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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六一”让我们把目光聚集到他们身上。
1
带在身边的孩子
生意孩子两相误
在新发地市场找到和父母一起做生意的小孩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记者刚刚进入蔬菜批发地，就看到了小芳母女。小芳今年4岁，个子挺高，大眼睛，很秀气，只爱笑不说话。她从5个月大就跟着妈妈在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练摊”。整整4年，从嗷嗷待哺到初识世事，她每天坐在蔬菜堆里自说自话，或者坐在磅秤上像模像样的摆弄斤两。据小芳的妈妈讲，她们是河北固安人，一家都在这里卖菜，本来打算把孩子放在老家，可是，一来生意走不开，二来也舍不得孩子，所以一直带在身边。她说，这个市场里带着孩子卖菜的人挺多的，没生意的时候可以看孩子，生意来了就让孩子在一边自己玩。
正说着，记者就听到一阵哭喊声，寻声看去，几个小男孩正打成一团滚在地上，旁边的大人正在搬送成包的蔬菜，只能大声呵斥却腾不开手去拉架。“这样的事常有，我们也不多管。在批发市场长大的孩子都野，有的还学了些不好的习惯，很难改得过来。”小芳的妈妈解释。
在这个市场里，记者看到了很多这样跟父母来做生意的小孩，小的还在妈妈怀里吃奶，大的已经能帮家长拉车看货了。孩子们在满载蔬菜的货车间穿梭打闹，完全不知道躲避，家长们偶尔训斥一下，便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在记者采访中，很多商贩都表示，带着孩子来做生意非常麻烦，一面招揽买主一面还得看着孩子有没有惹祸，常常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面对记者这个疑问，家长纷纷表示无奈：“能送到哪去呀？公家的幼儿园收费太高，私人的条件不好。
2
幼儿园里的孩子
“黑”幼儿园瞅准空白
家长们所说的私人幼儿园其实就是既没有办学许可证也没有经过审批的“黑”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往往设在外来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收费比正规的公立幼儿园便宜一半甚至还多。
在朝阳区常营地区，来自安徽的一对夫妇经营着一间“成都小吃”店。下午五点多，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店门口，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小女孩，这就是夫妇俩的女儿，面包车就是女儿所在的“小花朵”（音）幼儿园的接送车。据夫妇二人介绍，由于生意太忙，孩子带在身边根本没有时间照顾，甚至连吃饭时间都不规律。后来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把孩子送到了这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大多都是像他们这样外来民工的子弟，每个月收费180元，幼儿园负责每天接送孩子，还管一顿中午饭。他们曾经去看过幼儿园的环境，觉得还算放心，主要是老乡和附近作买卖人的孩子，大家情况都差不多，孩子在里面也不会自卑。当记者问到是否看过幼儿园的办学许可证时，夫妇二人愣了一下，然后答非所问地说，这个幼儿园在他们这“片”口碑很好，而且又管接送又管饭，让家长省了很多事，再说幼儿园也没有发生过丢孩子的事。记者问小女孩中午吃的什么，她说了一句“馒头”就扭身跑开了。
在新发地市场，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告诉记者，不是自己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实在是因为幼儿园的条件让人不放心。据她介绍，半年前她曾经把孩子送到一间私人幼儿园，那个幼儿园其实就是一个单元房，孩子只能一天天地闷在屋子里，没有户外活动的空间；也没有人照顾，孩子连水都喝不上，呆了两天就病了。这位母亲说，即使按每个月200元的入托费计算，她和丈夫两个人也完全可以负担得起，但现在的问题是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去了就生病。她打算先把孩子带在身边一段时间，回头再找一个有院子的幼儿园。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在幼儿园的选择上，由于正规的公立幼儿园数量少、收费较高，远远不能满足接纳这么多外地孩子的要求，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黑幼儿园”。记者咨询了一些公立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最普通的每月至少要300－500元，而一些学习艺术和英语的幼儿园每月的收费都在1200元以上，甚至达到1800元，这还不算入园时缴纳的其他费用；而“黑”幼儿园每月只要100多块，最多也就200元，还负责接送，让外来务工的家长们感到非常“实惠”。
其实，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孩子入托并不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因为即使没有幼儿园可上，也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而入学，就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了。
3
上小学的孩子
