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文
大连某皮制品有限公司内曾经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装运原料的货车不慎翻车，将一名外来工砸伤，公司领导找到导致事故的间接责任人李某，让其写个检讨，李某认为自己无错，拒绝检讨。李某的强硬态度，惹恼了公司领导，公司遂于2004年1月5日，对李某做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结果被职工告上了仲裁席，后又把官司打到法院，最后，以公司失败而告终（见《半岛晨报》）。
由于新闻中没有交代，因此笔者对法院判决公司败诉的依据不得而知，但写检讨是一种反省自己思想的行为，而被责令写检讨，在一定意义上是在惩罚过错人主观上的过错，也就是令一个人进行思想上的反思，甚至可以说是对一个人的思想进行处罚的一种方式，它的可怕之处是当中检讨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就是要像上刑一样，不断地折磨人，让人通过心灵的痛苦来达到所谓治病救人。但思想是不会直接对社会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的，思想也是不获罪的，因此，即使员工有过错，企业也只能对其过错行为依规定进行处理，而不应责令其写检讨。
写检讨书在我们国家曾经盛行过的，无数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人物都被“责令生产过检讨书这样的文字。那无疑是一种在政治、道德和品格上对自我的否定，是对个人尊严的自我摧残。尽管无法考核检讨书这种文本里面有多少真话、有多少假话、有多少违心的话，但不可否认以往那些检讨书里面很多都充满了思想暴力。那些检讨书所表达的事实或思想是真是假，往往已经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文字表露了人们的羞愧、屈辱、无奈、惊惧。读读当初人们自贬自损自辱的一篇篇检讨书，看看由此产生思想“改造后人们之间的落井下石以及道德上的集体沦陷。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对人的所有惩戒的方式中，采用责令人们写检讨书的方式是极其有害的，因此应予摒弃。
尽管没有法律规定，写检讨是否属于惩罚人的手段，但写检讨往往都带有强迫性。因为，被责令写检讨的人一般都处于弱者地位，不写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像“文革时期的被专政分子面对红卫兵，尽管你想不通，也不能不按照他人的要求承认你的所谓错误。这无异于一种刑讯，却又不具备法律上的意义。
由于写检讨是一种被动检查，也就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被责令写检讨者，往往都是出于无奈，为了过关，只好先“交代动机，然后将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最后仿佛自己也不齿于自己的“思想的肮脏，并与责令者一起将本体
“打倒，以获新生。但过错者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却根本无人得知。结果是被责令写检讨只能是形式上的走过场，根本不能起到惩戒作用。为此，不仅是企业，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应彻底摒弃责令写检讨这种处罚方式。（9G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