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近代史上，中国经受了无数外侮，国人可以轻易说出鸦片战争后70年的时间里谁占了中国的领土，谁让我们付出了巨额赔偿，谁逼迫我们开放通商口岸，然而，我们也应想到一个问题：别人欺侮我们之前，我们是否自己“欺侮”过自己？
据彭忠明先生一篇文章介绍：李圭《鸦片事略》记载，“（明代）成化年时中国得其取汁之法，嘉靖初其法亦精。”广东沿海一带，康熙时已有人吸食（一百多年后，林则徐才诞生），中国人还发明了吸食鸦片的“烟枪”，然而，在漫长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居然没人敢说真话，直到道光时，才有林则徐等少数几个人提出禁烟，而此时吸食鸦片早已成为国人的一种时尚，禁烟运动也以失败告终。
要说老百姓对鸦片“过时不食，全体废弛，精神日耗，死则随之”的危害一无所知，是不真实的，唯一的解释是在当时的中国向统治者说真话太难了。向地方官员说真话吗﹖专制政体下的官员非常看重“政绩”和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最怕别人挑脓包，因为“政绩”和“形象”关系到他们的升迁。就说举报有人吸鸦片吧，你不闻不问，没有谁来追究你知情不报的责任；你主动反映情况，所在地区的官员不但不认为你热心公共事务，应该得到奖励，反而觉得这个人多事，他们会挖空心思压制你，甚至迫害你。而专制社会上下级的地位是非常不对等的，上级想搞下级的名堂，一句话就行了；下级受了委屈，想讨个公道，跑断腿也没用。下级对上级有天然的恐惧之心，老百姓也就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驼鸟哲学。
向地方官员说真话不行，直接向皇帝反映如何？也一样充满风险。政治专制导致人浮于事，责任心乏缺，老百姓的意见、建议能否顺利到达皇帝案头，本来就是一个问题，即使运气好，意见、建议被皇帝看到，引起重视，结局也未必美妙。对臣下的意见、建议，皇帝不外乎两种做法，一是凭个人的感觉判断；二是派人调查，根据“查实”的情况决定处理的方式。皇帝凭个人的感觉判断，可能对举报的人有利，也可能对举报的人不利；有利，举报者想得通，好心得到好报嘛！不利，举报人会觉得委屈，毕竟举报有人吸鸦片，是为公而非为私。皇帝派人调查，结果也有两种：一是调查人员排除各种干扰，摸到了真实情况，证明举报属实，自然皆大欢喜；一是调查人员工作漂浮或被地方官僚和利益集团收买，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个时候举报者的命运可想而知，轻则自己的脑袋搬家，重则被诛九族。在皇权时代，一个人在别的地方受了冤枉，还有借助皇帝洗雪的机会，被皇帝冤屈，讲理都没了地方。
说真话有那么多麻烦，做“驼鸟”半点事也没有，人们自然会选择后者。而从国家这个角度看，国人吸食鸦片之初，禁烟极其容易，但统治者不掌握情况；一旦统治者发觉了鸦片的危害，许多问题都彻底复杂化了：吸食者队伍的膨胀、外国鸦片商的利益、各种各样的社会保护伞……林则徐禁烟运动的失败，不在于个人能力的强弱，也不在于公众的支持度够不够，而在于反制力量过于强大，这反制力量完全是不能说真话的环境养大的。
别人的欺侮其实并不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社会没有一个合理的体制，自己“欺侮”自己，自己削弱自己，自己淘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