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分子所拥有的金钱，并不比《财富》杂志的封面人物少到哪儿去。美国人的金钱观是，当金钱多到无法花掉时，那无法花掉的部分全是别人的。只有能花掉并给自己带来享受和快乐的那一部分，才是属于自己的
刘醒龙，男，1956年出生于湖北黄州。新现实主义、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
出版有《刘醒龙文集》(四卷)、《中国经典乡土小说六家--大树还小》等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多部。另有小说集《INSTITUTEURSDELAMONTAGNE》(法文)及其它中篇小说在英语、法语和日语地区翻译出版。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七届庄重文文学奖，以及第五、六、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奖。最新长篇小说力作《圣天门口》，将于今年五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做小生意美国人不如中国人。但在对经济规律的理解与应用上，美国人处在绝对领先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们商量着成立了一个处理世界事务的联合国。洛克菲勒家族闻讯马上在纽约买下一块地皮，无条件地捐赠给联合国。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家族还将与这块地皮毗连的地皮全部买了下来。联合国大楼建起来后，四周的地价立即飙升。洛克菲勒家族送给联合国的地皮时价为八百七十万美金。这八百七十万的捐赠，回报给洛克菲勒家族的却是不知多少个八百七十万。
相对于聚敛财富，美国人更擅长将到手的财富痛痛快快地花掉。整个人生中一会儿是对欲望的培植，一会儿是对欲望的渲泻。他们的快乐无一例外地全在这样的反复中产生。美国人对金钱的理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是美国人最先发现，金钱的价值不在乎它的总数有多少。早年的洛克菲勒和现在的盖茨，在他们名下聚攒着天文数字的财富。但是美国人认为，不管是华尔街股票大盘上滚动的数字，还是帝国大厦这样的楼盘，其拥有者并非真实地拥有它。从某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分子所拥有的金钱，并不比《财富》杂志的封面人物少到哪儿去。美国人的金钱观是，当金钱多到无法花掉时，那无法花掉的部分全是别人的。只有能花掉并给自己带来享受和快乐的那一部分，才是属于自己的。
据说，美国人平均每十年就要搬一次家，平均三年就要换一台汽车，平均半年就要出外旅行一次。
做这些事的目的，无外乎是让自己真正成为自己金钱的主人。这是典型的美国逻辑。不这样，金钱的主人就难以断定。
在底特律机场，我们碰到三个都是八十多岁的美国老人。老人们腿脚已很不方便，说话时语音含糊不清，听力也不好，看上去生命力已经很脆弱。看来老人们还是不想放弃曾经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的习性。他们中的两个要到洛杉矶去参加一个例行的聚会，另一个是来送行的。我们这群人中有人用汉语说，这么大年纪，又没有年轻人陪伴，真是找罪受。虽然老人们很乐意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但是看不出他们有如果无人帮助就会放弃的念头。
美国老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我想起尚在故乡的老父亲。父亲是离休干部。因为县里财政支出困难，这些年政府应该付给他的离休工资，总是有一拨没一拨。我曾劝他先将银行里的积蓄取出来花了，别难为自己。说了两次，他就生起气来，天远地远地在电话里质问：难道我就不能给儿女孙辈们留点遗产！我想对他说，我们并不缺他的那点遗产。可这些话是断断不能对老父亲说的。记得小时候，一个同伴的母亲无钱治病，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临去世时，她用最后一点力气从枕头里抠出五块钱，塞到大女儿的手上，让她在出嫁时为自己买些花布，做件衣服。给儿女们留点遗产是中国老人最后的快乐。
不知老父亲他们什么时候也能像美国老人一样，让钱这东西真正为自己所享用。
当冬天来临时，拉斯维加斯的美国沙漠，就会用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接待来自中部和东部的老人。成千上万躲避寒冷的老人从居家的地方，开着汽车，拖着一间活动房子，千里迢迢汇聚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每一分养老金所带来的生存品质。
中国的沙漠不能接待老人，但中国本土上有连候鸟都要去过冬的海南岛。它比沙漠更适合害怕寒冷的老人。
美国人其实并非像有些说法那样惟利是图。