漂泊的人漂泊的心
站在记者面前这个衣着朴实的小男孩名叫王刚，今年9岁，在朝阳区黄山木店小学上三年级。王刚的老家在安徽，父母都来北京谋生，母亲在朝阳区青年路农贸市场租了一个摊位卖菜，父亲四处打零工做体力活。王刚的母亲说，供一个孩子不容易，辛苦一年赚来的钱里一半都用在了孩子上学的开销上。“他能进学校就算走运的了，手续都是他爸爸办的，好像要开各种证明，很麻烦。”王刚的母亲欣慰的说。王刚所在的学校里有很多这样的外来儿童，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因此谁也不会看不起谁。但是由于附近地皮开发，学校被迫拆迁，只好临时搬到更远的地方上课。现在每天用班车接送孩子去上课，据说一年后还能搬回来重建。“说是学校还能搬回来，但只要别继续搬迁就谢天谢地了。”早晨710，王刚独自在路口等候学校的班车，爸妈都没时间送他。730，一辆公共汽车模样的车开来，车上没有标明线路，只在车窗前放了一块“××学校接送车”牌子，这就是王刚所等的校车。车里已经有不少小孩，车一路走一路拉沿线的学生上车，记者看到，很多年龄很小的孩子都是独自等车上学的。王刚去这么远的地方上课，又平添了一笔午饭的费用，每天午饭的标准是5.5元，这样每年又要多花近2000元的饭费，还有校服、书本、打针等，算下来上一年学至少要花四五千元。
听说记者在采访孩子上学的事，一位经营烤串店的人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家的“烦心事”。他姓张，来自西北，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来北京，后来把妻子和孩子也接来了。他本来在海淀区中央民族大学附近卖烤串和一些风味小吃，妻子给他打下手，孩子也在那里上了打工小学，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惜好景不长，他所在的街道要拆迁，烤串店关了门，几经辗转才在朝阳区某居民区落下脚来。生意虽然重新开张，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可是新的麻烦又来了，那就是孩子的转学问题。现在的店铺离孩子的学校太远，学校又不能寄宿，只能转学。相比起烦琐的转学手续，老张更担心的是孩子的情绪。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孩子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而频繁的转学无疑对孩子心理承受力是一个考验。他告诉记者，这已经是孩子换的第三所学校了，第一次换学校是因为学校突然关门了，第二次换学校是因为自己的店铺拆迁。老张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在北京安安稳稳地读完小学和初中，至于高中，如果高考制度不变的话，可能要回家乡去读。记者问，这次转学孩子是什么态度，他叹了口气说：“孩子什么话都不说。”
尽管国家已经开始放宽民办小学、尤其是打工子弟小学的条件和数量，可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本身的生活特点，他们的子女仍然在十分艰难的状态下完成着自己的学业。学校的变动和家长的变动都在深深地影响着这些孩子们的就学情况，“漂泊”一词已经不仅仅用来形容外来务工人员和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态，还反映了这些孩子的内心感受。
4
公立学校外的孩子
想读书太不容易
老强是一个8岁男孩的父亲，在北京漂流不定，卖苦力、做小买卖、摆地摊，什么活都干过，风吹日晒，黑瘦憔悴，年纪不大却特别显老。老强一直很乐观，遇到什么事都笑眯眯的，现在却为孩子上学这道“槛”犯了愁。孩子的妈去世得早，老强来京城务工，孩子一直托给家乡的亲戚照顾。现在到了上学年龄，老强想接他出来上学，听说北京的学校有政策，外地务工人员子女上学不收借读费，老强觉得看到了希望。他不放心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听说那里就只是扫盲班，没有好老师。还是公立学校正规。”现在正是公立小学新学年招生报名的时间，他兴冲冲地打听周围的正规学校，结果四处碰壁。
老强首先鼓足勇气去附近的朝阳区××小学打听情况，一位老师听说了他的来意，很犹豫的说这里的打工子弟很少，收费也会较高，具体要和校长谈，并指给他校长办公室。见到校长后老强讲了自家孩子情况，校长有点不耐烦，让他先办妥借读证明、还有房产证或租房合同等手续再来谈报名的事。老强目瞪口呆，这些东西他都没听过，而且自己在这里哪来的什么房产呀。校长看他的样子，说“怎么样？麻烦着呢！你还是就让他在老家上呗，非要过来干什么！”
因为小学要就近入学，老强又来到他现在工作的工地附近其他学校问情况。康乐园小学门前就贴着醒目的招生通知，老强特别注意其中一项写着：一年级新生借读手续需要暂住证、身份证、务工证、户口本。预收费本地户口学生是350元，外地学生则需470元，还专门注明“择优录取”。十里堡第一小学关于外地户口儿童借读手续是这样规定的：需带户口本和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开具的“在京就读批准书”。
借读生比本地孩子收费并不高多少，这让老强感到欣慰，但是繁杂的证明手续和“择优录取”的特别说明让他心里不禁打了退堂鼓。学校的校工告诉他，收费都是区教委统一定的，只能对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条件和成绩要求得严格些，才能控制住入学人数。要知道，本地家长是不愿意送孩子来一个外地学生多的学校里念书的。而且从城乡接合部的学校或者打工子弟学校转来的孩子，成绩也比较差，学校一般都不愿接收。
5
失学辍学的孩子
他们都远离了学堂
