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
“优秀商学院之间的竞争，时间越长，越不可能同质化”
记者：国内很多商学院院长都宣称要做国内一流和国际一流的商学院，且都把招生目标锁定在了老板阶层，尤其是资产过亿的民企老板阶层，长江也不例外，请问，这个市场的容量到底有多大，众多商学院的同一目标定位会不会造成对生源的过分争夺？
项兵：需求肯定是有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美国的管理教育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美国大中型企业的大部分高层经理人员已经接受过系统的管理训练。他们的管理教育市场还称不上饱和。中国企业从“司令”到“排长”大都没受过正规的训练，需求如此之大。而我们国家目前能提供世界水平管理教育的商学院还是比较少的。你想想这个市场缺口有多大？
细看一下，不同商学院各自的定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EMBA定位是：不仅是跨国公司的高级职业经理人聚集地，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老总聚集和学习交流的地方。我们主要是服务中国的民族企业，虽然我们20%的EMBA学员来自跨国公司。MBA这块，我们提出了的口号不仅仅是培养职业经理人，而更要培养帅才，这是我们独特的东西。当大家都在提培养职业经理人的时候，我们强调培养帅才。
记者：中欧刚刚开了一个“超级CEO班”，来学习的都是资产过10亿的民企老板，复旦的奥林EMBA的收费已达35万元，这些是否意味着，商学院同质化竞争时代的到来？
项兵：我认为，商学院的竞争，主要是师资力量的竞争。即使大家请的都是世界级的教授，还要看这些教授是不是能够长期留在中国，并研究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如果他们仅仅是在中国呆4天，教4天的课，能对中国企业有多少了解呢？这个问题我们考虑了很久，我们要求教授“中西贯通”，既要精通世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又要对中国的企业有深刻的认识，这个难度很大。长江今年请了12个这样的教授，要求他们一年中至少有8个月留在长江商学院，留在中国，明年我们计划把这个人数扩大到20至25人，5年以后争取增加到50人。
长江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对中国企业问题研究投入很多，有自己的东西。比如，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案例中心，一年投入100万美元。
所以我认为，优秀的商学院之间的竞争，时间越长，越不可能同质化。
“我们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可以直接锁定世界最好”
记者：前一段时间采访诸位商学院院长，我问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工商管理教育面临的最大发展障碍是什么，他们都认为是体制问题。你作为北大光华的EMBA主任来到长江，是否也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
项兵：国立有国立的优势，非国立有非国立的好处。从整个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世界顶级的教育机构包括商学院绝大部分都是私立的，国有的很少。国立大学也有很好的(如密西根大学)，但是必定不是主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
同时，商学院的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独立性对于商学院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一点从欧美一些优秀商学院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长江是一个独立的商学院，所以我们制度的创新比什么都重要。长江商学院是采用“教授治校”的体制。这可能是吸引和留住一批世界级师资队伍的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大企业仅仅是听洋人怎么说就怎么做的时代过去了，下一步如果没有创新，我们就生存不了。中欧的模式要肯定，北大也做得很好，它们都对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我们是要解决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一定要有不同的做法和模式，一定要有创新。
记者：“长江商学院的市场化管理体制和雄厚的财力支持，使我们能够凝聚国际顶尖的管理学教授。”这是您谈到的长江的优势所在，但这是否又可视为长江的弱势，作为一所凭空而起的商学院，长江没有相应的师资积累和文化积淀，长江是如何看待自己和中国其他有着悠久历史的商学院之间的差距？
项兵：毛主席讲过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长江没有历史，这为什么是一个问题，而不可以是优势呢？有些学校，因为现有的人很多，再吸引世界级的教授难度就很大。我们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可以直接锁定世界最佳。
尤其在中国，商学院历史都很短，国立大学的体制束缚很大，商学院独立性不强，会限制商学院的发展。
记者：作为一所体制外的学院，我想知道长江从成立之初受到的待遇怎么样？
项兵：很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所以我们更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不能做不好。
