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
11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以“吴敬琏”的名义称发表了《我心依旧》的文章，文章是由记者柏晶伟写的。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关注，实际上涉及到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分析评论。
文章介绍吴敬琏教授的观点说：
在世纪之交，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还要回答“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不只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都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这些市场的游戏规则应当清晰透明，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应受到法律的约束，或者说应该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
不少人以为搞市场经济了就可以狮子大开口、名正言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些人是新时代的于连。于连们，为反对旧统治的压制要起来反抗，但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择手段。这些人是大变革时代的产物。
事情很清楚，中国当前出现的种种腐败行径，主要并不是从市场化中产生的，而是来自部分官员滥用不受约束的权力。所以，在吴敬琏看来，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回到命令经济。
这些观点的核心是：中国要建立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要实现公平。与吴教授一贯的观点是相通的。我是赞成的。但是另外一些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一)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
记者柏晶伟说：
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 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四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
在8月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声援这种批判。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的郎咸平教授“由案例而问题、由问题而主义”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和这种经济主导下的国企改革而掀起了新的高潮。
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9月中旬，吴敬琏在深圳的一个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论坛上对几个涉及“郎顾之争”的提问被一家报纸的记者整理成文，以该报专访的形式公布了出去。吴的回答大致包括三层意思：(1)利用国企改制之机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不是个别现象，应当对这种现象作坚决的斗争；(2)对于郎教授指控科龙等一系列企业家盗窃国有财产，自己没有调查研究，无法作出判断；(3)不能同意郎教授关于“国企效率优于民企”、“国企不能退出”的主张。吴敬琏的这一平和求实的回答，遭到一些人的怒骂痛斥。“左派”网站发表文章说，这是“吴敬琏们黔驴技穷”的表现。北京一家官方媒体也发表文章，说吴敬琏既不全盘肯定郎咸平教授对一系列企业家的指控和对国企的主张，又不“拿出事实和数据来驳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极推手”，说是像吴敬琏这样的学者只“乐于到企业做顾问或独董”，“互相唱和跑跑堂会乐得屁颠屁颠”，而“对于真正关乎改革成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而看到了但不深入去做，即使做了也是……从概念到概念，犹如隔靴搔痒”。
吴敬琏说，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决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认为记者柏晶伟的这个概括充满了火药味。
第一，所谓8月份“非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声援7月份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的说法。是打棍子、扣帽子。响应郎咸平的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家”，有些人很少在媒体露面。有些人也很少谈股市。2001年的股市大辩论是在“主流经济”学家之间进行的，几乎没有“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参与，所谓“积极声援”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在这场争论中，网上有所谓“左派”、“右派”的说法，绝大多数网友不同意这种说法。比较中性的说法是“主流”和“非主流”，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也声明不同意“左派”、“右派”的划分。其实主流、非主流的说法也很模糊。因为在所谓“主流”中也有不同观点，“非主流”中也有不同观点。我看被媒体称为“主流”的实际是“著名经济学家”，“非主流”似乎都不著名。2001年股市大辩论就是在所谓“著名经济学家”之中进行的，观点也很尖锐嘛。有位朋友很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争论，他对我说，两派争得激烈，但是在开创业板的问题上，却很一致。
第三、为什么会出现“非主流经济学家”？因为学术界的空气不正常，在学科上重理轻文，在文科上重经济轻文、史、哲、在经济学界只有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经常在媒体发表长篇大论，不同的观点被长期压制。记者柏晶伟把8月份“非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声援7月份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联系起来，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做法。意思是说“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如何的不光彩。我们请问：这是不是“文革”式的做法？任何读了声援郎咸平文章的人都没有觉得8、9月份的“国有企业”大讨论，与所谓7月份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有直接联系，也没有人声称要“积极声援”“投资界人士”。
记者柏晶伟反对“排队”，实际上他自己是在用划分的方法进行“排队”。而且把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国有资产大讨论，说成是8月份“非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声援7月份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这更说明了当前学术界空气不正常。
(二)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
最近，《光明日报》记者李瑞英写了一篇《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报道，介绍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的新书《新自由主义评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介绍了新自由主义可借鉴的成分和其缺陷，实际上是批评了新教条主义，即那种把西方某个学派的理论当作金科玉律的思潮。这篇文章引起很多网友的讨论。
