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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徐悲鸿来到重庆，在中央大学（现重庆大学内）任教。许多人比较熟悉徐悲鸿的《奔马》。他画的马四蹄生风，体现出粗犷豪放的艺术特色。而徐悲鸿创作的《狮图》同样因其醒世意味而极具收藏价值。
此幅《狮图》是徐悲鸿于1938年在重庆为爱国人士雷清赋画的。据藏家介绍，由于在落款时，徐悲鸿将“清赋先生”写成了“赋清先生”，只好再重画了一幅。但第二幅画远不如第一幅。此幅是徐悲鸿常用的高丽纸画成。1943年春末，曾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巴人汲水》等一同展出。这幅狮子图，以生动的形象，深刻的寓意，意喻中国已是“醒狮”，不可让人侵犯，每一笔每一点墨都饱蘸着徐先生抗日爱国的精神。
对于这幅画的流传经历，藏家不愿多谈。据介绍，徐悲鸿在重庆曾居住在盘溪民宅中。房东见徐先生是位画家，就不收他的房租，而要画抵租金，且双方谈妥，每月三张画。徐悲鸿在此房住了近两年，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幅画可能就是徐悲鸿抵给房东的作品之一。
战时个唱拒绝造星
近日，渝中区敖先生送来了20余张抗战时期在成都举办音乐会的门票和曲目单。
但抗战时期举办的音乐会不是为大众娱乐，而是为民族解放、为支援前线而歌。如当时国立音乐学院举办的“响应文化劳军音乐演奏会”、成都蕙弘校友会举办的“为救济战区同学募款音乐会”等。
除学校和艺术团体举办演唱会外，中国现代著名歌唱家伍正谦、应尚能、管宜萱等也在抗战时期举办个人演唱会。尽管也有肖邦、莫扎特、舒伯特的曲目，但《嘉陵江上》、《热血歌》、《国殇》、《巷战》、《抗敌歌》则是必唱歌曲。
据记载，1938年1月，全国各地的抗战文艺团体和工作者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3月份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艺界各方面人士，不分派别，不分阶层，团结一致。如火如荼的救亡歌咏活动遍及全国，真可谓“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
一把扇子告诫战时官僚
江北王先生近日送来一把1938年书画名家施孝长、盛光伟为旧时四川军阀幕僚书写的扇面。有意思的是，艺术家在那个动荡年代对官僚的寄语却是“兼听”和“遁世”。
这把扇扇面为绢本。一面为工笔重彩的高士抚琴图，题跋为“戊寅秋分写幽人空山”，落款是“为荃叔先生属正”。这幅画是四川书画名家施孝长1938年为军阀刘文辉和幕僚刘荃叔所作。隐士是画家惯用题材，常被用来反映文人的遁世心态。
另一面（见下图）为四川前清“五老七贤”之一盛光伟（1870-1950年）题的四言篆书：“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要当内持，定见天心……广延纳耳，万流赴壑，乃为尽善”。王先生认为这几句诗是盛光伟对军阀之间争斗的劝言。
辛亥革命后，四川内战持续了20多年，特别是刘文辉、刘湘叔侄之间的明争暗斗尤甚。抗战时期，军阀之间不光要争斗，还要处理与中央政府和日本侵略军的关系，而作为高级幕僚的刘荃叔，要在那一年代有所作为，必须周旋于各种关系之间。
王先生介绍说，解放后，刘荃叔曾在四川政协任职。这把扇子是自己40年前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刘荃叔的孙女赠送的。
名人手札和抗战文物文/吴应骑
名人手札、书信及抗战文物的文献与收藏价值，已在当今收藏热中日益凸现，将是继书画、瓷器、青铜器等之后的又一匹“黑马”。
收藏名人书札，大致有几类：第一，古代文人雅士书札。比如同治年的陆润痒、光绪年的翁同和，他们都是状元、进士及第。翁同和与张荫桓的信札今已现世，对人们认识清末政局的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第二，政要书札。比如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等，这些书札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社会价值取向。
第三，著名学者书札。比如段玉裁、吴大澄、翁方纲、陈寅恪等。陈寅恪的《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手札，反映出他由“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到“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的心路历程。
第四，其他名人书札。比如陈独秀、鲁迅、马寅初、李叔同等。特别是陈独秀、鲁迅等人反对旧文化，高举新文化大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另外，抗战文物的收藏也是火爆一时。著名收藏家樊建川收藏了张大千哥哥，也是孙中山挚友张善子的《飞虎图》。张善子以画虎著名，被称为“中国虎王”，他在1940年为赞扬盟军飞虎队画的《飞虎图》，画中几只健壮老虎在天上飞翔，追逐吞吃日军飞机。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拍场上，名人手札、抗战文物受到藏家的追捧。张之洞手札拍到3.06万元，一张抗战胜利的报纸号外，被新加坡华侨以4000美元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