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的七位诺奖得主
主张世界货币的理由
罗伯特·蒙代尔
罗伯特·蒙代尔，出生在加拿大。1956年，他攻读完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进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是国际货币制度、宏观经济政策管理、汇率制度、转型经济和货币史方面的权威。
蒙代尔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之父”而闻名，在国际货币制度和转型经济的经济学方面有大量论著。1969年他发表了“欧洲货币计划”，因此被称为欧元之父。1999年，蒙代尔因“对在不同汇率体系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分析，以及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蒙代尔先生是一个浪漫的人，也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蒙代尔24岁不到，就在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9年发表了最佳货币区理论，为他获得诺贝尔奖奠定半壁江山。两年之后在加拿大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在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浮动政策这两篇文章，为他赢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古至今，都有一种货币承担着“世界”货币的职能。贵金属给各国的货币单位提供了共同的标准，在金本位制下，各国货币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其重量上的差别。但是自从1913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储备体制并且随着美国经济逐渐支配全球经济，美元逐渐变成了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
二次大战后采用美元与黄金挂钩。但是，到了1971年，持续的通货膨胀致使1944年设定的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比率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在黄金储备减少了60％之后，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世界上不再存在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法定标准的统一的结算单位。
自从二十世纪70年代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尝试失败之后，国际货币秩序便沦为现在大家默认的浮动汇率制度。勿庸置疑，当今世界，美元仍然是惟一的最重要的货币而且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元不再像以前那么坚挺，世界现在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货币。
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理事会的建议是能够重新召开一次布雷顿森林会议，来创造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可以共同使用的世界货币，我们暂时可以先称之为“银它”
ＩＮＴＯＲ。对于现金支付和延期付款，它是一种稳定的记账单位：对于不同国家的货币，它是一个标准和计价单位：对于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当局，它是一种储备资产：对于国际货币交易，它是一种结算单位：它还是一种全球性的资产，发行之后各国占有不同的份额，份额的确定依据各国的经济规模、ＩＭＦ的配额和人口规模。
我个人希望这个改革是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银它”ＩＮＴＯＲ最初可能要建立在一些重要货币或者是核心货币的基础之上，比如说，美元、欧元、日元或者这三种货币的组合ＤＥＹ。这三种货币的组合ＤＥＹ再加上其他的真实资产，包括黄金在内，就会为“银它”这种全世界各国都持有的世界货币提供很好的支持。
理想货币与渐近理想货币
约翰·福布斯·纳什
约翰·福布斯·纳什，1928年出生于西维吉尼亚州勃鲁费尔。1950年以《非合作的博弈》这一论文课题而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纳什由于与另外两位数学家、经济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均衡分析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和纳什均衡已经成为产业经济、环境及自然资源领域、信息领域、国际贸易等诸多领域里重要的分析工具。
王则柯：纳什博士提出了博弈均衡概念，后来博弈均衡就叫做纳什均衡。在他接近30岁创造力最旺盛的大好年华，疾病让他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30年，但是就在这个期间学者引用纳什的理论越来越多，并且为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非常幸运的是，他能够康复，并且回到学术创造中来。
货币是人类文明产物，就如同陈列于巴黎附近一家特殊的国际机构中的铱铂合金制成的标准千克。但是后者在地球上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是不变的，而前者则随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不断的变化。
我们依赖货币，不断被货币所驱动和控制，而且愿意取得越来越多的货币，使得我们在思考的货币的时候，有可能失去理性，而不能像我们思考技术那样具有逻辑合理性，货币使用有可能更加缺乏效率。
货币和博弈论有着根本性的联系。根据博弈论，各方很可能是由效用而驱动采取行动，也就是什么使他们获益。
所以博弈可以分为两种，可以转移效益的博弈和不可以转移效益的博弈。在现实世界中，货币典型的是引起第一种形式的博弈，而不是第二种不可转移效益的博弈。
货币也是彼此竞争的。在未来，货币流通的品种会越来越少，现在已有了欧元。而在伊斯兰世界，南亚、南美或者其他地方也可能引进其他的一种货币。
我们可以想象渐进理想货币演化的可能性。像现在欧元、美元、英镑、便士等，我们都可以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这些货币，并且确定到底怎么使用，对高质量货币的诉求也将导致其他货币的贬值。
（根据同声传译录音整理）
如何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1967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杰出教授。由于“在动态宏观经济学——经济政策在时间上的连贯性与商业周期的驱动力方面所做的贡献”，与芬·凯德兰德同获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樊纲：普雷斯柯特教授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经济发展、一般均衡理论等等方面的研究。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是他在解释经济周期，也就是商业周期主要决定因素方面，以及在宏观政策时期间的前后一致性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学最近这几年的重大发展。
这些理论看似很抽象，即使是计量经济模型也很复杂，但是确实这些理论具有解释经济现象和预测经济现象的力量。
大多数国家实行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这些制度开始建立的时候往往是完全积累制，但是后来不可避免的变成了现收现付制。作为社会养老金制度的先行者，德国和瑞典就属于这种情况。假定人口持续增长，养老金的收益与税金都和收入成比例，那么现收现付制是无效率的，但是无效率的问题并不严重。为了保证效率，强制储蓄的回报率必须接近实际利率。不过，如果人口增长率为零或者为负，强制储蓄的回报率就会明显低于实际利率，对社会造成的无谓损失就很大。
