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双轨制的始作俑者。”50岁的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说。作为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86年的得主，华生多年后仍保持着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然而，这一次他需要回顾和重估的是，20年前作为一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的研究生，他为中国改革提供的新路径——“双轨制”。
回忆这段带有个人烙印的历史并非完全只出于华生的偏好。就在不久前，一篇由中国改革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撰写的，名为《新双轨制复归，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的文章，引起了包括华生在内的当年改革决策亲历者们的注意。
钟伟说，“新双轨制”的含义就是：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两大体系——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他解释说，中国经过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商品价格是由市场决定和配置的，而要素价格却大体由行政力量决定和配置，因此，两者之间的租金就成为维持公共权力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两个体系之间构成了“双轨”。
“第三条道路”的诞生
钟伟的文章使人们突然发现，无论新旧，双轨制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工具似乎已经被悄然淡忘。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克利茨曾说，双轨制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
这一“天才解决办法”来自一群年轻人，发端于1984年9月在浙江举行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上。
“那一年改革的气氛很好。”华生说。经过几年的实验，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取得了巨大成功，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增长，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吃饭问题有望解决，农村经济全面复苏、活跃，因此人们对加快城市经济改革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在1984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就在这次会议前的一个月，“莫干山会议”召开了。这是一次带有政策咨询意味的会议，参加者多是在之前全国性征文活动中的论文入选者。参加会议的并不乏华生这样的年轻人，比如西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张维迎。
正如后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表述的，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最大障碍就是严重扭曲和僵死的计划价格。
华生说，从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计划经济的控制在边缘上已经松弛，非国有经济开始受到市场需求的指引，价格也已经向市场化方向发展。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国家开始允许国营企业超计划生产的产品有不超过20％的价格浮动权，这样更推动了价格多元化的发展。但由于没有统一、合法的市场渠道，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浮动范围有限，而且呈扭曲的多元形态存在。
更为严重的是，在占统治地位的计划价格体系中，供需缺口相对较小的一般工业消费品，计划控制较弱，而对供需严重失衡的生产资料，计划控制尤其严格。因此，当时面对的现实情况是，生产资料在计划低价下供需极度失衡，由于其对中下游产品的传导作用，导致整个价格体系严重扭曲。
价格信号的失真，使得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激励企业发展的各项措施失去导向。价格改革已经成为城市改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肯綮。就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提出了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必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经济学者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则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减少价格改革过程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的主张。由于兹事体大，价格改革成为“莫干山会议”的最主要议题。除了来自接近决策层的田源、周小川等人的以“调”为主（当然调的幅度不同而已）的意见外，在这次会议上，张维迎等人提出，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他们被称为“放派”。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研究生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采纳和综合了双方观点，形成了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华生说，在当时计划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保护”和封闭存量（保护和赎买既得利益），培育和发展增量（市场和新生力量），走理想务实的增量渐进改革路线已经成为了会议讨论的整体氛围。通过增量这个新轨的壮大逐步解决存量这个旧轨，这就是“莫干山会议”上双轨制的含义。
“这不是简单的中间派，而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华生说。他们担心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
会后，华生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代表，被要求向当时在杭州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汇报。在为会议纪要写的单独报告《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中，华生提出，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入手，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和完成整个价格体系的调整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是“双轨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这一年华生30岁。
第二年3月，即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
