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有一位人物我们不可忘记，尤其是对摄影界、新闻界、出版界，他就是舒宗侨。
日前，记者捧着鲜花轻轻地走进上海某医院的老干部病房，只见93岁高龄的舒宗侨老先生侧身躺在病床，发出轻微的鼾声，白发银眉，脸色红润，一点都不像一个病人。可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儿告诉我，今年他已是第四次进医院了，整天都是睡着，主要靠输液维持，对往事几乎全已忘记，因此当央视等媒体要来采访，医院和家属不得不婉言谢绝。
老人耳背，可他又似乎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的眼睛微微睁开了。
“舒老，您好！您还认得我吗？”我在他耳边大声地说。舒老盯着我看了好久，点点头，微微一笑。
“这是您以前给我的，上面的字还是您亲笔写的呢！”我把10年前采访他时留下的资料、剪报递到他眼前。他盯着不出声。女儿说：“想起来了吗？”他点点头。
是啊，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怎么会忘记呢！
从复旦走出的新闻人
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4年，舒宗侨最得意的一桩事是1935年复旦建校30周年纪念时，创议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报纸展览会”。这次展览，展出中外报纸杂志数千种、新闻史料、印刷、电讯活动等，当时《申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复大报展，是使吾人自知所短，力求改进，其意义实大……。”通过报展，舒宗侨认识不少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如戈公振、成舍我、马荫良、汪伯奇等。
“八·一三”时，舒宗侨已在苏联塔斯社工作，他冒着激烈的炮火采访驻守在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参加大本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10月，舒宗侨随塔斯社转移。先到南京，又到武汉，访问过冯玉群、邵力子、周恩来等党政要人。和塔斯社同事罗果夫等到徐州前线采访，见到李宗仁、张自忠、于学忠等将领。
武汉保卫战幸免于难
1938年秋，武汉保卫战开始。10月日寇从各方包围过来。塔斯社与中国新闻机关直到最后才撤退。10月22日傍晚，舒宗侨等三位塔斯社中国职工登上《新华日报》雇用的“新升隆”号，与新华日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向重庆方向撤退。船行很慢，走了一晚，才到距武汉百余里的嘉鱼县城燕子窝，不料23日下午3时半，日机发现他们的轮船，一枚燃烧弹正中驾驶舱，全轮着火！不过半小时，轮船只剩下了一个铁架，清点人数，伤亡约七八十人，舒宗侨因迟上船一步，幸免于难。当时，他目睹江中被炸的船只有5艘之多！
地下室里编《联合画报》
1941年，中、美、英三国宣传部门联合在重庆创立了一份为同盟国宣传的战时画报——《联合画报》，主办单位名称为“联合国幻灯供应社”，由舒宗侨担任主编并负责一切编辑发行业务。在重庆南岸玄坛庙中央电影场楼下一间阴暗的地下室工作。他们在创刊号上宣称：“用我们的照相机，将联盟国英勇奋斗的情况与战绩留诸永恒。”画报每期4开一张，以真实性、时效性赢得了读者。初发行时只有三五千份，没三个月销路即增加到万余份。重庆美国新闻处看到此状况，他们马上接过去，但仍由舒宗侨任主编。由于凭借雄厚的物质力量，图片材料由盟国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运来；中国及印缅战场随时有通讯部队拍摄照片；在重庆设立无线电传接收站；在重庆、成都、昆明几大城市特别注意发展街头报贩叫卖；有盟机通航的大都市，还用飞机免费运送。这些做法，使得《联合画报》克服了敌机轰炸、经常断电、纸张缺乏等困难。发行量增加到5万份以上，为了使前方将士也能看到画报，凡是有盟军的地方，他们每期都要送去，而且还通过盟国飞机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时，把画报从空中撒向敌占区，开展“心理作战”。
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
1945年8月10日晚上，广播里传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许多人对胜利后做什么都来不及考虑和准备。而舒宗侨早有两个打算，一是尽早出版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他早已在积累图片和文字材料，编写大纲。当时的想法是这次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死于战火的人民数以亿计，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这些罪魁祸首虽被打倒了，更重要的是要让世人接受二次大战的教训，要珍惜和平。对中华民族来讲，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牺牲了几千万人，我们有责任编写一本书，（记得舒老当时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这是他的责任），用图片和文字，告诉子子孙孙永记不忘；二是到上海继续出版新闻性画报《联合画报》。抱着这两大期望，舒宗侨以极其激动的心情，于1945年8月搭乘美国新闻处的飞机回到了上海。一身别无他物，只有所搜集的照片、资料、胶版。
