏观调控作为工作重点，这种思路贯穿于所谓“假日经济”的各个层面，也因此，黄金周更多地被看作一种大生产式的经济运动，而非公众的休闲节日。
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必然带来更加旺盛的休闲和旅游需求，而黄金周是没有足够的伸展空间容纳这些需求的。一些旅游主管部门的人士认为，进一步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出更多为公众所接受的旅游产品，加大对旅游环境的整治力度可以解决现在的尴尬。在我们看来，这固然有助于为公众提供更多选择，但是黄金周的产品和服务短缺，并不能够反映旅游休闲市场的真实供需关系，因而，据此进行的市场调整，也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浪费和无效供给。
这些年，对于黄金周的改革呼声日高，国家发改委的研究机构曾建议实行每月末集中放假的小黄金周制度，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取消黄金周，推行带薪假制度。这些主张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我们的看法是，不管制度设计如何考虑，公众休闲的自主权利，以及为此提供足够的便利，都应该是制度设计的基础。
对任何一个公民来说，黄金周的含金量都不在于旅游收入增加了多少，不在于GDP因此增加了几个百分点，我们是否能够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在生活，并且享受这种选择带给我们的快乐，这是惟一的标准。如果并非如此，公众迟早都会对这种制度设计投反对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