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辅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国家彩票发行，客观上成为伦敦城市改建的重大融资行动，它支持了英国城市建设历程上一次静悄悄的革命
伦敦不能容忍4层以上的公寓楼，4至20层的公寓楼是对这座城市的傲慢挑衅，最终敌不过更为傲慢的英国式“绅士风度”
都市商业的发达与对外开放，也并不直接意味着城市空间向大众开放。在伦敦，这完全不是悖论
英国建筑大师泰瑞·法瑞在伦敦的办公室中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特别谈及上海在城市建设方面的一句口号“BetterCity,Better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缔造城市公共空间，正是不断挑战人与城市之间的微妙关系。
伦敦公共建筑的性质因为1993年国家彩票的发行而发生了完全的、彻底的转化。由于这项重大的融资行动，伦敦这座城市浓郁的封闭、私秘性质被彻头彻尾地打破。这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建筑历史教授阿德里安·福蒂近年总结得出的论点。
此次“英国城市复兴”主题采访团中的中国记者们，在匆促的伦敦之行中断然难发现这一点。但福蒂提出这一大胆的结论，源于其细致的推敲。他阐述的理念正在被英国的建筑师、城市规划者乃至市民大众所接受。
城市空间的革命
伦敦的这一变化，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到了促使英格兰人走出各自家门，到公共场合去同陌生人分享生活在大都市的感受
福蒂在讲述伦敦城市建筑性质变迁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这次重大抽彩活动。在他看来，那是英国城市建设历程上一次静悄悄的革命。在题为《伦敦：私人的城市，公共的城市》的一篇文章中，福蒂讲述道：“在过去的20年中，伦敦如何从原来的一座浓厚私人化色彩的城市，逐渐转变为具有明显的公共社会面目的城市。伦敦的这一变化，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到了促使英格兰人走出各自家门，到公共场合去同陌生人分享生活在大都市的感受。”
1993年抽彩活动所得的可观收益，全部用于支持各种公共事业建设，特别是艺术和体育等公众活动领域中重大的发展项目。
国家彩票使伦敦获得丰厚的资金，从而让博物馆和剧场等新的建筑项目得到空前的大笔资金支持。由抽彩所得收益资助建成的项目包括皇家歌剧院、泰特现代艺术馆、大英博物馆中心庭院、国家画像馆扩建项目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建设项目几乎全部都是在原有建筑基础上的改建和扩建，改变的关键在于增添过去所缺乏的公共空间。
以大英博物馆的加建项目为例，这家19世纪的博物馆起初仅仅是为少数的、主要来自中产阶层的参观者而建，因此其功能不过是容纳展品而已，来参观的人是否要在此逗留、消磨时光或与其他参观者会面这样的想法并不包括在博物馆的原始构想中。而这些动机在20世纪末变成了现实。设计师在重新设计大英博物馆内部庭院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一点。
大英博物馆内部庭院的旧址是大英图书馆，也就是卡尔·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地方。如今，大英博物馆中央庭院是欧洲最大的室内公共空间。
如记者所见，如今，庭院中心部分尽量保留了图书馆的旧貌，所有图书也仍对公众开放。图书管理员有时候会提醒参观者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影响落座的读者；庭院外围则是公共活动的区域，它甚至是一个交通通道，它位居大英博物馆的中轴线上。由于该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这条中轴线甚至也不妨成为行人穿梭两个街区的通道。
伦敦只能容忍4层楼
4至20层的公寓楼是对这座城市的傲慢挑衅，最终敌不过更为傲慢的英国式的“绅士风度”
或许，这些建筑因素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不足为奇，甚至不值得留意。但福蒂在回顾伦敦公共建筑的历史以及经济结构的背景之后，称这些为伟大的创举。
据其表述，“伦敦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不是一座工业城市，伦敦是商业和政治之都，伦敦金融城充斥了银行、交易所、保险公司的办公楼，而行政区白厅大街（Whitehall）一带则是白金汉宫、唐宁街等官邸，所有这些都不对外开放，只有主人和雇员可以出入。伦敦总体来说缺少鲜明的民众阶层的文化。”
伦敦，历来就是一座“严重私人性质”的城市。即使是在上世纪下半叶，为劳工阶层建设大批公寓楼的浩大工程似乎只是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过场，随着高层公寓塔楼在建成之后的20至30年之后被大规模爆破摧毁，建筑设计师和城市规划者打破旧有空间布局的努力遭遇失败。福蒂称，经历这场运动，个人主义和反群体因素变得更加牢固。
