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深圳改革开放25年，发生过那么多动人心魄的大事件，为什么没出现一部反映这一历史的小说巨著？
南翔认为，深圳的人口流动性大，很多作家来而复去，对城市的肌理还缺乏深入了解。如果没有好的人物、好的细节来构筑作品，文学就只是海市蜃楼。关键是要找到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契合点。南翔说：“深圳的作家包括我在内，之所以没写这样的作品，就是还没有找到这个契合点。”
南翔，本名相南翔，1955年出生，教授，一级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深圳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
南翔长得有点像罗大佑，清癯的脸，高颧骨，戴一副大眼镜。手脚麻利，快步如飞，有人调侃说看到他就看到了深圳速度。可一旦说起话来，他的语调又变得不紧不慢、娓娓道来。
写作得益于“脸皮厚”
南翔同时拥有两个正高级职称：教授、国家一级作家。他笑称自己“脸皮厚”，不怕退稿，才能走上写作这条不归之路。1978年，他考上江西大学中文系，课余时间不是泡在图书馆里，就是找块僻静草地写作。写得多，退稿也多。生活委员管收发，隔段时间就叫：“南翔，你的信！”同学一看那么厚一封，就知道南翔又收到退稿信了。但他脸红心不灰，坚持写，终于收到了稿件录用通知书。大三时他就发表了短篇小说《在一个小站》，发表在《福建文学》，大四时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毕业时，他在班里的成绩排名不算突出，百余同学只能排到第40名左右，但系领导坚持让他留校任教，就是看中了他已经崭露头角的写作才华。
二十多年光阴流转，一届届学生来了又去，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南翔始终不曾放下手中的笔。他把文学创作当作心灵的一个窗口，让灵魂自由飞翔。近年来，他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当代》、《上海文学》发表《博士点》等中篇小说50余部；出版了《海南的大陆女人》、《南方的爱》、《同一片蓝天》等多部长篇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他还抽空写散文，在《随笔》、《美文》、《中华散文、《散文》以及海外报刊发表了百余篇。他的作品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等20多个奖项。身为大学教授，文艺理论与评论也是他的擅长。一本观点独创的《当代文学创作新论》既是他的心得，也是他的讲稿。
写小说总想“变脸”
近几年来，南翔写了很多中篇、长篇小说，但他自己最看重的还是中篇。近年每发一个几乎都被转载、连载。他较出名的几部中篇小说，题材各各不同。《博士点》之后的《博士后》写的是大学里的宝塔尖；《铁壳船》旨在通过一个老渔民的故事写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与人物命运的关联；《东半球、西半球》表现的是男人把妻儿送到国外定居，自己却因为在异邦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暂时留在国内，双方情感滋生变异，在这个中篇里，南翔把6篇散文插入小说，类似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他最新一部发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我的秘书生涯》，则是以一个市长秘书的生活视角，表现当代社会的心理皱褶及波澜，小说一经刊出，就有南京等地的报刊开始连载。现在，他正在酝酿写一部抗战题材的作品，欲将当年在南京救人无数、有中国的“辛德勒”之称的国际友人拉贝、魏特琳等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混为一谈”。
上大学之前，南翔曾在车站当过7年工人，装卸过200斤一袋的大米、枕木和钢板。他最初登上文坛的作品都跟铁路有关，譬如上个世纪90年代写的长篇《没有终点的轨迹》；后来又写了“大学系列”，将大学做了一个全面扫描，一共七个连环套似的中篇。颇有创意的是，主要人物在单篇中出现，次要人物反而贯穿始终。现在，他的“触角”已经越伸越远。在他看来，作家最可怕的就是失去灵感、重复自己。所以，他有意要让每部作品都“变脸”。像南翔这样在“文革”后考取大学的作家不少，如陈建功、韩少功、方方，有的当过兵，有的当过工人，有的下放过。做学问失去了很多时间和机会，但也积累了在学校没有的丰富的生活阅历。在创作上找到突破口。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算是对既往苦难生活的一种回报和补偿。南翔说，写作是给灵魂插上翅膀，让生活任何时候都有守望的姿态，永不枯寂。
都市文学大有可为
南翔是1998年底正式调入深圳的。早在1987至1990年，他十多次去海南体验生活，写了七个中篇，以“海南的大陆人”系列发表，那时凡是谈到特区题材，多会提及这个屡被《小说月报》等转载的系列。后来结集出版，编辑给改成《海南的大陆女人》，以畅销路。其实，他在调入深圳前的1993至1994年，已在深圳的报社当了一段时间的“打工教授”。他喜欢这座城市的面貌、气候和生机，而且觉得深圳更适合自己的写作。与很多生长在农村的作家不同，南翔家里是三代铁路员工，从小随父母四处迁徙，几乎没有乡土意识。铁路职工来自五湖四海，语言不同，命运迥异，奠定了他的生活观察与积累。他觉得自己虽对农村和小镇并不陌生，但是最熟悉的还是城市。南翔笑言，如果要写农村，就要到最穷、最边远或最有特点的地方去。若要写城市，就应该来深圳这样的开放前沿、移民城市，不要怕人多、浮躁、拥挤。南翔的小说《南方的爱》写的就是内地教师在深圳经商的磨难，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探索者丛书”第三辑打头，还获得了当年的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相比起来，现在的城市文学还是不如农村文学受青睐。就拿刚刚在深圳颁发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来说，获奖的中篇小说是清一色的农村题材。有人说这是因为城市文学水平不高，南翔在都市文学研讨会上发言认为，这首先源于中国漫长的农耕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人们总是习回归乡土，讴歌田园，这样安全。其次是源于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是对城市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城市的小说比如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等，还有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的作品，一直不受重视。当然，城市题材在表现上确实还有一些问题，因为这类小说出现得比较晚，跟时代、生活走得太近，就难以摒弃生涩，不易做到滋华厚重、炉火纯青。但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引领者，街衢里的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当可做文学不衰的母题。当代作家也多数生活在城市，没有理由对身边的一切视而不见，只对远方的乡土频频回眸致礼。
