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急于推动联合国改革并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德、日、印、巴“四国联盟”作出妥协，同意将提案中联合国改革后的理事会框架从25国改为26国，以与非洲联盟的提案保持一致。同时，“四国同盟”表示，拟在8月下旬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表决。
60年之前的德国和日本相同，均采取进攻主义的国家路线攫取国际体系的财富、空间和国家威望。60年之后的德国和日本却存在很大的不同，德国已彻底抛弃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强权诉求，专心商业立国的和平主义国家发展战略，而对历史问题依然认识不清的日本却依然维持着除美国以外居于世界最前列的军事开支规模和几乎最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
联合国机构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权力重新分配要求。60年之前的德国和日本相同，均采取进攻主义的国家路线攫取国际体系的财富、空间和国家威望。60年之后的德国和日本却存在很大的不同，德国已彻底抛弃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强权诉求，专心商业立国的和平主义国家发展战略，而对历史问题依然认识不清的日本却依然维持着除美国以外居于世界最前列的军事开支规模和几乎最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
德国：从战败国到欧洲发动机
1948年7月的一天上午，I·G·法本托拉斯原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在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边，面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位是美国驻德国总督、美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另一位是美英共同占领区经济委员会主任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克莱将军把后者召来的主要目的是要他对自己擅自采取的取消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配给制度进行说明。
然而也正是在这次会晤中，这位操着柔和的弗朗科利亚家乡口音的巴伐利亚教授的论点赢得了前者的认同。在他离开之后，艾哈德教授开始着力兜售为振兴战败、破产的西德而制订的经济计划。他把它叫做“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即“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从此以后，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为黑暗的三年”中爬了出来。艾哈德教授面对着普遍的怀疑和反对，几乎是单枪匹马把他的经济哲学移植到萌芽成长中的德国。在此后的25年中，“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幼年的德国改造成了仅次于美国、苏联、日本的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之一。1961年《幸福》杂志形容德国是“经济上羽毛未丰的国家”，而到1975年《纽约时报》在写到德国时已改称她为“经济上的巨人”了。
谁也不能真正评价德国从战败国到欧洲发动机的转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缘于德国“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还是德国从战后国际体系中得到的好处。仅仅可知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风云变幻的数十年中，德国曾费尽心力，企图实现统治欧陆的政治野心：俾斯麦的“铁血”外交、威廉二世的“阳光下的位置”，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最后，这些建立在“血”和“铁”之上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国家主义”不但没有取得它既定的目的，反而以对欧陆制造出一场又一场的罕见的世纪杀戮而终结。而在战后的短暂的一代人时间里，德国就用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机床、机车、重型工程设备、机器、发动机和其他出口商品在世界各国建立起了商业桥头堡，比希特勒用几百万军队对欧洲、苏联和非洲进行的失败了的军事征服所建立的桥头堡远为稳固和长久。
近几年来，德国经济表现不佳。2002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2%，居欧盟各国之末；失业率居高不下，全年失业人数月均在406万规模上徘徊；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3.7%，突破《马约》标准；德国DAX股市动荡不止，市值缩水达44%。德国经济表现疲软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德国经济结构老化。德国的传统制造业占GDP高达30%以上。而传统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和利润平均化影响。加上德国现行体制中的“三高”（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在于外部冲击。近两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自身复苏表现欠佳，加上日本经济十年沉疴，欧盟经济总体复苏鲜有起色，诸多因素叠加起来，阻滞了德国经济的回升。
日本：一位“搭便车”的财富机会主义者
1945春，冲田去探望一个东京帝国大学教工程学的朋友。两人都知道战争败局已定，便谈起了可吸取的教训和日本战后前景。这位教授在日记里写到：冲田认为，只要日本能从惨痛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也就不能算是全盘皆输了，即：“日本的自然资源如此匮乏，今后的发展要靠高精密工程技术。”换言之，冲田认为，日本应集中精力进口原材料，制成优质产品，再将其出口。
后来任日本外相的冲田的观点颇能代表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大战略：“商业挂帅的政治现实主义”。日本外交战略中追求强权的精神现在完全转向了经济竞争。在经济竞争中，实力就在于生产效率、市场控制、贸易顺差、货币坚挺、外汇储备、技术先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外援。日本领导人把国内体制也来了一番改革，以更好地执行其商业的政策。政府机关和商业界联手建立了一套以大藏省、通产省和经济企划厅为主的系统。外务省的地位大大降级。防卫厅根本就不具有部级地位，完全从属于大藏省。为政府工作的两位经济学家说：“银行和政府经济部门在这次经济高度发展的第二次‘全面战争’中就像是战时的参谋本部一样。”
同时，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治下的和平”提供了一种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一个战败了的、为世人所不齿的国家能躲在这个秩序的保护之下埋头发展经济，以期有朝一日再以大国姿态出现。日本在战后的国际秩序中比任何国家都受益更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是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转折点。从1951年到1953年，日本接受美国侵朝战争的“特需”就达24亿美元。所谓“特需”就是指美国侵朝战争期间，美国对日本持续而大量的军需订货和驻日美军官兵及其家属的个人消费品的采购。巨额特需，给道奇路线下处于“稳定恐慌”中的日本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战争初期紧急采购的特需，使“道奇危机”时积压的1000亿至1500亿日元商品销售一空。随之而来的大量订货，急速启动了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同时，巨额的特需收入及出口和外汇储备的增加，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造成了所谓的“特需景气”。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从国际体系中所享受到好处继续增加。1965年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日本除原有的美军“特需”订货外，又有了越南“特需”订货。美国侵越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有1500种是由日本提供的，从1965年至1969年，五年间就达到25亿美元以上。加上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世界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国际贸易市场不断扩大，世界市场上原料价格比较低廉，为日本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18%，几乎连年顺差。到1971年，日本出口额仅次于美国和联邦德国，列世界第三位。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62年9月，伦敦《经济学家》周刊第一次发行了日本专集，题为《令人惊奇的日本》；1967年该周刊再次发行日本专集，题为《升起的太阳》。同时，美国哈曼·汉的《纪元2000年》、瑞典波尔·黑德贝格的《日本的挑战》以及布热津斯基的《日本——娇嫩的花朵》等书也相继出版，对日本的经济奇迹大加赞扬。
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弃金本位，实行新经济方案。美国开始对一切日本进口征收附加税，并迫使日币升值。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美日贸易摩擦日益加剧，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密会于纽约广场饭店，签约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史称“广场协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就一直处在低迷状态，1992年至1994年连续三年“零增长”，虽然1995年至1996年两年增长率有所回升，但依然是“体质虚弱”、“内需不足”。
纵观20世纪，机会主义者日本在外交上总是与国际体系的最强者结盟。1902年的英日同盟，1940年与德国结为法西斯同盟，二战后又与国际体系的领导国家美国结盟。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日本却总是在强权国家和商业国家之间摇摆。1887年，日本著名政论家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伦问答》中写到，依靠武力侵略和掠夺来获取领土、财富和国家威望无异于反时代的疯狂。这对于当前右翼势力抬头、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依然严重不合史实，且依然维持着除美国以外居于世界最前列的军事开支规模和几乎最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的日本来说，不能不说仍然是一个警示。（来源：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