抗战胜利后，美国新闻处也已无意再办《联合画报》，为了表示对舒宗侨在二战期间主持画报工作的贡献的谢意，他们以1美元的象征性代价把《联合画报》的版权和商誉转让给了舒宗侨。在上海出版的《联合画报》改为10开20页的杂志型，靠着在战时建立的摄影通讯网，每期都刊载了大量反映当时重大事件的新闻照片，站在民主的前沿，直到全国解放前停刊。
《联合画报》复刊后不久，舒宗侨就宣布预订《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由于在大后方建立起来的信誉和在收复区给人的较好的印象，预订广告一经刊出就有几千订户，这些订金不仅解决了画史的资金问题，同时也缓解了画报经济开支困难。
为了使图片收得更全，舒宗侨经常到虹口横浜桥附近的旧货摊去寻日侨丢下的画报、图片、照相本之类。有一次，在一家接管的敌伪报馆里，竟从他们的废照片的抽屉里找到一张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议会宣读投降诏书的照片。在外地，特别是南京，舒宗侨从中央社、励志社、以及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参加抗战的个人、摄影记者处获得源源不绝的史料照片。专业和业余摄影记者提供照片者有50多人。舒宗侨因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他们几乎把最好的照片和6寸底片都给了他。这样丰富的图片来源，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
在二次大战胜利一周年之际，1946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出版了。这本精装烫金的画史，收有800余张照片，35万字，80幅地图，60多种文献。到1946年10月16日，舒宗侨又将戈林等22名高级纳粹战犯送上绞刑处死的照片也增补进去。到1949年，短短3年之中，3次再版，发行量达4万余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还未出版时，舒宗侨和曹聚仁先生就在筹划并进行了《中国抗战画史》的编辑出版。此书于1947年5月问世，收有1167幅照片，45万字，60幅地图，近百种战史文献。其中近万张有关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珍贵照片是向上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征集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塘沽路乍浦路的上海市参议会召开军事法庭，审讯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石美瑜庭长的桌子上就放着这两部书，那是用以印证日本侵华军在南京以及各地暴行的。这些图片材料，解放后在许多展览会上和控诉日军暴行时，被大量展览翻印或引用过。
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也收藏着这两本书。
1987年，北京中国书店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将这两本书重新影印出版，不过舒老是到1990年才知道此事的。这还是由一个离奇的故事所引起的。
1989年冬天，舒宗侨忽然接到一封老读者的来信，信中祝贺他的两本《画史》重新影印出版。他起初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事，虽然曹聚仁生前曾告诉他在海外曾见过几种《画史》的盗印书，但自解放后舒老曾为这两本书挨过整，受到批斗，背上了不少罪名，他从来没想到这两本书会重新出版。
舒老在兴奋、欣喜之余，又感到被莫名侵权的气愤。后经了解，原来是中国书店以为作者已不在人世，故未寻找原作者及其家属，也未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出版了这两本书。时任中国书店出版部主任的马建农亲自飞往上海，代表中国书店向舒先生和曹聚仁夫人邓珂云赔礼道歉，按规定支付了稿酬，并补办了出版协议等有关的一切手续，双方都对此表示满意。舒宗侨与马建农也由此成了一对忘年交。
晚年仍坚持收集珍贵照片
舒宗侨在2001年被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在失去那些无比珍贵的照片、资料后，晚年的他又锲而不舍地重新开始收集，并自费大量翻印，提供给媒体和有关部门。他甚至在茂名南路街道小小的路边橱窗里举办抗战影展，此举在当时曾受到多家外国媒体的关注。因为在世界上还有人在惦记着这位老人。
作者:◎深圳商报驻上海记者楼乘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