更复杂的是，在很多国家，从养老金获得的收益和做出的贡献并不成比例。例如，在美国，多工作几年并不能带来额外的好处。另外，为了达到财富再分配的效应，收益—时间曲线是凹的。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许多公共退休金体制带来了巨大的无谓损失。对于美国的情况来说，这一损失相当于消费量的10％。有许多其他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其成本远远小于利用退休金系统。
唯—明智的选择是建立强制性个人退休金账户。强制的目的是避免一小部分没有为退休进行储蓄的工人，成为社会的负担。而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强制是没有约束力的，但是通过实施这种管理，避免了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预测21世纪的人口寿命
罗伯特·福格尔
罗伯特·福格尔，196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他的研究领域是：北美死亡率的经济学解释，营养、福利、生产力的长期变化。他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及数量方法论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从全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史，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蔡日方：福格尔教授是“新经济史学之父”，新经济史学对经济学的贡献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把理论和定向分析方法相结合；另一方面重塑了或者创造了一个大规模的历史数据库，这两种新经济史学的特点在福格尔教授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经典，也最有代表性。
福格尔先生对经济人口学，特别是对死亡率长期变化趋势，以及与生活水平相互的关系，做了很深的研究。在经济人口学领域的研究，正是因为得益于他的重要贡献，使我们能够对人类寿命的过去和今天以及未来有更深刻的理解。
国内外的许多机构都公布了对21世纪人口期望寿命增长的预测。这些预测大都预计二十一世纪人口期望寿命的增加幅度将大大低于二十世纪。例如，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人口期望寿命在二十一世纪将增加13岁，这还不到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增加值的一半。同样，联合国、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以及国际国内其他一些机构的预测也都得出了类似的保守估计。
这些悲观的预测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个广为接受的假定：1900到1960年之间感染婴幼儿的烈性传染病的死亡串大幅降低，这是导致ＯＥＣＤ国家死亡率在此期间大幅下降的原因，而这一特定的情形在今天无法重现。这种实证观察被关于关键器官细胞衰亡的理论所支持。这种理论认为，由于细胞的再生到50岁就停止了，而自然选择的力量还不足以排除那些加速50岁之后衰老的基因的影响，因此导致50岁之后的死亡率就大幅增加。
不过，最近关于环境变化影响人口寿命的研究表明，老化基因的可塑性比目前流行的生物学和老年医学理论指出的要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技术的进步与人类本身的生理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了人类另一种形式的演化，这种演化是基于生物学的，而不是基于基因的。
分析历史上导致人类生理学进化的因素，揭示了人类生理学进化在未来的一个世纪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分析表明，ＯＥＣＤ国家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口寿命增加，可望达到二十世纪的同样幅度。基于同样的原因，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寿命也会有同样巨大的增长。
如何在一个发展的经济体中征税
詹姆斯·莫里斯
詹姆斯·莫里斯，1957年毕业于英国爱西堡大学教学系，1963年完成其博士论文，并以助理讲师身份返回剑桥大学，随后又在牛津大学讲授数学经济学。他主要致力于计划理论、发展经济学以及公共财政的研究。其论述最优所得税方面最著名的论文发表于1971年。
在牛津，莫里斯对福利经济学有很大贡献。近年来，仍致力于福利经济学、合同理论和公共财政方面的研究。因其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获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已成为理代经济学的基石。
1998年，莫里斯受封爵士。
张维迎：莫里斯教授对经济学非对称信息下的经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自称为自己是一位应用理论学家。他的贡献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对如下两个问题开创性的工作。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让人说真话，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让人不偷懒。这两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他的这些工作来自于他对收入分配问题和福利经济学问题的关注，在1971年的论文当中，他研究个人所得税问题时，发现政府征税面临最大的约束是不能够了解居民的生产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没有办法使得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处境。
在低收入的国家征税会遇到许多特有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中存在着许多非正规部门。管理一个宽泛的税基的费用是十分昂贵的。减少管理成本的方法之一就是集中对大的组织征税。这是与税收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税收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够扭曲经济当中的生产效率；但是有些时候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例如，出口附加税和进口附加税如果被ｗＴ0允许的话就是一个十分有力的例子。累进的税收体系的管理成本可能是比较昂贵的。可以通过对不同质量的产品征收不同的消费税来实现对高收入人群征收较高的税额。
另一个问题涉及观察到的收入和支出的准确性。当税基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税率，例如边际收入税率是应该高还是应该低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我将会给出适当的分析及其启示。如果激励效果十分明显的话，观察到的不确定性可能是高税率的一个重要理由。
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避税和腐败，这种情况在低收入国家可能显得尤其严重。相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罚金水平、公务员薪金水平、管理的费用尤其是监察和复查的费用如何影响上面提及的问题。第二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这种日益增加的征税成本是否减弱了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收。答案是肯定的，尤其当给其他的收入阶层提供福利的时候产生类似的成本。但是有些税收和补贴是可以在较高的水平上被高效而低成本的管理，而且也应该如此。如果政府管理得当，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税收水平应该可以达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
