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
1945年9月，中国接受日军投降，成为历史性镜头，象征历史的重大转折。在南京受降之前，尚有芷江受降。它是中日停战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目的正是为南京受降做准备。
盟军方面的代表萧毅肃居中，左为冷欣中将，右为美军中国战区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巴特勒准将。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为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使节。今井武夫，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长期在日本军参谋本部中国科工作，抗战爆发后，参与策划成立汪伪政府。后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第二课课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等职。战争后期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襄助冈村宁次。
今井武夫证明，中国方对待他如真诚朋友，而不象对待战败国的将领。其中高参钮先铭少将态度谦恭，意在防止日军使节自杀。其余高参，以蔡文治为首，都对日本方面“表示深切的谅解”，“始终以武士道道德相待。”
更奇怪的是，参谋次长冷欣中将，他因为即将进驻南京，便在芷江会谈中，要求日军以书面文件保证其安全。今井武夫感到荒唐，以战胜国的高级将领，竟向战败国的使节要求安全保证，既无意义又不自然，甚至滑稽。今井武夫就说，“这种文件没有价值和必要，日军恭候阁下光临”。（《今井武夫回忆录》）多番解释，婉言劝慰，哪知冷欣还不罢休，“无论如何希望提供书面保证。”今井武夫当时心里嘀咕，以为国军八年中对强大的日军一直心怀畏惧，胜利并未被自己取得，而是在盟军的鼎力襄助之下才侥幸名列战胜国之一。最后反复要求多次，竟达成：回南京后当以无线电代替书面保证。
就后来读史者观之，冷欣的这种表现，一方面有大局的影响，如今井所说，胜利来得侥幸，所以没有荣誉感。一方面呢，也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在作祟。小而言之，个人胆气萎缩，与高级军官身份不符，与战胜国使节身份不符。大而言之，影响国际观瞻，降低政府威信，贻笑大方。再说八年以来，一线部队浴血鏖战，矢勤矢勇，精忠惨烈，流无量颈血，死无数生命，而赢得惨胜的曙光，结果在谈判桌上，高级参谋人员是如此的瑟缩胆怯；而大城市泛起的沉渣以不同的番号前往接收，混水摸鱼，掠夺财产，遂使国民政府威信一落千丈，频露失败的先兆。
当时，何应钦手下的高参，似乎都对日军过分客气，以致使对方陡生疑窦，既而鄙视。假如当时调用前线战将，如邱清泉、胡琏等人如何呢？虽说职各有其司，以其强悍、以其学识，以其风度，足以圆满应付，而予国人荣誉感、而予敌方信服感。而实际上，中方列席谈判的人员中，尚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郑洞国、杜聿明、廖耀湘、张雪中、吴奇伟等高级战将。不过似乎没有个人意见的发言权。但冷欣的做派，在他们心中究作何感受，只有天晓得。
反观当时盟军的代表，美军巴特勒准将，对日军使节，就是一副凛然不可犯的姿态。他没有多余的话，只坚毅地强调，被日方俘虏的美军人员应受善待，要求俘虏记录完整无误；并且愤慨地说：日方对俘虏如有不法待遇，美方必将采取严厉报复措施。他们的谈判是事务性的，且态度强硬，较之中国高参，那种有感情的投入，真是天壤之别。
今井的回忆录中，还记载了前来芷江的途中，他和随员多人乘坐一架寒酸老旧的运输机，升空后竟发现一挺轻机枪，遂赶紧投下，葬于洞庭湖烟波之中。进入常德上空时，六架美军战斗机将其包围，大约欲加威慑，在日机上下左右纵横乱飞，长达一小时左右。日方人员都直冒冷汗。
抗战时期任工兵司令的马晋三老将军说过，日本文化是，曲无正调，食无正味，人无正气，花无正香。对其文化三昧之概括，形象而深入骨髓。这样一种文化长养的军队，在其战败之际，对之体贴入微，其效果，必然是双重的滑稽。而其不买帐甚至挑战的心理，必然是暗中又增一层；中国人素来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预期，有以德报怨的传统，但在受降的洽谈会间，如此作为，实在沦于低三下四之魔道。而为敌人所鄙，为友人所惊，为国人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