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墓地是心灵的象征。墓地是供人瞻仰和怀念的。对逝者的怀想作为一种内心活动，原本是不需要用物化的形式来证明的。但是，实际而又庸俗的日常生活容不得人们整天去伤感，去回味，去怀旧。只能借助于墓地的仪式功能来完成一种心灵义务。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死神不会给某些人以额外的照顾。帝王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身后的辉煌不过是被人利用的一种结果，与亡者无关。墓地的命运也同人的得志失落一样，变幻莫测。
作为争议性人物的陈独秀，死于贫病交加之中，其悲剧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程度极不相称。等待他的是身后的各种非议和寂寞悲凉。“文革”时期，在安徽安庆的陈独秀墓被人们遗落在杂草丛生的荒野之中。墓碑上所刻的名字是陈独秀参加科举时所用的名字“陈乾生”。昔日叱咤风云的“五四运动总司令”居然在墓地里连一个真实的名字都难以保留！回归墓地，回到了原始的土壤之中，一切都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墓地只能见证一个生命的消失，它只与墓中人的死亡事件相关。它疏离了复杂的现实，隔绝了难测的人心。死亡是上帝的复制作品。每个生命都是一种“个”的存在，而死亡却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相似性。不管墓地是豪华气派，还是寒酸落魄，对于故去的人已没有实质意义。墓地像是一双平静的、彻悟的眼睛，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人间的种种怪状。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墓地变迁折射出来的世态炎凉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就是这么冷酷无情，将种种骄人的文治武功迅速冷却在墓地之中，其戏剧化程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范围。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陈独秀墓地被当地看作发展“名人经济”、“旅游经济”的一个好由头，被投资改造成一道俗气的人工景观。这种商业化处理虽然带来了人气和喧嚣，但是，并不比先前的冷遇更有意义，陈独秀的思想遗产价值一直处于遮蔽状态，无论是文革时代的炮击，还是商业时代的“重视”，其实都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误读，难以恢复陈独秀的真实面目。墓地是一个符号，它是生命的废墟，是历史的幻象。从表面上看，墓地象征着逝者的高贵和尊严，实质上，墓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生者的面子和工具。名人墓地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历史地理学，墓地所埋藏着的是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这其中的神秘来自生与死的对话阻隔。中国有句古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卡夫卡说：“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缺乏生存思索和价值追问的“活着”，其份量与思想者的墓地相比，愈加显得微乎其微。因为墓地过滤了思想者身上的庸常的因子，只剩下神性的光芒和真理的回响。
墓地是对死亡的一种修辞，思想者墓地是对“我思故我在”的一种延伸叙事。北大人为蔡元培先生的墓地在北大校园的缺席而遗憾不已，有人甚至撰文慨叹：“北大虽大，却无先生葬身之地！”这种对墓地的过度崇拜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思想者墓地本质上是孤独的，相对于庸碌的群氓，思想者是倔强的他者；而相对于生命的呼吸，墓地又是地道的他者。在绝望中奋战的鲁迅对思想者墓地是情有独钟的。他用“坟”字来为自己的杂文集子命名，在散文诗集《野草》中，墓地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墓地审美是严峻而又超然的。死亡不是一片空白。思想者墓地是人类记忆中的一个结扣，生与死、爱与恨、短暂与永恒、教条与灵感、欲望与理性、势利与浪漫在这里交汇。墓地打破了现实的生存经验，将人们提升到一种向死而生的境界中，获得一份坦然，一份灵性。
作者:【广场一角】◎丁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