经济全球化：一个和平的字眼
弗农·史密斯
弗农·史密斯，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密斯教授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独自和合作撰写了250多篇部关于资本理论、金融、自然资源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及著作。
史密斯教授曾任公共选择学会、经济科学学会、西方经济学会、私企教育学会的主席。他一直是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员，以及行为科学前沿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是美国文理科学院的院士，也是美国经济学会的著名院士。1997年他建立了国际实验经济学研究基金会。
这篇讲演阐述了对于交换和市场的乐观的看法。缺少交换与市场，人们就无法实现工作和知识的专业化分工。这种分工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市场和交换是人类持续进步的惟一来源，而全球化的本质正在于此。
在现代社会，所有人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挑战，即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交换世界：个体之间的交换和非个体之间的交换。理解这两种交换如何相互联系非常重要，而探讨人和资源的多样性如何通过市场发挥巨大的作用也同样重要。这些讨论为接下来在更广范围内探讨非个人的合作，即受到“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做了铺垫。
商品和劳务市场是财富创造的基础。股票市场则通过另一种途径为财富创造提供服务。股票市场为新的消费品提供资本这一事实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股票市场与生俱来地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不稳定性，也解释了在给定投资者行为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股市泡沫与股市崩盘。世界股票市场远比商品和劳务市场不确定，因为股票市场必须预测创新——未来的新商品和新服务。
与国家政策相匹配的制度规则，例如产权、技术和竞争，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与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溢出、外包和反向知识溢出现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所有这些现象正是目前经济发展与全球化两个领域内的关键概念。
通过外包给国外企业，美国本土企业可以节省资金以投资于新技术，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并且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
我们对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了解并不充分，更不用说如何去管理它，因此我们获得实惠的同时并没有经历转型所带来的痛苦。
全球化是过去所发生的人口迁徙、经济扩张和人类发展现象的延续，而新的只是这个词的表述。这个词是描述古老人类活动的现代词语，一个描述人类通过交换、通过资源的全球化分工来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词语。它也表述了和平的讯息。
经济预测与北京奥运
克里夫·格兰杰
克里夫·格兰杰，1955年毕业于诺丁汉大学，1959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1974年赴美，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经济系任教授。在那里，他为建立计量经济学专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时间序列研究计量经济学方面，他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并因此获得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运用他的研究，经济学家可以更容易地解释经济模型并做出更为准确的预测。2005年英国伊莉莎白女王封其为爵士。
对于北京来说，能够成为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十分明显，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有潜在的利益和可能的损失。
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直接的成本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参加运动会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比赛项目的数量和运动员数量。前两个因素，即参加竞争的国家的数量、比赛项目数量是由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在奥运会举行之前的几年已经决定了的。奥运会的规模是不断扩大的。说明奥运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
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人数有赖于符合参赛标准的运动员人数以及各种国际组织所决定的后期决策，所以不能很早确定。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人数在不断的稳步增加，从1900年巴黎奥运会的大约1000人到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3000人，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5000人，再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7000人。把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异常点去掉之后，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人数可以看做是随时间变化的一个二次函数。通过参加历次奥运会的运动员人数的散点图和拟合曲线预测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的人数将达到11468人，与参加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的10864名运动员相比，会有明显的增长。
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将是对旅游业的影响，许多的旅游者来到北京后肯定还将想要参观中国的其他城市。被奥运会吸引来观光的游客的规模也部分地受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影响。对于接待这些游客可能遇到的问题主要有：
1航空和住宿的成本和容纳能力。
2门票的成本和分发的途径。如果一些门票的供求不均应该如何处理﹖
3如何方便快捷的获得签证﹖
对前两个问题的信息发布要越快越好，信息提供地越充分越及时，越有利于潜在的游客做出决定。不要低估人们在想要预定机票和房间遇到困难后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会迅速的传播，从而导致其他的旅游者也裹足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