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增加供给，控制需求”是讲房产政策的人嘴里常叨唠的一句话。“增加供给”似乎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但要提起“控制需求”就有点犯众怒了，因为这好像等于说是“不让什么人买房”，让人联想到某某开发商的狂言：“让富人住进城，让穷人搬出去”。市场上人声鼎沸，吵得不可开交，也总该冷静下来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房住，不能再拖下去，让贫富进一步分化。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愿望。
让穷人和富人各得其所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中国经济时报本期推出“构建住房梯度供需结构问题调查”一组报道，就是希望引发人们对中国住房问题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而不是民粹主义的情绪冲动，以有利于推动公共住房制度的建立和供需结构的改善。促进多元化住房格局的形成，为住房的梯级供给和消费做好准备，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首先把穷人的问题解决好。这也许是当前解决10多亿人口住房困局的一种现实选择。
构建住房梯级供需结构问题调查之一见习记者 谢丽佳
廉租户遭遇补贴“缩水”
北京宣武区响鼓胡同3号，张秀荣的家就藏在院子的旮旯里——6平米的平房就是她和女儿的栖身之所，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只留给母女俩一条狭小的过道。
“如果我能领到全额租房补贴，就可以租到稍微宽敞点的平房，应该可以再添一个小饭桌。”张秀荣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自己属于无房户，完全可以申请到全额租房补贴，但其户口所在的陶然亭房管所扣除了她7平米的租房补贴。
1999年，与丈夫离异并独自抚养女儿的母亲张秀荣，在历经7次搬家后，已经囊空如洗，再也无力负担越来越高涨的租房费用。最后，张秀荣只得硬着头皮求助朋友收容。
2001年12月28日，张秀荣的“归宿”出现了一线转机。她从朋友那里打听到自己符合廉租房的申请条件，于是兴冲冲地到陶然亭房管所提出申请。
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张秀荣母女俩的家庭月租金补贴＝【租金补贴标准（25元）×家庭应享受的廉租住房保障面积（10平方米）—租住公有住房的面积或者个人私有住房的面积（0）】×人口（2），应为500元，但所里工作人员坚持扣除张秀荣在朋友家借住的面积，并要求她出具朋友的房契。
“别人怎么会把家里的房契给我啊？那又不是我的房。”张秀荣告诉记者，最后，那位工作人员让她自己估计一下借住房屋的面积，她提出的3平米被该工作人员否定后，为了能够顺利通过申请，她听从一位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建议填下了7平米。
“那时马上就要电视摇号了，而且也快到春节，我只想尽快找个落脚的地方，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也只能委曲求全。”张秀荣回忆，当时母女俩仅有的固定收入是每月580元的低保，生活已经非常拮据，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贴租房子，因此只能按照325元的廉租补贴寻找房子。
经过四处打听，她终于找到了这间6平米的平房。325元的租金由房管所每月打入房东的银行帐户，去年北京市每平米廉租补贴涨为30元，张秀荣每月可以享受到390元的补贴，这间房子的租金也随之涨到390元。
张秀荣告诉记者，自从和丈夫离异后，她一直在想办法找工作，希望能赚点钱改善孩子的生活，但自己没什么学历，又上了年纪，没人愿意长期雇她，只能间或打打短工。然而，1997年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她的坎坷命运雪上加霜，她患了子宫肌瘤，需要马上开刀摘除。
“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哪有钱动手术？对我来说开刀简直就是奢谈。”张秀荣丝毫没动过手术的念头，她顾不了医生的警告，只是服用一些廉价药物。
肿瘤不断长大，身体每况愈下，张秀荣干体力活越来越力不从心。
“为了女儿我也得撑下去。”她告诉记者，朋友帮忙介绍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每份报纸赚4分钱，一个月能收入100多元，好歹也可以补贴些家用。