记者：你有没有感到身处体制外有麻烦？
项兵：在中国做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只要自己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就要义无反顾，再大的困难也会车到山前必有路，必定支持你的人还是很多的，这无可置疑。你看看，我们长江商学院在短短的一年内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所以应该少辩论，多做事，深刻思考这个市场和美国的市场有什么不同，不断创新，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希望长江商学院十年以后永远不要为钱的事情考虑。”
记者：你提到培养领导人的人文精神、献身精神，现在有很多商学院都已注重这方面的教育，例如北大、复旦、上海交大。
项兵：关于对商学院学员人文精神的培养和重视我讲了
好几年了。我很高兴大家都很认同这个思路。
我重视对企业家人文精神的培养有几个原因，第一，世界级的企业没有一个不是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对自己的文化底蕴吃不透，就很难成功。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第二，一个世界级的老总，我觉得，他／她必须有强烈的、深厚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他才会在管理企业中，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一点，在这个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年代尤其重要。第三，有人文关怀的老板，才会有社会责任感，才会有奉献精神；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企业家更会生活了。他到65岁可能会主动提出退休，因为他有N个兴趣和雅兴，你让他再工作，他说对不起，我还要练练我的素描，研究研究金石。不要小看这种行为方式，它可能有助于企业的更新换代。如果他们没有雅兴，到85岁也不愿意退休，让他退休就等于让他自杀，他会顽抗地工作到最后一秒钟，这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我强调在管理教育中强调融入人文精神的原因。
记者：很多的中国商学院院长探讨商学院经营管理问题时，都谈到了资金来源的有限和大学对他们的束缚，长江商学院作为李嘉诚(海外)基金会捐助的非盈利性教育机构，主要靠什么支撑运作？
项兵：长江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李嘉诚基金会，李先生作为亚洲的最成功的企业家，我想他从来没有打算靠办一个商学院来挣钱。办学是他对社会回馈的一种方式。
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困难很大，在争夺师资方面，我们的对手是哈佛、斯坦福、沃顿、哥伦比亚这样层次的商学院，我们十年内也很难做到收支平衡。如果商学院进入世界十强以后，我想会有很多机构愿意捐款，我希望长江商学院十年以后永远不要为钱的事情考虑。我希望大家都排队给长江商学院捐款，那就是我们成功的标志之一。
“我是一个平台设计者”
记者：您从前在北大光华担任EMBA项目主任，现在到长江出任院长，在这过程中您觉得自己的职业角色和职业使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又是如何去应对来自外界和自身的挑战的？
项兵：我从香港科技大学直到中欧主要是搞教学和研究，到北大开始做行政。做行政主要不是自己往前冲，更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个平台。大家有时候对行政工作不够重视是不对的，中国最需要新的教育平台，这个平台最大的作用就是和世界级的教育机构争夺世界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教授。我的角色以前是教授，现在不仅仅是个教授，同时也是行政管理人员了，但基本思路是一样的，我的目标是让长江商学院能成为一个真正吸引和留住世界级学者的平台。
记者：你觉得这个平台对你自身的要求高吗？
项兵：挺高的，我做任何事都是乐在其中，我在中欧做得很高兴，我在北大做很高兴，我在这儿做也很高兴，关键是我热爱这个事业，所以我的主旋律没变。我们要走的路很长，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作为一个平台设计者之一，我的愿望是要把全球的管理教育资源整合在一起，为中国的企业发展服务。同时，我希望我的同事在长江的日子过得很快乐，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得更好，就这么简单。
记者：现在国内商学院的排名中没有长江，其原因是长江历史太短，如果下一次排名，长江准不准备参加？
项兵：包括国际的商学院排名我觉得也有问题，因为在美国建立一个世界顶级的商学院和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所走的路是不一样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办学的思路不能被排名圈住。
我认为中国商学院目前不宜排名，因为我们现在的水平都相对比较低，与顶级商学院差距太大，就好像足球80名以后还排什么呢，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争论我是第一，还是你是第一上，在现今的中国的商学院同质化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在差不多的段位上，不适合排名。如果不把商学院实质性的东西抓好，排名就会让我们成为纯粹的市场营销者了。本报记者周璐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