在本次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表示自己出来打工就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一定会让孩子上学，即使是这样，记者仍然找到了一些失学、辍学的儿童。
在丰台区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一个穿红色上衣的女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她看上去已经十多岁了，正一个人孤零零地摆弄一个装着莴笋的三轮车。记者走上前问她多大了，她抬头看着记者，小声地说：“十二岁。”记者问：“你上学了吗？”她摇摇头。记者说：“你的家长呢？”她指着对面菜摊的一个女人，然后依然小声地招呼了一句：“二姑，她们问你呢！”
记者跟着她来到了对面女人面前，说明了来意。女人很朴实，听说记者是为调查孩子上学的事而来，向记者讲述了女孩的身世。由于她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加上语速很快，记者听了很久才听出大意。
这个女孩并不是她的女儿，而是她的侄女。女孩家有兄妹三人，一个十五岁的哥哥和一个九岁的妹妹。女孩的父母已经离异，兄妹三人都跟着父亲生活。父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所以孩子们就跟着亲戚们生活，女孩的妹妹就跟着另外一个姑姑生活。这个女孩也曾经上过一段时间的学，但由于家庭变故而辍学了。姑姑无奈地告诉记者，自己也是以卖菜维持生活，女孩跟了自己，虽然衣食没有问题，可是上学就得等经济状况再好一些。
在记者和姑姑交谈的过程中，记者不断地观察女孩的表情，生怕谈论的话题会让她伤心。女孩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记者问她：“你想上学吗？”她说：“想。”随后又马上补充说：“以后再上。”姑姑叹着气说，孩子很聪明也很懂事，跟着自己卖菜很是勤快，以后条件好了一定要送她去上学，这孩子太不容易了。
继这个女孩之后，记者又在丰台区的一个小餐馆里看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记者问他有没有上学，他说以前在老家上学，来北京就不上了。记者问为什么不上了，他挥舞着手中的空盘子连蹦带跳地喊着“上菜”就跑了。
在调查中，虽然失学儿童的比例很小，但仍然存在着。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面对他们的时候，记者都感到无比的心酸。
总结：他们都是孩子
这些都只是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他们的年龄都还小，而十五六岁以上的孩子群体也同样值得关注，这些孩子中很多已经成为壮劳力在各处打工了。
除了在京生活的孩子，在采访中，很多外来务工者表示，由于收费高、手续繁琐等原因，只能把孩子留在家乡生活、上学。而把孩子留在老家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针对这些现象，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秘书长吕文清，他向记者提供了一些数字：目前我国有近2000万流动儿童，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约有643万人，其中9.3％的孩子处于失辍学阶段。在已入学儿童中，有近半数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严重，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在9个被调查城市中近20％的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学习，6周岁流动儿童未入学的比例高达46.9％，已入学流动儿童中有不少因家庭贫困难以维持学业。
关于打工子弟学校，吕文清表示，目前打工子弟学校一是条件不够，质量不保；二是“非法”办学严重，损害农民工权益；三是遭遇农民工子女上不起公学上私学的尴尬现象；四是令教育部门左右为难。吕进一步解释说，如果立即取缔这些学校，将有大量的儿童失学；不取缔，又会产生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
在如何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问题上，吕文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首先要强化政府责任，外来农民工为流入地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和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为城市建设出力，缴纳国家各项税收，所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是发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其次要落实“一视同仁”的政策，在收费上、管理上、表彰入队入团上都做到一视同仁。第三就是要正视打工子弟学校。吕文清最后呼吁，帮助农民工子女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不要让孩子在童年就留下心灵的阴影，流动的花朵也可以拥有一张课桌。
《市场报》 (2005年05月31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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