深圳创作活跃，评论相对滞后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深圳改革开放25年，发生过那么多动人心魄的大事件，为什么没出现一部反映这一历史的小说巨著？南翔认为，深圳的人口流动性大，很多作家来而复去，对城市的肌理还缺乏深入了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文学创作是非常个人的事情，个人的思想、经验与才情都是创作的基石。小说跟报告文学不同，报告文学比较看重题材与事件的重要，小说表现的主要是人物及其生命感受。小说的“小”字就决定了它往往要以小见大，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就是从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映一个时代。不能说写“大事”的小说就是好小说，一味强调宏大叙事，这不是文学的评价标准。如果没有好的人物、好的细节来构筑作品，文学就只是海市蜃楼。关键是要找到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契合点。南翔说：“深圳的作家包括我在内，之所以没写这样的作品，就是还没有找到这个契合点。”他还认为，没有必要太心急，培养好的作家作品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沉淀、打磨，慢慢发酵……就像浙江名酒“女儿红”。女儿刚出生，父母就为她埋下一坛酒，等她出嫁时再拿出来，好作品的问世也需要这个过程。
南翔认为深圳作者创作很活跃，但评论相对滞后。深大刚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由南翔担纲主任，就是希望创作与评论并重。该中心计划今年下半年搞一个深圳作家研讨会，主要扶植那些较有潜力、可能还没什么名气的非专业作家，还想加强与东南亚、海外华文文学界的交流。南翔坦言现在不缺人力，主要是财力方面有困难，希望能有更多企业及实业家介入，比如内地的“红河文学奖”就是企业出资设立的，一个地方性奖项也可以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写出“毛茸茸”的生活感受
很多人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能培养批评家。南翔却一直给学生灌输一个观念：不爱写作就别上中文系。他对中文教育的原则有三条：阅读、表述、写作。推荐学生大量阅读原著经典，不光是文学方面的，还包括黄仁宇、唐德刚、杨小凯等人的历史和经济学著作。现在有些人不爱读文本原典，热衷于设计一个理论，把作品往里面搬套，南翔对此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在凌空蹈虚。中文系学生的优势就在语言和文字表达，而现在的学生在写作方面不可乐观。南翔面试过20多个研究生，几乎没有一个在本科期间发表过文学作品。当年陈寅恪招研究生时要考对联，而现在有些中文系学生连文章都写不通顺。从长远来看，中文系毕业生从事理论研究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要做各行业的具体文字工作。在求职时如果能拿出较多作品，文字功夫好，肯定就更有竞争力。让大学生多写作，这并不是揠苗助长。南翔说：“虽然大学生社会阅历不足，但也可以表现生活的原生态，把那种毛坯状态的、毛茸茸的生活感受及时写下来。”写作是思想的入口，不但可以通过写作把自己掌握的所有知识串起来，还能训练自己使用汉语的精确与生动。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南翔将不少时间花在阅读学生习作上，还想方设法帮学生联系采访、发表作品。他主持出版了《广州文艺》“深圳大学学生专号”，洋洋洒洒14万字；还主持了两个学生、研究生专辑付梓。有的学生拿到1200多元的稿费，写作干劲倍增。今年夏季开学，深大师范学院中文系增设了“文学和新闻写作”专业方向，就是希望更大面积地拉动学生的写作潜力。南翔还有两个愿望，一是本科毕业生可以拿一篇发表的中篇小说当毕业论文，二是增设一个写作专业硕士点，像欧美国家那样。
经过多年中小学应试教育上来，很多学生都擅长死背而缺乏想像力，这让南翔深感痛心。他现在是一个班一个班地讲文学，尤其是虚构文学，甚至每讲一篇自己就写一篇做示范。他说，想像力的教育也有黄金时段，自大学才开始已经晚了，但也算是亡羊补牢。他认为，培养想像力对文理科学生都很重要，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核心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很少，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发明大奖一再空缺？大学生的想像力太差，势必影响原创力，从长远看要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止是伤到一个文学。南翔沉思着说：“虽然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舞台上跳舞，但也想争取表现得更好。”
在他手里“混”不到学分
南翔之所以选择文学，因为文学是“最不用求人的东西”。他说自己比较好静，信奉的是“三不主义”——能不吃的饭不去吃、能不开的会就不去开、能不说话的场合不去说。他自言不会抽烟喝酒，也不喜跟陌生人应酬。这么多年，他从没为发稿请编辑吃过饭。有人觉得他是作家，对学生肯定要求很高，其实恰恰相反，他经常给学生高分来鼓励他们。不过，想在他这混学分也是不可能的。有个学生说因为课程相冲突，没上过课，没交过作业，也没参加期末考察，最后还跟他说：“老师，这个学分对我很重要，能不能给我？”南翔勃然大怒，说岂有此理。对来自农村、学习刻苦的学生他总是特别关照，尽可能地推荐作品及就业。经常有业余作者把稿子寄给他，让他帮忙提意见，他也总是认真地看。有些是长篇，一时看不完，也要给对方回个信。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挤时间写作，随身带着U盘，有时候利用午休时间也能写上千把字。
南翔喜欢校园，他认为文学和教育有相通的地方，就是用美好的故事和思想打通人心与人性。“文革”中，他看过很多不平事，经历过不少冷眼与屈辱，反而让他成为彻底的人道主义者，这都是少年时看过优美的文学作品打的底子，使他坚守着一道不会灰颓的人文底线，他希望有更多美好的作品不断传承下去。
作者:张贺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