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袁隆平的关注就像稻田里的麻雀，出成果的时候让人应接不暇，其他时间少有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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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30多年前颠覆了国际经典水稻理论的袁隆平再次让世界注意到了他。湖南省湘潭县泉塘子乡的超级杂交稻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达到807.46公斤，通过了国家专家组的验收，这说明超级杂交稻的第二期目标已经有了重大突破(它的成功标志是连续两年在同一生态地区的两个“百亩片”单产800公斤)，虽然答案将会在2004年揭晓，但是袁隆平显然不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他又一次站在成功的门槛边。这个数字接近现在全国水稻平均亩产量的两倍，比普通杂交水稻的亩产量高出200公斤。袁隆平对记者说，如果我国一半左右的稻田，即2亿亩稻田种植这种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的话，每年能够增收粮食300亿公斤。
300亿公斤粮食是个什么概念？“整个湖南大概有6600万人口，300亿公斤比整个湖南一年的粮食总产量还要高，能够养活7000多万人。”袁隆平说。水稻亩产从600公斤提高到800公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而袁隆平从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计划”后，几乎每三年就能让杂交稻单产潜力成功提高100公斤，他的研究似乎是一株最为优良的作物——多产、稳定。
1960年，当一位名叫袁隆平的偏远地区的中专教师发现了一株天然的杂交稻并开始研究时，许多人嘲笑说提出杂交水稻这一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当时，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和邓恩的经典著作《遗传学原理》中明确指出，“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衰退，因而杂交无优势”。但是1973年，这位提出外行言论的教师却成功选育出了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亩产达到623公斤。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给予了袁隆平最高评价：“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袁隆平成为举世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现在全国已经有2.2亿亩稻田种植了袁隆平的杂交稻，其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稻米产量的90%以上。跟随袁隆平将近20年，现任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科研部部长的邓华凤说：“我们创造的财富比微软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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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在试验田中 |
粮食，粮食
10月15日，汽车从长沙市区一路向东，道路两边的景象逐渐杂乱、破败。司机说：“袁隆平他们要做研究、种地，当然要在这种地方。”
30分钟以后，记者进入了袁隆平的王国，“隆平技术研究所”、“袁隆平技术学院”，几乎路边的每一个标牌都带着“袁隆平”的字眼，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袁隆平院士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度过。
上午10时左右，袁隆平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已经有18年历史、明显缺乏修缮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大楼——他的脚并不是在实验田里，而是在前天的气排球比赛场上扭伤的。
由于从事农业研究，袁隆平的生活规律与依然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民大致相仿，当然在农闲的日子里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各项体育运动和小提琴、莎士比亚的诗集都是他的钟爱。他甚至前后买过17辆摩托，后来索性开了一个摩托俱乐部，把车全送了人。
他这一天的安排是审校自己的英文书稿，这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能够在一个领域领先世界40年，邓华凤认为袁隆平的技术路线始终领先，其他人做的就是在他的框架下做深入研究。
“你知道什么叫‘路有饿殍’吗？我亲眼看到过5具尸体躺在路边。没有粮食太可怕了！”袁隆平猛吸一口烟，扬起下巴说。当然这已是尘封四十年的历史了，人们似乎因此有了淡忘的理由，但袁隆平仍然执著于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对粮食问题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警惕心。
今年8月，国土资源部公布全国目前的耕地面积只有18.89亿亩，这一数据是8年来的最低值。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我国采取了以增加耕地面积来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道路。几十年后，我们终于发现这条道路已经酿成了洪涝灾害、水土流失等严重的环境问题。退耕还湖、退耕还林成为无法逃避的现实。另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沙漠化的影响，耕地会加速减少，人地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研究中心的《超级杂交稻研究情况汇报》称：“我国在2030年，人口将增加到16亿，届时人均耕地不到1亩，低于FAO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临界值”。无怪乎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博士提出这样的质疑：“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
