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然
本月4日上午，在北大第一医院幼儿园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临时工徐和平持刀砍伤15名儿童和3名老师，其中一名儿童死亡，这一惨案再次引起人们对精神病人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关注。
说是“再次”，因为，近年来精神病人伤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就拿这几个月来讲，4月29日，甘肃一名精神病男子在一小学里手持菜刀，将15名学生和两名农民砍伤。5月23日，广州精神病患者王罕勇持刀将邻居王先生砍倒在血泊中。7月21日，福建精神病人陈洛持刀在公路上砍砸过往行人和汽车，一民兵被砍伤。此外，7月26日，在北京飞往长沙的航班上，一名有精神病史的男子声称要劫机去韩国，飞机被迫在郑州紧急降落。
精神病人危害社会事件增多，反映了两个问题：
一是精神病人在增加。二是对精神疾病和精神病患者的防治和管理不力。
面对这一情况，社会亟需加强对精神病人的保护和管理。这既是加强对精神病人的关怀，保护其合法利益，能够得到必要的治疗和救助，在他们病情痊愈后能和普通人拥有同等的权利，不受到歧视；同时，也是防止精神病患者的潜在危险性，避免他们“发疯”，伤及他人，危害社会。
对此，重要的一条，是要立法，让法律来明确各方面职责，规范行动。英国于1880年颁布了《精神错乱者法》，开了这方面立法的先声。现在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我国于1985年也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但迟迟未能出台。在地方法规上，也只有上海于2002年公布了《精神卫生条例》。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又有代表呼吁加快制定《精神卫生法》。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据说，内中有一个难点，就是对精神病人的监护，过去多是由其家庭负责，由于精神病是一种“高消费”病症，一般家庭实际上很难负起这一责任，按照国际惯例，精神病的防治责任主要由国家承担，如果法律上这样规定下来，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将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有人认为，立法是件极为严肃的工作，反复斟酌权衡是必要的，但也不宜旷日持久拖下去。有位专家说得好，目前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我国因精神卫生的原因造成的社会损失，远远大于对精神卫生防止的投入。看清这笔账，我想，我国《精神卫生法》的诞生步伐就会快点了。
《市场报》 (2004年08月13日 第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