谈及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张秀荣的表情变得复杂：“频繁搬家让孩子在初一时就中断了学业。由于学历太低，孩子虽然已经19岁，仍找不到工作，只能时不时帮别人做点促销等零工。”
“我心里非常矛盾。”张秀荣坦言，一方面觉得孩子辍学可以省下一大笔学费开销，负担轻一点，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无法尽到身为人母最基本的责任，愧对孩子。
记者告诉张秀荣，女儿享受低保，可以向陶然亭街道办事处申请帮助寻找工作。张秀荣表示，女儿的档案至今还留在其以前所在的中学，因为担心提取档案学校要收费，自己一直未与学校联系，因此街道办事处也无法帮忙找工作。
住在北京宣武青风夹道12号的刘富英与张秀荣遭遇了相同的补贴“缩水”事件。
2001年10月申请廉租房时，刘富英一家租住在一间11平米的小平房，陶然亭房管所因此扣除其11平米的租房面积，只按照19平米发放刘富英一家3口475元的廉租补贴。现在一家人还是按照19平米的面积补贴的570元钱，租了这里一间12平米的平房，3口人共居一室。
“从2001年租住廉租房至今我已经搬了3次家了。”刘富英告诉记者，廉租合同是一年一签，一年约满时，房东们要么提出涨租金，要么怕房屋拆迁时，租户跟他们争拆迁补偿，要么担心租户呆时间长了赖着不走，拒绝续约就这样他们只能不停地搬家。
“只要快到合同期满，或者一听到拆迁这些字眼，我的心都在发抖。”刘富英说，这几年自己的心都是抠着的，从来没有伸展过。
张秀荣也对记者表示了同样的忧心，不过因为其租住的房屋面积太小，很少有人问津，反而让她自2001年迁入一直居住至今。
相较之下，刘富英还是幸运的。陶然亭街道办事处为她介绍了一份社保所的工作，月收入600多元，再补上低保差额，一家人每月能拿到900元。虽然不工作也能拿到900元的低保，但她觉得有点事做心里要踏实很多。
“自己过得紧巴点，拿出一点钱，再加上570元的补贴，是可以租一个宽敞点的房子。但是，我连女儿的学费都交不起，哪里还拿得出钱改善居住条件！”刘富英告诉记者，她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每年光学费就是五千，每月那点收入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女儿这个学期的学费到现在还拖欠着。
“我们并不苛求政府帮我们解决所有的困难，只是希望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政府的恩惠。”张秀荣和刘富英均表示，政府的低保以及廉租房政策帮她们解决了生存的大问题，她们一直心存感激，但陶然亭房管所扣除她们这些无房户的租房面积有违政策。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这种无故扣除补贴面积的现象并不在少数，甚至连一些拆迁的廉租家庭也被扣除了补贴面积。
此外，很多廉租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希望能够有个固定的住处，盼着能住进公房。
“买房我们这辈子连做梦都不敢想了。对于租房我们也没有多高的要求，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张秀荣告诉记者，租住私房总是担心被扫地出门，如果能住上公房，心里比较踏实。
“我们按时交房租，还能给政府省下补贴金。”刘富英表示，如果能够租住公房，即使不领廉租补贴也愿意。
“边缘人”期待“去边缘化”
“不管怎样，她们多少还能够得到一点补贴，我才真是求救无门。”51岁的离异妇女王未蓉，自去年标准租腾退以后，向房管所争取租住了一间地处宣武区留学路41号院11平米的公房，但该平房的承租人是她的弟弟。这就意味着，即使该处拆迁，获得补偿的人是其弟弟，而不是她。
“我现在是标准的无房户。如果真到拆迁那一天，我就一无所有了。”王未蓉告诉记者，一想到这一点，她心里就犯怵。再加上儿子已经大了，母子俩虽然一个睡床，一个睡地，毕竟不方便。于是，王未蓉决定申请廉租房。
但每月664元（两人平均332元）的退休工资，将她拦在了低保线之外，廉租房也成为泡影。
“就因为32块钱的差距，我就不能申请廉租房。”王未蓉十分无奈，她希望政策能够适当放宽，惠及像她这样真正有住房困难的群体。
同样是标准租腾退，离异妇女康微得到的是10万元的补偿，相对于北京的房价，仍然是微不足道。于是，她在离孩子学校不远的崇文区西草市街租了一间月租500元的平房，放弃了买房的念头。
事实上，和康微有相同烦恼的人不在少数。记者从北京建委获悉，北京自2002年开始对危改拆迁地区的廉租家庭实行租金补贴还贷购房政策：廉租拆迁户所得拆迁补偿款扣除搬家费后，两人户不足13万元，3人户不足16万元，4人户不足18万元，由政府部门在上述家庭购房时通过支付贷款方式补足差价。
但是，由于补偿标准与市场房价相差甚远，所以，真正申请租金补贴还贷购房的家庭并不多。截止去年12月底，只有99户低保家庭获得了租金补贴还贷，户均月补贴483元。
“每月600元的低保收入，就得拿出500元租房子。”康微告诉记者，她患有糖尿病，心脏也有问题，剩余的100块钱连买药都不够，何谈维持母女俩的生活。