人地矛盾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邓华凤说：“目前全世界面临的三大问题，粮食安全排在第一位，其次是能源安全和水利安全。”因此，早在22年前，一直被粮食进口困扰的日本率先提出了“超高产育种计划”，希望在当时将水稻产量提高50%。1989年，国际水稻所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打算在2000年培育成亩产达800公斤的水稻。后来劳而无功的日本选择了放弃；国际水稻所的研究也几乎颗粒无收。也许，布朗博士的问题应该改成：21世纪谁来养活世界？“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袁隆平在研究中心进门处的题词也许就是回答。在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实现后，袁隆平的目标是亩产900公斤。而粮食单产量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还有望缓解能源危机。邓华凤说：“农作物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粮食又可以变成可燃烧的能源，因此，超级杂交稻计划对世界能源危机也许能起到缓解作用。”“我们国家粮食总产量最高时能达到1.06亿吨，但是现在只有8600万吨。这其中除了耕地面积滑坡的原因外，还因为农民没有种田的积极性。”
袁隆平说。现在我国的粮食定价最高时能到60元／担，最低时只有30元／担。“就算60元／担吧，即便水稻亩产达到了800公斤，农民每亩地的收入也还不到1000元。何况现在一般亩产在400公斤，如果是30元／担，每亩才240元。还有谁愿意种地呢？如果农民都不种田，那么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出问题了。”即使在袁隆平的研究中心周围，不少农民也选择出外务工或是开出租车，记者放眼所及的农田都属于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但是粮食又关系国家稳定——袁隆平在这对矛盾中找出了解决方法。他认为尽管农民单纯种水稻难以致富，但是通过提高水稻单产，农民却可以实现“曲线致富”。袁隆平说，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提高后，可以保证国家所需的粮食总产量，同时，农民可以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粮食，并能够把多余的土地另辟他用，比如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发展水产养殖业等，最后使农民实现富裕。
这种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比起以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要高明得多，也现实得多。除了“曲线致富”，袁隆平更大的一个希望是将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脱出来。“农民越少越好。农民多了，小康不起来。”袁隆平说，如果自己用先进的技术使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就可以在确保粮食总产量的前提下释放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我希望至少能够让50%的农民走出田头。”
“饥饿”的研究所
10月15日上午，袁隆平的同事们知道了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之后，除了欣喜也有几丝艳羡。尽管袁隆平告诉记者，他们的速度已经赶上了耕地减少和人口增长的速度(50年来我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但是水稻粮食产量却已经翻了两番多)，尽管袁隆平的同事们都知道自己从事的事业立意高远，但是外界对他们的帮助却有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味道。
袁隆平目前的研究费用主要来自国家863计划的拨款，另外还有农业部、省科委和自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一些资金，总共加在一起每年约有200万。“光这200万根本不够。”袁隆平说，“幸好还有总理基金。”从李鹏总理开始，历届总理都专门拨出1000万总理基金供研究之用。10月14日，温家宝总理的总理基金到位。但是这1000万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江苏省农科院、广东省农科院、四川农业大学和辽宁省农科院参与的协作组的共同研究费用，袁隆平的研究项目只在其中分到200万元。
邓华凤已经在杂交水稻领域研究了近20年，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他是杂交水稻领域著名的专家，月薪只有2000多元。在他陈旧的办公室里，一顶下地用的凉帽显示着主人的追求。他说：“有家企业出30万年薪要请我过去，但是我不能去。去了，虽然有钱却只是为一个企业服务。况且这里需要我，我不能走。”今年研究中心原计划要招四个人，但是至今只招来了两个人。邓华凤说：“我们这里的待遇太低了，现在一般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来。”
年轻人才的匮乏也许要过几年才会显露出弊端，而另一个问题却已迫在眉睫。邓华凤有些无奈地说：“很多外国专家到我们四楼的实验室一看，就都不说话了。那里的设备太简陋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实践领先，科研已经远远落后了。”他说，日本和国际水稻所之所以没有育成超高产水稻，不完全是因为在实验室里研制不出品种，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实践中无法保证产量。
有着精耕细作的农桑传统的中国在田野中取得了绝对领先，但是实践与理论两条腿若无法协调并进，结果会是什么？水稻的技术层次一般分为个体层次、细胞层次、染色体层次以及现在最高端的基因和分子层次。目前，袁隆平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开始运用转基因技术并研究分子技术了。邓华凤说，如果袁隆平在实现超级杂交稻第二期目标后，要实现亩产900公斤的话，必须要用到分子技术，提高水稻光合作用的效率。而目前，国内缺少高水平的分子实验室。现在水稻研究中心正在和美国康奈尔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合作。
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大院里，一幢新的大楼正在破土动工。这是高分子技术实验大楼，土建的400万经费来源于隆平高科。但目前这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实验室。邓华凤说：“一个高分子技术实验室没有上亿元是拿不下来的，仪器和设备的费用非常昂贵。如果国家在这方面不投资的话，那么第三期900公斤的目标，我们就只能与国外合作了。”
40年的研究生涯中，被干瘪的稻穗无数次打击过的袁隆平对此不以为意。他的事业横空出世，他的事业也注定寂寞。同事们还记得他当初没有被评选上院士的事。反对袁隆平当院士的人提出了三条理由：袁隆平的英文不行；袁隆平是中专毕业生；袁隆平没有论文。事实上，袁隆平的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他的英文从小就很好。他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只不过后来被分配到中专教书，而他的论著甚至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历经三次申请，他才最终当选院士。而袁隆平已经习惯了人们慷慨的评论与赞誉，和随后吝啬的关注与帮助。
70多岁的人，进入宠辱不惊的境界似乎并不奇怪，但是袁隆平自己开创的事业显然需要更多阳光。(记者 黄一琨 漏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