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李叶飞／报道
4月25日，上海希尔顿酒店。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人从出租车上下来，胳膊下夹着包，另外一只手在打手机。
“我先打完这个电话，不好意思。”中年人操着温州腔普通话对记者说。
进了酒店大堂，中年人在沙发上坐下，一只手拉开皮包拉链，掏出计算器，一边算账，一边继续打电话。听得出，他有些烦躁。
这个中年人叫谢平(化名)，温州人。让他烦躁的是，他手里一套浦东联洋年华的房子，面积113平方米。谢平在去年年底以每平方米9700元的价格买入，其后，虽然房价要跌的说法一直没有停过，但谢平坚持没有卖出。
到了今年2月底，价格已经涨到每平米1.4万元。
“当时的形势，根本就不是你们所讲的有价无市。不管自住的还是投资的，买房的人很多。”谢平说，“我想，这套房子怎么也能涨到每平米15000元。只要再熬个把月，我就可以出手了。”谢平盘算，这次至少可以赚50万，而且至今他才给了上家30万元的首付。
但是，上海市政府一系列抑制房价的政策让谢平的算盘落了空。“买家已经很难找了。”他后悔2月份的时候没有把房子卖掉。
“这比做广告来钱快多了”
其实，谢平只能算是温州炒楼者中的小字辈。
2002年以前，谢平曾在温州经营一家广告公司。2002年以后，谢平来到上海，继续广告公司的营生，专做在沪温州企业的生意，但公司经营状况并不好。一个偶然的机会，谢平加入了炒楼的行列。
2003年，出于公司办公的需要，谢平在中山公园附近买了套酒店公寓。几天后，他偶然在中介公司看到有人卖同一栋楼的房子，价格比他买入时高了800元。“这比做广告来钱快多了。”于是他就把这套房子也买下了。
之后，谢平发现房价继续上涨。和几个温州朋友聊起来，谢平才知道大家在上海都有几套房子。
从此，谢平加入了炒房的行列。到2003年下半年，他手里已经有几十套房子，大部分集中在浦东。
“一次我到浦东香梅花园售楼处，我发现在那里不用说普通话，说温州话就可以了——因为里面几乎全是温州人。”谢平笑着说，“我那时就是跟着那些温州老乡买。他们都炒了三四年了。”
谢平回忆，当时买家和卖家基本都是温州人：“我从温州人那里买来，又有温州人从我这里买走。”大家都赚到了钱。
谢平的资金库
谢平以短线操作为主，原因是手上资金不多，而且不全是自己的钱，“投资了要马上有收益，人家才肯放心继续把钱给你，让你去炒楼。”谢平说，“就像吃饭一样，第一口没味道，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
谢平炒房的资金来源很复杂。最初，是找亲戚借钱。“父母的钱、外公的钱、姨妈的钱，只要是钱我都要”。
后来，谢平找到在温州某政府部门当科长的老同学，让他帮忙筹款。老同学发动自己的部下，全科筹了几十万。“我只对科长负责，挣了钱就把利润给科长，科长再去分。如果愿意继续投，那就直接滚入下一个投资。最多时我要对好几个科长、主任负责”。
用第一次从老同学那里筹来的钱作首付，谢平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个楼盘拿下整整一层。
每隔一段时间，谢平就回温州汇报一下楼市价格，听听大家的意见，是卖掉还是继续等。“大家都很民主，就像开董事会一样”。
谢平说，这种做法在温州很普遍。那些在职的温州人根本没有时间到上海来炒楼，把钱借给在上海的专职炒楼者是最好的投资方式。
“开始炒楼时，涨一些就卖了，一是让投资的人开心，表明有钱挣；二也是试探市场。后来大家都越来越能捂了，看着价格天天上涨，天天心里都在算钱。我这里捂得最长的几套房子有近两年，从房子还只是地基捂到快拿钥匙，最终大家都猛赚了一笔。”
谢平也炒过楼花，最多的时候，一个楼花可以卖到5万元。但在谢平看来，这只是赚点小钱。当然，炒楼花也有风险。最危险的一次，谢平5万元买的楼花，到距离签约只有一天的时候才有人要。“我只挣了3000元就匆匆卖掉了”。
“你说这房价还能涨吗？”
“现在看来房子是不能再炒了，我那些科长们上个月都逼着我把房子卖了，我自己投钱的房子就联洋这个伤脑筋。”谢平有点发愁。
“前天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要房，单价12800元，这个价格现在我能接受，要命的是我现在卖不了房，按照新政策我要付清余款才能卖。”
但是谢平的钱都投在房子上了。“其实中介已经暗示我可以帮忙垫付，但手续费太高。”谢摇了摇头，“我还有个办法，让上家直接跟我的下家签合同，我付几万块钱的手续费给他，但上家不干。”
“其实跌价我是不怕的，已经涨了那么多了，现在再怎么跌也跌不到我的进价上。问题不在价格，而在我被几套房子套住了，我每个月都要还债。”谢平说。他问记者，还有什么好的项目可以投资，不需要有房地产那样的高利润，但至少要回报稳定。
临走时，谢平又好象突然回过神来，问记者：“你说这房价还能再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