于是，她到其户口所在的陶然亭街道办事处申请廉租房，但工作人员表示，10万元的补偿算作其收入，除非她委托廉租住房管理部门专户存储，否则不能申请廉租房。而且，如果在半年之内，这10万元不用完，其低保资格也会被取消。
记者查阅《北京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京国土房管住宇20011005号，其中规定：“凡被拆迁的低保或优抚家庭，可自愿选择申请廉租住房或领取拆迁补偿款。其中，领取拆迁补偿款的家庭不得再申请廉租住房；凡选择承租廉租住房的家庭，其家庭应得拆迁补偿款须委托廉租住房管理部门专户存储，在其家庭月收入水平提高退出廉租住房时，将该笔资金本息退还其家庭，用于解决住房问题。”
“我的女儿在念初中，还需要大笔的花费，我的身体也不好，光靠低保根本不够。”康微表示，如果将10万元存入廉租住房管理部门，母女俩根本无法生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还有许多既不够“吃低保”，又无力买房的 “边缘”群体，渴望住上廉租房。
据悉，北京市廉租中心曾在市内的危改地区作过调研，得到了这样一组数字：这几年每次城市拆迁中，拆不动的家庭占30％，其中只有5％符合低保条件，剩下的25％便成了“边缘人”。
而实际上，不只是边缘人群，一些边缘地区的廉租体系尚未启动。记者从北京建委获悉，目前城八区已建立了廉租房制度，剩余5个远郊区县尚未启动。目前建立的市、区、街道的三级管理体制，虽然解决了审核配租、退出等方面的管理性工作，但随着保障面的扩大，管理任务的增加，人力财力配备明显不足。
监控漏洞滋生“投机”
“一些生活真正困难的老百姓无法享受到廉租政策，反而是一些‘严重超标’人群想方设法地骗取低保和廉租补贴。”某街道办事处民政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对家庭收入缺乏有效的监控体系，不少不符低保和廉租条件的居民，要么通过瞒报，要么凭借关系，弄到了相关补贴。
有些老居民居住时间长，背景复杂，很难摸清其真实的住房和收入情况。尤其是现在各街道办事处人事更迭，许多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更加大了核实工作的难度。
虽然政策规定，一经发现谎报材料，申请人不仅将被取消资格，而且还会被罚款。但由于办事处工作人员长期和居民打交道，碍于情面，最多也只能是取消其享受资格。因此，人们对于谎报的后果并不在意，钻空子的人不少。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北京的廉租房政策一直是附着在民政部门的“低保”体系中的：廉租户首先必须连续享受低保一年以上；其次，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7．5平方米。即只有经济和住房“双困户”才有资格享受廉租房。
“也就是说，民政与房管两个部门协作配合，才能很好地落实廉租政策。”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房管部门先签租赁协议再入户调查的程序，让很多人乘虚而入。她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人所谓“租房”，“房东”就是父母或亲戚；有些人“租”的房子不仅面积大，装修设施比一般家庭奢华得多……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宣武区大吉片一位居民向记者透露，有一位朋友就以租他房子的名义，每月享受900元（3口人）的廉租补贴。事实上，这位朋友并未在此居住，每月的补贴则由该居民转交给他。
“房管部门应该先入户调查，调查清楚房屋情况以及房源，再签定租赁协议。”办事处工作人员认为，只是调换一下程序就可以堵住不少漏洞。
“不只有骗取货币补贴的现象，实物配租也存在弄虚作假。”宣武区大栅栏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他的一位朋友居住在广渠门北里的廉租房里，但其原住房并没有按规定腾退。
据记者调查，广渠门北里的廉租楼是北京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全市惟一一栋廉租住宅。目前入住的全都是住房困难的优抚家庭（持有《革命烈士证明书》、《革命伤残军人证》等6类证件的家庭）以及老劳模家庭，他们按每月每平方米2．4元上交租金。
按规定，入住该配租房的家庭，必须腾出原有住房。但北京建委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其中有些家庭拒不腾房，不履行当初的协议，已腾退住房的家庭意见很大，给各区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他指出，应该会同法院等部门出台相关腾退规定，建立腾退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