实施与争论
双轨制改革一出台，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等人就提出尖锐批评。他们认为双轨制就等于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同时他们认为，双重价格并存必然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腐败蔓延。
1988年，吴敬琏组织了关于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讨论，并将讨论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在1988、1989年的《经济研究》杂志上，两派的争论可以用硝烟弥漫来形容。”钟伟说。
华生说，由他和那群激情洋溢的研究生们提出的双轨制，其实是一种渐进的增量改革的思路，与后来人们广为诟病的双轨制——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华生没有想到，双轨制本身的实施也与方案中的理想设计相去甚远。计划外的价格控制取消了，但市场的培育和组织工作起步非常缓慢，多重价格并存的现象并没有很快消除。华生承认，放调结合的双轨制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只放没调、放也不畅的跛足戏，双轨乃至多轨价格的存在和相应的倒卖投机活动导致了社会的不满和埋怨。
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者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句当时被媒体用来形容理论脱离实际、好心办坏事的比喻实际源自华生的一句自嘲。
五年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是1984年的华生定下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华生认为，随后的现实并不能掩盖双轨制的明智之处，以增量解决存量的渐进方案，更为重要的是双轨制背后蕴含的哲学：以妥协而非革命性的变革减少社会代价。
“改革并不总是伴随着鲜花和掌声。改革不是革命，它包含了妥协、代价和弯路。完美的、无代价的方案是理想的，但很少有现实的可能。”华生说。
钟伟则认为，旧双轨制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是上层精英与基层的互动，通过试点的方式、试错的手段，共同进行制度建设。民众有鲜明的民意，中央就顺应和升华使之成为国策；它是暂时过渡的，没有人（包括政策设计者）会认为这种双轨是永久的，等待渐进的振荡渐渐消散后并轨才是最终的政策目标；它也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惊险一跃”。
淡出？深化？还是变异？
1990年代初，随着一般商品价格的市场化，双轨制作为解决价格问题的方案，似乎已经悄然淡出。钟伟说：“走在今天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的繁华街道上，在旧双轨制逝去的背后，我们享受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幸运。”
但学者秦晖却在1993年说：“双轨制正在深化。”他指的是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由于起点和过程的不公正使得公产被廉价地化为私产，秦晖把这种现象称为“产权双轨制”。同年，吴敬琏等人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集重印，吴敬琏将书更名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到了1999年，吴敬琏为该书第三版作序时指出，时光流逝，但腐败问题更尖锐了，贪官污吏们依然猖獗，他们的设租敛财活动有时已经以“全面加强管理”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进行，书的第三版更名为：《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在1997、1998年，钟伟与一些当年拥护双轨制的学者们接触，并且开始重新梳理中国改革。“我感到彻底迷失了。”钟伟说。现实让这个曾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觉得，人们似乎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完全背弃和背离了双轨制的精髓，试点的精神正在湮没，一刀切的“试面”取而代之。更为重要的是，在要素市场中，增量至今没有发展的制度空间。
钟伟举例说，目前的金融体制改革就没有延续1980年代既有思路的迹象，整个银行业中，非国有银行缺位，外资银行也只是陪衬。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分拆的思路也是对存量切分，让每一块存量做大，新的增量难以置喙。新双轨制的双轨是公共权力可以立足的双足，双足之间则是巨大的寻租空间。与当年胡和立的报告相比，钟伟的计算虽然粗浅，但更为惊人。他说，由于“新双轨制”的存在，即便忽视错综复杂的国有企业问题，仅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项，目前每年带来的损失大约就在11500亿，高达ＧＤＰ的9％，或者说，这几乎就是近两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了！
与15年前一样，华生依然在为自己提出的双轨制辩护，当然这是那个来自于莫干山、来自于理论设计的、调放结合的双轨制。“旧双轨制的过渡，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华生说。他举例说，近来引起普遍关注的电煤价格，就反映出计划价格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电力一紧张，煤炭需求一旺，计划电煤的价格问题就暴露出来。解决办法当然不是煤电联动这种在20年前就被证明并不可行的方案，而应当用与时俱进的双轨制或市场化的转移支付办法去解决。在国内最早提出股市症结在于股权分置的华生说，“老股老办法，新股新办法”的双轨制也是解决资本市场沉疴的良方。
钟伟同样认为，20年前提出的双轨制依然应该是中国改革的既有战略。而新双轨制倒是对旧双轨制，对渐进改革的扭曲。
然而，这场人们期待继续的改革，很难再像1984年的莫干山那样，一群年轻人挑灯夜战，挂牌辩论，推动改革的第一块骨牌。
问题是，20年后，改革红利的获取是否会削弱继续变革的决心，让一些人获利丰厚的两轨是否有“并轨”的一天？钟伟说，新双轨制是自下而上、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中的人就越庞大和亢奋，所以，新双轨制脱离了改革且永远都不会自动“并轨”。因为很大程度上，现在需要被改革的一些利益群体曾是多年前的改革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还是深化改革的拒斥者。
与20年前一样，华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更需要经济学家的投入和工作，尤其是现在改革已经深入到垄断领域的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本身，垄断领域和要素市场的变革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而格外困难。
所有对于20年前的双轨制持乐观态度的人们都会指出，动态过程是观察现在和未来的最佳视角。华生说：“改革已经剩下最后几座堡垒了。”钟伟则说：“中国改革的难度已经大大降低。”问题是，当彼岸的目标，甚至到达的路径都已有了共识，什么可以克服面临的困难呢？惟一没有风险的回答似乎只能是时间和时机。
“时间是有利于新轨的。”华生说。
（本报主笔许知远、记者黄锫坚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