纽约是世界地价最昂贵的地区之一，位于纽约中心的时代广场一带，想买块地皮或一座楼，简直就是梦想。时代广场一带明星云聚，像迈克尔·杰克逊这样虽然红遍世界却出道稍晚的黑人歌手，也只能将手中的金钱，大把大把地撒在附近的饭店里，长期包下一两套客房，勉强安身。寸土寸金的时代广场中心路口上，有一座全纽约最小的警察局。有多小？不好将美国的东西来作比较，也就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东头的那座公共厕所。小小的警察局趴在时代广场四周的高楼脚下，一副另类模样。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地产商打过它的主意，可那所小房子依然年复一年地荫蔽着十来个警察。
我们在美国旅行的尽头是尼亚加拉瀑布。
大瀑布由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瀑布的两端各有一座尼亚加拉市。当年，美国的投资者拿着支票簿，来到属于美国的尼亚加拉市，打算进行旅游设施投资。美国的尼亚加拉人断然拒绝了黄金的诱惑，他们不想让外来者打扰自己安宁的生活，也不想要太多的金钱。于是，所有的投资者都跑到对岸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市去了。结果，两个尼亚加拉市，一到夜里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两重世界：一方让瀑布的声响听起来像如诗的音乐，一方让瀑布的画面看上去像是流金淌银。
此类故事，基本上只会发生在美国。
在中国本土，这样的拒绝简直就应了北京城里流行的新词：二百四十九--比二百五还差一点。前几年，北京将王府井切块卖了，稍后几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老厂卖了。都卖了好价钱，都有完全站得住的理由。
我琢磨了好久后，才有了自己的结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单纯富裕并不难，难的是富足。在富裕与富足之间，相隔着一座精神的炼狱。富足是人间极乐。富裕不是。富裕只是表示物质的数量由小趋大。前几年，中国本土上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常常用自嘲的口吻说一句自诩的话：我穷得只剩下人民币了！这是典型的富人语言。一个富足者是不会这样说的。如果是在纽约，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会在早上起来，穿上一身休闲衣裳，一路小跑着来到NBC电视台四台楼下的窗外。五点钟时，他会同许多人一道冲着从窗口伸出来的摄像机，惬意地笑着。当摄像机的镜头从眼前摇过时，他会深情地说一声：美国你好！几分钟后，摄像机消失在窗口，跟着敞开的窗户也关上了。他会随着人群的散开，顺着原路回到家里，听着朋友不停打来的电话，说是在五点钟的新闻节目里看到了他。当朋友们的电话都打完后，这个居住在纽约的美国人，就会从车库里开出自己的汽车，去一个地方为一笔税务警察并不知晓的收入交纳所得税。
富裕是极端个人的事。
富足会让人变得天真可爱，并给他人带来快乐。所以富足不是一个人的事。
只有富足的美国才能做到，让西点军校同好莱坞影城一起闻名于世。
华盛顿市内与越战纪念碑毗连的是韩战纪念碑。韩战纪念碑是前两年才修的，比越战纪念碑晚了二十多年。
碑上刻着一句平常而深刻的话。
陪同的导游是香港人，他将碑上的话翻译成：自由不是免费的！
我听着有些别扭，想了一会才明白，按照通常的习惯，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天上下着雨，那些雕塑的美国士兵样子有些疲惫。四周活灵活现的美国人一个个都很年轻。活在世上的美国年轻人，脸上洋溢着富足带给他们的快乐。
作为当年敌对国的公民，我站在一旁品味着纪念碑上的那句话，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滋味。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相距不到百米的越战纪念碑前，冷清得只有一对少年男女。我走到那一半埋在地下的黑色大理石碑刻前，女孩正惊喜地指着碑刻上的一个名字，唤着那个男孩。假如此时女孩哭泣起来，我也许还不会感动。让我感动的原因是女孩站在那个刚刚发现的名字下面，微笑着让男孩给她照了一张相。女孩甜蜜的笑容与森严的碑刻形成的对照，让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起来。我突然明白，再深的苦难也是会被后人遗忘的。本来只是为了纪念越战与韩战，但在后来者眼里，除了历史，它还是一种建筑之美。在这一点上，越战纪念碑早被美国的年轻人看腻了，所以他们将兴趣都给了新修的韩战纪念碑。
有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卡斯特。如今在西点军校校园里，有他骑在马上的青铜像。卡斯特用他的一生，做了典型的美国人。他因学业不好，曾以西点军校当届毕业的最后一名离校，但在美国内战中，二十三岁时便当了少将。内战结束后，军队缩减，卡斯特虽然由少将降为中校，却是后来驰名世界的第七骑兵团的创建者和首任团长。卡斯特的闻名还在于他带领的骑兵团，于1876年6月25日，在蒙大拿州的大小角打了美国本土上的最后一战。那一战以被卡斯特的第七骑兵团追杀的印第安人的大胜而结束。卡斯特和其亲自率领的一支两百多人的骑兵队在印第安人的刀箭下全军覆灭。卡斯特的属下悉数被剥去衣服，割下头皮，砍掉手脚。卡斯特本人还是受到印第安人的尊重，保住了头皮和手脚，留得全尸在草地上。死去的卡斯特成了美国的象征。不过，卡斯特不像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哪怕一百代过去，也依旧是英雄。卡斯特的英名在越战暴发后，一下就成了种族歧视者，成了残忍的恶棍。
