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报报道了发生在洛阳的一起文物犯罪大案查办中有可能“虎头蛇尾”的情况。“虎头”者，这起大案由海外一封举报信引出，国家公安部督办，从国家公安部、河南广东两省到案发地洛阳的公安机关，均参与或派员组成专案组，历时近两年开展工作：“蛇尾”者，到目前为止，一是最终受到惩处的涉案人员少：警方认定涉案203人，涉嫌罪案161起，但仅27人被批捕，法院判决12人；二是罪犯受到的惩处力度小：文物倒卖集团首要人物宋彦庆被判5年半有期徒刑(判决两个月后已保外就医)，当地一位检察官认为“距离当初想象的判决结果相差很大”，参与查案警方也说“判决太轻”。
打击文物犯罪，目的是要保护文物，但是，以上面所述洛阳文物大案的惩处情况看，是否能够真正震慑和遏制犯罪，我们无法得出乐观的答案。
之所以出现查办文物案件“虎头蛇尾”的情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经费不足、有复杂的人事阻力、线索查证困难、文物交易难以控制和定性等，但是，这些情况仍然可以看作是洛阳此案的个别现象，这些个案也可以通过继续查办来“善后解决”———而文物犯罪案件查处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法律存在“软区”，也就是被文物专家所建议修改的“重两头轻中间”的现行法律规定。
所谓“重两头轻中间”，是指在惩处文物盗卖的过程中，对“两头”的盗墓和走私处罚重，对“中间环节”的倒卖处罚轻。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盗墓的量刑则是“三年以上直至死刑”。
“倒卖”文物的罪犯完全不必亲自去盗墓，而是出少量的钱诱导甚至组织农民去干，这也是一些盗墓者按照“订单”盗墓的原因。事实上，有些组织者(也是倒卖者)在盗墓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的盗墓者更大；另外，在整个文物犯罪链中，盗墓农民得利最少，而倒卖文物者却获得暴利。按照罪刑相当的原则，对倒卖文物的“中间人”不应该网开一面，应该考虑加大对他们的惩处力度。
但实际情况是，盗墓农民与文物贩子的刑罚和非法获利并不对称。盗墓农民得利最少获刑最重，倒卖文物者获得暴利，其获刑却可能远远小于那些农民。
正如曾参与《文物保护法》制定的权威专家谢辰生所说，“光打击盗墓农民不起作用”，要严格执法，要抓大案要案，敢于碰硬，“重点打击那些文物走私集团的幕后指挥者、牵头人”。否则，在农民收入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总会有人难以抵挡利益的诱惑铤而走险，如果不对中间的倒卖文物者下重拳，今天处理几个农民，资金雄厚的走私集团明天出钱，还会有人愿意干。
盗墓的农民是不可能把文物走私到海外的，正是那些中间的倒卖者，和走私者一起刺激并形成了巨大的地下文物市场，有的甚至成为盗墓的幕后指挥。要对这些倒卖文物者进行严厉打击，就要重新分析这些倒卖文物者在文物走私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有些罪犯虽然躲在幕后，以文物倒卖者的面目出现，但他们的犯罪行为事实上是和盗墓者共同实施的，理应受到相同甚至更重的惩罚。因此，需要充分论证现行的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规定是否适当，研究有没有修改的必要。不如此，文物犯罪难以禁止，“十墓九空”的情形就不仅仅会在洛阳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