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偶记孙存准
十九世纪末，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首先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三个字至今还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信”就是忠信，也就是说要忠于原文；“达”则是说行文要通顺易明；而“雅”就是指用字要优雅。
众所周知，严复最著名的译作当属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天演论》了。姑且撇开“达”和“雅”，单说“信”，看看这位被誉为“一代翻译大师”的严复先生是如何守“信”的：
其一，《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即“进化论”，亦称“演化论”，是研究生物进化、生物发展规律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规律的科学，是生物学的一个重要部门。严复在翻译的时候，特意做了许多“拔高”，当成一门政治学来“创作”，把竞争成败提高到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被淘汰的高度上。
其二，正文和导论译述不是纯粹的直译，而是有按语（在书中，严复自己的按语竟然多达三分之一），有发挥。严复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的28篇加了按语。他按语中在开宗明义地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力量之强弱。
其三，他对这本书的“整体部署”，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把它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譬如，“大刀阔斧”地删除了原书中有关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及其确定性等不合中国人胃口的部分。
其四，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大规模的“嫁接”和“移栽”，只取用了原著的“进化论”部分，却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代替赫胥黎的伦理学主张，同时又抛弃了斯宾塞“听天由命”的思想，录用了赫胥黎“与天争辩”的观点。
于是乎，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经过严复用中国文化的手术刀“大切大割”后，已与原著已经相去甚远。但始料未及的是，这本在当时英国并不算特别优秀的著作，这个在当时英国思想家当中并不算举足轻重的赫胥黎，随着严复译著《天演论》的“横空出世”，却在中国声名鹊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顿时响彻神州大地。一时间，“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成为最活跃的字眼，充斥报纸刊物，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胡适曾讲过一个笑话，他有两个同学，一个叫杨天择，一个叫孙竞存，他自己叫胡适之（他原来的名字叫“嗣糜”），都是来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应该说，《天演论》“问世”以后，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完全可以用空前来形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立马发现“救世良方”，对其推崇备至；青年鲁迅读过《天演论》，弃医从文，立志“医民”；孙中山同严复见面时曾说“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后来他提出的“民族主义”，位列“三民主义”之首；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后来讲的“落后就要挨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恐怕也受过《天演论》的影响。
当然，严复在翻译和出版《天演论》之时，正值西方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之时，严复试图通过“误译”，引起国人“误读”，以此来唤起救亡图存，进而达到“自强”。从这个层面上讲，“误译”的《天演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误译”是一时，“误读”却不止。一代又一代的《天演论》“读者”将“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则，“移植”到“人类社会”中来，在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推行斗争哲学，崇尚丛林法则，迷恋弱肉强食。于是，为了有限的利益资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断演绎出一种生物化的关系。
这是《天演论》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但是，我们相信，“人类社会”毕竟不是“生物界”，“人”毕竟不是“狼”，并且文明程度越高的人类社会，就越不会是“生物界”，就越不会是“狼”，而是和谐、理性、关爱、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