但是，我们从柏晶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他对此似乎不满意。他叙述了吴教授的观点：
从1956年到文革结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保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这种体制作些改善。……另一个是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以便动员群众的“革命精神”去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两种做法交替使用，而对吴敬琏来说，则在两种思路之间摇摆。
然后引用敬琏教授的话说：
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购’(MBO)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弥补。这一点，过去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一再强烈呼吁过，现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来，当然不应以人废言，而应当坚决支持。但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用‘大政府主义’去加以纠正，我是无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说即便公共财产被贪官送给了私人老板，也比放在政府手里烂掉强，我也是一贯反对的。”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用“大政府主义”去加以纠正，我是无法接受的。
我认为，柏晶伟这些评论并没有搞清楚郎咸平在说什么？
郎咸平并没有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他说：
“我要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表示尊敬。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的提出是20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很不幸，20年之后他们还在谈理念。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话，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意义。”郎咸平的主题演讲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尖锐犀利。(《郎咸平唱独角戏》《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8月30日)这段话很清楚，他对新自由主义表示尊敬，他主张用“数据说话”，用内地的话来说，就是别把“新自由主义”当做洋教条。
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宣扬“新自由主义”的还有内地的的许多学者，他们并不是所谓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更与“主流经济学家”毫无关系。(关于郎咸平的观点，我在后面分析)。而真正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系统分析评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编审何秉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其庆，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原所长、研究员苏振兴，中国俄罗斯东欧经济研究会秘书长、教授田春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他们是在全面介绍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一为分二的评论。
无论是郎咸平，还是内地的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评析，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与“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以便动员群众的‘革命精神’去实现国家的目标”，根本不是一回事。
再说了，有人宣扬新自由主义，也有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这不也是一种自由吗？为什么一批评新自由主义，就说是“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了呢？难道新自由主义就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吗？批评新自由主义就是“文革”式的大批判吗？说穿了，现在世界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进行反思，拉美国家的经济动荡，亚洲国家急于开放金融市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形成了三个重灾区，这当然引起人们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这难道是“文革”式的批判？
为什么《光明日报》文章引起反响呢？因为广大群众发现所谓国企“冰棍论”、“靓女先嫁论”、“经济人的假设”、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制基础上等言论与新自由主义有同工异曲之妙，新自由主义被当成了洋教条。
(三)是“自己站队”，还是要求经济学家“站队”。
柏晶伟引用吴敬琏的话说，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经济学家何止两派，为什么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经济学家看问题，应当实事求是，认为对的就支持，认为不对的就反对。知识分子，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但经济学家要坚守独立客观的立场，那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决不能再用了。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要求经济学家站队，是经济学家自己在站队。柏晶伟引用吴敬琏的话说：“每个人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但要看是什么利益集团。经济学家是为谁说话？我认为经济学家主要看他的观点，不是代表哪个利益集团讲话，不是哪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的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来。”
那么，我们请问：“每个人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这是不是“站队”，谁要求经济学家这样做了？是他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做的。吴教授的话是有逻辑矛盾的。一方面“要看是什么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说“经济学家主要看他的观点，不是代表哪个利益集团讲话”。当然吴教授的意思是想说要超越集团利益，“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的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来。”但是，有多少“著名经济学家”做到了。
柏晶伟引用吴敬琏的话说：“经济学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来，经济学家也是公民，当然也可以从事其他公民有权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问题是这两重身份决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