美国人绝对是务实的，哪怕用爱国的名义，也不能放弃个人的利益。
香港导游对韩战纪念碑碑文的翻译，更接近美国人雕刻出这话的原意。
在爱国的名义下，美国人也要考虑得到的利益是否合算。因此爱国也是有报偿的。
这就是卡斯特死后，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放弃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从而实现全国和解的原因。
美国本土上的和平持续了一百二十四年。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地晓得走到什么地方，会遇上什么样的对手。他们的准备是以公民接受起来容易，理解起来也容易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普通的森林消防队员在执行公务时牺牲了，政府会在五十个州降半旗致哀；非洲的什么地方发生部落间的仇杀，国防部会派最现代化的军舰去转移本国的公民；新加坡司法机构要对一个违法的美国青年施以鞭刑时，美国总统会亲自出面为其求情。美国政府和国会每时每刻都在告诉自己的公民，他们会动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不使他受到来自外部的欺侮。那些坐在黄色的校车里的孩子，在看见总统车队为自己让道时，不用别人再多说什么，他们就晓得只有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总统不是。
美国的法律能确切地保证，军人为国家作了他该作的一切后，他能得到回报。这种回报的多少，也是每一个人都能计算出来的。譬如指挥多国部队对伊拉克作战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就曾计算好了，如果他在师长的任职上干了三年而得不到提升，他就得退役，并一次拿到一百多万美元的退休金。
爱国在美国并不是要求公民做出牺牲，它只要求公民尽自己的能力。
由于爱国的命题太宏大。为此，它的基本性质常常在无意中被搁置一旁。
只有美国政府让自己的公民明白，爱国行为得有物质作保证，光有精神是无法爱国的。
应用美国人的常理，我们也可以说，邓小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是他率先坦诚地告诉中国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马克·吐温故居，我们学到了美国式的文学原理。
多少年来，中国本土上，一直有人在对文学说教：文学是清贫者的事业。仿佛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我们的文学艺术至今依然像是一个捉襟见肘的流浪汉。
一百多年前，世界上刚刚发明电话时，马克·吐温家里装上了两部款式不一的电话。马克·吐温家里有十二处风格完全不同的壁炉，有一个就是在今天来看也依然是很不错的洗手间。马克·吐温家里的书房有两扇用透明大理石做成的窗户，如此装饰，已接近百余年后才建成的耶鲁大学图书珍藏馆。马克·吐温家用的酒柜是从意大利买回来的，睡觉的大床也是从意大利买回来的。马克·吐温曾用美国人特有的坦率告诉别人，一个男人要想成为好作家，他就得娶一个富有的女人作太太。闻听此言后，我曾不无悲哀地说，难怪中国人至今也拿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就在这里。今天的中国作家，也没有谁的居所可以同马克·吐温故居一比。马克·吐温所言免不了有幽默成份，有可能还是对太太如此富有的一种解嘲。不管后人如何理解，那些不动产的解释却只有一个：财富同女人一样可爱！
马克·吐温故居的管理员都是义务的，那天为我们作讲解的男子是一个养老金领取者。他说他选择这儿的义务工作，是因为他爱着这个地方。
我说不好英语，我用母语说：这样的地方谁个不爱！
我还用母语说：文学也不是免费的！
马克·吐温故居里的实物是不让人用手碰的。但是马克·吐温用过的那架打字机实在令我有些想入非非。趁着管理员转身介绍书房里摆放的那只台球桌时，我飞快地用自己的食指在打字机上敲了一下。我没有感受到类似人的手指体温之类的的东西，那感觉倒很像家中被儿子玩电脑游戏玩出毛病的电脑键盘，涩重迟钝。敲完后，才发现食指碰的是S键。我盯着S键看了好久，直到心里有某种感悟。我让自己相信，这个S中也许包含着什么。
离开美国，回到武汉家中，我曾翻开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月12月出版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以S开头的第一个单词的汉语意思竟是：主张严守星期日为安息日的基督徒。以S开头的最后一个单词的汉语意译则与体系、体制、秩序和规律相关。两种回应让我好久不再有别的念头。马克·吐温家里虽然摆满了中国瓷器，但他本人从未来过中国。他怎么晓得传统的中国作家，在体制与秩序面前，犹如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愿自己与马克·吐温在S键上的相逢，只是个人臆想。上海证券报 刘醒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