建筑师不得不承认，4层楼是伦敦所能容忍的最高住宅楼高度。伦敦的主要建筑是2至4层的住宅，而巴黎和欧洲其他城市的建筑高度都是6至7层。
伦敦在二战之后兴建的大批高层公寓塔楼，被证实是当权者在伦敦地界上进行的一场粗鲁的实验，最终被抛弃。简单地说，伦敦不能容忍4层以上的公寓楼，4至20层的公寓楼是对这座城市的傲慢挑衅，最终敌不过更为傲慢的英国式的“绅士风度”。
低密度建筑布局、众多私家花园，以及大片公共绿地，昭示这伦敦强烈的“私人性质”。福蒂称，“在这个‘私人城市’的环境里，社会生活几乎全部集中在家庭生活中。”
这里需要补充解释的是，慷慨散布在伦敦市区的大面积公共绿地和公园也是公共生活空间的“假相”———海德公园、摄政公园、圣·詹姆斯公园等等都有百年历史，它们都对城市居民开放。我们可以在公园草坪上遇见松树、鸽子、在河岸边观赏的水鸟、天鹅。但建筑历史学家提示说，事实上人们对这些绿地的利用仅局限在白天，而且一般还要仰仗伦敦难得的良好天气，公共活动又更多发生在夏季。
用福蒂的话说，“与其说他们强化了城市生活，不如说他们为逃离城市提供了更多场所。”
“小团体”确立排他空间
即使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酒吧，主要顾客来自劳工阶层，因此不可能像咖啡屋那样促使不同阶层的人混合与交往
商业的发达与对外开放也并不直接意味着城市空间向民众开放。
开始于17世纪的咖啡屋向所有阶层的人开放，伦敦城市空间的倔强排他性似乎因此改变，但经过短暂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咖啡屋沦为私人空间的典型代表。在18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咖啡屋的信息服务内容日益专门化，服务对象的排他性彰显。
两大金融机构的形成过程说明了这一点。
保险巨头劳合社（Lloyd’s）是最著名的由咖啡屋演变而来的机构。劳合社的雏形是17世纪后期在一家咖啡屋中形成的行业团体，伦敦港口的商人们聚集在此交流海上运输的种种信息，并结成了以海上运输保险为核心的企业联合组织。劳合社的名称也来自这家咖啡屋的主人爱德华·劳埃德（EdwardLloyd）。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绅士专用俱乐部最初也是在咖啡屋产生，但一旦这些商业“小团体”成型，咖啡屋的空间就仅对其会员开放。
建筑历史学家称：“如果人们要问后来有什么设施替代咖啡屋作为公众开放场所，回答是：什么也没有。即使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酒吧，主要顾客来自劳工阶层，因此不可能像咖啡屋那样促使不同阶层的人混合与交往。”
公共空间形成新传统
这不是一个在商业需求驱使下、被消费活动支配的空间，而是一个自由自在可以漫步其中的空间
伦敦大学学院的福蒂认为：“直到二战之后，伦敦市政当局才有机会创造一个规模宏大、具有十足城市特点的公共娱乐场所，那就是为1951年的一次全国性展会建成的公共娱乐场所。”
这次全国性展会，其实是为了纪念伦敦在1851年举办第一届世博会（俗名“万国博览会”）100周年。
皇家节日剧院的修建是1951年的最重大建设项目。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该剧院进一步向公众开放，在伦敦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据称，“这座剧院的观众休息厅变成了所有阶层和各行各业人士广泛使用的社会空间。此举大得人心，也表明了人们对舒适的室内公共空间的渴望：这不是一个在商业需求驱使下、被消费活动支配的空间，而是一个自由自在可以漫步其中的空间。”
上世纪90年代，一场全民参与的国家彩票发行活动，促成了更大范围的创造公共空间的运动。建筑设计师现在总结认为，“每一个由彩票资金支持的公共建筑项目，创造出一个庞大的、空无所有的空间，就建筑的主要功能而言，这些空间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然而它却使得每一位来访的人处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也不再以孤立的方式使用这里的建筑环境，而是发现他或者她本人已经成为一大群人中的一分子，同时又是可观看和审视群人的旁观者。———人们第一次走进公共场合与陌生人一起分享生活空间，分享同在一座大城市生活的感受。”
这一新传统的诞生潜移默化地反应在新世纪的建筑中。泰晤士河边高135米的“伦敦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摩天轮，它在2000年建成之初，市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座钢铁铸就的庞然大物将成为伦敦这座历史城市新的精神象征，但是如今，“伦敦眼”本身以及在它周围形成的公共开放区域，正在成为伦敦市民熟悉的活动场所。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1月05日 第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