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经有人批判他的“千点论”，我多次写文章表示不同意。因为经济是有客观规律的，证券市场也是有客观规律的。许小年不能左右证券市场，他只能研究证券市场，他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股市有涨有跌，他认为股市要下跌，自然有他的道理。现在的1300点，早已经在1999年519行情之前的一千点之下，你批许小年的“千点论”有什么用？所以压制研究者的成果，不让人讲话是不对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许小年明知股市要下跌，却为中石化高价发行A股叫好，这因为他是中金集团的经理。在香港发行H股1.6元港币，在内地4.22元人民币。让内地投资者为国际投资者每股净产值做贡献，这公平吗？难道许小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就是因为他的双重身份：作为学者的许小年研究出了股市的下跌，作为券商代言人的许小年为A股高价发行叫好。这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吗？这是不是“两重身份的混淆”，这是不是“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
我们请问柏晶伟和吴教授：“站队论”是谁发明的？
大家都知道，2001年股市大辩论时，有人说，吴敬琏不买股票，没有资格论论股市。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当时写文章说，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他不买股票也有资格谈股市，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关注证券市场。现在，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而且，我现在仍然认为，吴教授所说的“外国人说中国股市象个赌场”，不是什么“赌场论”，他的主要观点是说股市要规范，不能偷看别人的牌。这与他要求建立法制化、公平化的市场经济的观点是一致的。上纲上线地批判所谓“赌场论”，是某些人情绪化的表现。
实际上，剥夺没有买股票的人谈股市就是一种“站队论”。现在，我又看到这种观点，说郎咸平是香港人，没有资格谈国企改革。那么请问香港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郎咸平作为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资格谈国企改革？外国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说三道四，被某些人说成是“大师”，郎咸平却没有资格谈国企改革，这岂不天大的笑话吗？
(四)郎咸平是要回到“命令经济”吗？
柏晶伟的文章说：在吴敬琏看来，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回到命令经济。吴敬琏说，这也正是他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实行“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原因。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并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用‘大政府主义’去加以纠正，我是无法接受的。
郎咸平确实说过“大政府主义”，但是他所说的“大政府”并不是回到“命令经济”、“行政经济”。因为，所谓“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争论在西经济界大多数是在争论市场经济的管理方法。
200多年来，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不断进行斗争。这200多年，出现三次大论战。一次是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之争，第二次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之争，现在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争。西方国家经济思潮此起彼伏，有各种思潮，大体上还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自由主义，一类是新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主张“小政府”的。至于郎咸平的“大政府”观点是不是“新国家干预主义”？他没有明确表述，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他并不是要搞什么“行政经济”，更没有要搞什么苏联模式。
现在我们看一看郎咸平是怎么说的。他说：“今天的自由主义学派，看到的是一个自由经济，是一个民主制度。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郎咸平指出，美国之所以强大是靠大政府创建的法制社会，给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企业、消费者、买股票的人、卖股票的人，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让任何人不能随意地挤占别人的财产。
美国政府扮演的是看门狗的角色。让大家族退出经济舞台，由中小股民控制股票。美国证监会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执法机关，它的调查权力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包括美国总统，而且美国证监会可以发传票，如果不去，可以在证监会的指挥下执行逮捕。就是因为赋予美国证监会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非掠夺性，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不会有一个好公司。而中国的证监会缺乏执行。中国的股市缺的不是钱，而是中小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
郎咸平坦承，他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中国现在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做一个主导。”(《郎咸平唱独角戏》《中华工商时报》 2004年8月30日)
很清楚，这里是以美国为例，要政府加强法治，制定一个严格的规则。“让任何人不能随意地挤占别人的财产”，“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不会有一个好公司”。“中国现在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做一个主导。”所谓“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集什么权？集法律之权。“靠大政府创建的法制社会，给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企业、消费者、买股票的人、卖股票的人，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这难道不是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吗？这与吴教授一贯提倡的法制化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吗？
(五)政府管规则、企业管经营。
吴教授不同意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的观点。其实谁都明白，郎咸平反对的贱卖国有资产。
经济界流行着一个口号“国退民进”，其实这是个模糊的口号。我一直主张行政干与退出，国企、民企自主经营。现在有些地方实际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国企退出，有的地方甚至宣扬百分比，即使企业的职工不同意，也要卖企业，甚至搞暗箱操作的MBO，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用行政方法干与民企。这里，我们看一个现实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巨人”的垮台是因为盖了一座巨人大厦。巨人为什么要盖这样一座超出自己财力、物力，并且可能巨人再有100年也用不了的大楼？巨人大厦原来准备盖38层的，后来为什么涨到70层。史玉柱解释这个问题：“38层的想法出来不久，1992年下半年一位领导来我们公司参观，看到这座楼位置非常好，就建议把楼盖得高一点，由自用转到开发地产上。于是，我们把设计改到54层。后来，很快又把设计改到64层，此中有两个因素：一是设计单位说54层和64层对下面基础影响都不大；二是我们也想为珠海市争光，盖一座标志性大厦。当时广州想盖全国最高的楼，定在63层，我们要超过它。1994年初又一位领导来视察珠海，同时要参观巨人集团，我们大家觉得64层有点犯忌讳，集团几个负责人就一起研究提到70层，打电话向香港的设计师咨询，对方告之技术上可行，所以就定在70层。(《科学投资》《《中国民营企业第三死：死于企业政治化》)
史玉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地方领导的建议，楼越盖越高，资金链越拉越长，直到断裂了。如果仔细看一看全过程。象不象“计划经济”，其实这不是“计划经济”，确切地说是“行政命令经济”，或者说是“行政命令”加“理想主义”。如果从哲学上看是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只顾形式，面子上好看，不顾实际内容。史玉柱的企业需要70层大楼吗？珠海的经济发展需要70层大楼吗？在当时都不需要，但是当时的“形象工程”需要这样的大楼。而且越高越抢眼，所以史玉柱决定为”珠海争光，为领导争光“。
还有一个例子：1992年，云南企业家罗志德提出想在昆明盖一座56层的大厦。因为中华民族一共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一层，以彰显民族团结。罗志德的原意，只是提出这么一个计划，看看是否可行，谁知这个计划却让有关领导知道了。大厦立刻被赋予了一层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有关部门也会办事，昆明市中心一块面积达100亩的土地随即被”特批“到了路达公司的名下，有关部门还在昆明市郊给了罗志德200亩土地。(《中国民营企业第三死：死于企业政治化》)结果路达公司也跨掉了。
还有铁本事件，也让人看到地方行政参与的影子。所以，我的观点是，无论国企、民企都要自主经营，不要行政干与。政府管什么呢？管规则，保证市场秩序，保证公平竞争。举个例子，交通警管什么？依法维持秩序，保证交通畅通，防止交通堵塞，防止交通事故，至于你是开红旗，还是开桑塔纳，只要是合格的汽车，遵守交通规则，那就是你的自由。所以，自由是需要法制来保证的。我们现在最需要是划清法制与行政命令的界限。
(六)MBO的实质是不平等的特权。
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MBO)自上世纪70～80年代起流行于欧美国家，其主要动因是希望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优化公司治理结构。90年代初期，MBO市场在国外极盛而衰。为什么会“极盛而衰”呢？因为MBO很难做到完全透明，如果完全公开，那就应该是公开竞争，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凭什么一定要卖公司的管理层？员工也可以集体地买下企业，然后再换管理人员。为什么要管理层可以优先取得拥有企业全部和部分产权呢？
国外大部分MBO是民企，但是被某些经济学家搬到国内来，实际上是对国企，因为没有一个民企业家会同意管理层对自己企业进行MBO。说穿了，就是原国企的某些人想快速致富。
柏晶伟引用吴敬琏的话说说：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购”(MBO)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弥补。这一点，过去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一再强烈呼吁过，现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来，当然应该坚决支持。
这很好！但是，我要说的是：MBO不是“很大的漏洞，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弥补”的问题。而是特权的表现，且不说那些把国企搞得一塌糊涂的管理者根本就无权进行MBO。就是有效益的国企也不能搞MBO，为什么，管理者有贡献，劳动者也有贡献，凭什么管理者就有优先权？国外有哪家效益好的大公司搞MBO？你是CEO，你有很大贡献，可以高薪，可以给一些股票和期权，但是CEO无权对整个公司进行MBO，员工不会同意，广大股东也不会同意。实际上，MBO优惠的是管理者，就象2001年A股市场上优惠机构投资者一样，机构可以用30%的保证金认购新股，广大投资者却必须是100%的保证金，这是不公平的。再说了，公开出售企业，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这对国有资产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是全体人民的财产。优惠某些人，肯定会低于市场价格，否则就不能叫做优惠了。请问：有哪一个家庭，愿意把自己的财产优惠出售给有贡献的管家或保姆？有哪一民营企业愿意把自己的企业优惠出售给有贡献的管理人员？为什么MBO要拿国企开刀？
(七)如何看待1956年以来的国营经济。
柏晶伟叙述吴教授的观点说：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保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这种体制作些改善。吴敬琏将其概括为，改革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个是扩大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的自主权，加强物质刺激和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以便为命令经济注入某些活力；另一个是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确实，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计划经济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考虑到当时的认识水平。文革时期有一个争论；“如何看待17年”，文革的所谓“大批判”把建国17年否定的一干二净，认为是受了封、资、修的影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又有人把17年的公有经济说得一无是处。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上个世纪，新中国处于西方包围之中，同时60年代又受到前苏联专家大撤退的影响，中国只能是自力更生。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还是发展了。为什么呢？
当时的国有经济发展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新中国的建立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50年代一批老干部深知打江山的艰难，工人生活有了改善，这是国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更重要的是，当时是短缺经济，产品有销路。大批新企业开工，没有退休金的负担。尽管经历了大跃进的风波和文革的浩劫，到80年代，国有经济发展的还是很快。随着“短缺经济”转变为“供给型经济”，市场需求的多性，国企的老化，负担的加重，发生了客观形势的变化，所以国企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进行稳妥的改革。但决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概卖出，就能解决的。所以，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客观分析。
柏晶伟叙述说：1977—1978年，吴敬琏参加了于光远教授等发起的“按劳分配讨论会”，试图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按劳分配、企业经营机制、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进行探索，寻求进一步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和富国强民的道路。
这里，我想引用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说的一句话：“只有承认把公有、私有财产都看成是神圣财产，社会主义才能全面发展。”(《东方网》2002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