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北京天坛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单位--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她的诞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国民健康状况直接相联。翻开沉重的史书,80多年前的社会情景历历在目。1918年,北洋政府内务部令:查疫症传染为害于民生者至烈。东西各国对于一切传染病症,莫不专设机关随时研制防治之法,以为有备无患之计。吾国自昔年东三省发生鼠疫,国人生命财产损失甚钜。去冬归绥一带鼠疫猝发传至腹地,经多方防范幸早敉平。惩前毖后,应亟筹设中央防疫处预筹防范。随后,1919年3月,中华民国中央防疫处宣告成立,并择地天坛内西南隅神乐署故址,拓地百亩,从此,中国在建制上开始有了自己的防疫机构,天坛生物亦应运而生了。
中央防疫处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历经抗战、内战等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坎坷,分别在兰州、贵阳、广州等地设立了分处或制造所,屡次迁移南京、长沙、汉口、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才重又回归北平旧址。解放后,1950年曾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后来逐渐演变为国家卫生部所属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并于1958年迁至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现在的办公地址。1998年北京生物研究所以其主体经营部分进行重组,募集设立了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经过5年的奋斗历程,天坛生物发展为中国A股市场上令人瞩目的专业研究与生产生物制品的上市公司。
从中央防疫处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再到北京天坛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由旧中国的防疫机构演化为新中国的著名研究所,再发展为中国生物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天坛生物的变迁即印证了中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足迹,同时,更为祖国人民的健康安全与共和国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中国生物制品的摇篮
古今里程碑
1956年,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博士首先在世界上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并获国际金奖,对人类防治沙眼做出了杰出贡献；
1979年,前所长章以浩研究员作为全球消灭天花验证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并代表中国庄严地在全球消灭天花证书上签字；
如今,天坛生物1200名员工,技术人员半数以上,正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100余人,在110多种保护人类健康产品的研制生产中成为栋梁……
笔者:倪董事长,天坛生物的前身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她的历史已经有80多年。听业界人士说,天坛生物被称作中国生物制品界的摇篮,您能否就从这里讲起呢?
倪道明:好啊！天坛生物的控股股东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以确切地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是中国生物制品界的摇篮,但那主要是40-60年代的事。1919年,还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的政府在北京天坛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防疫处,这就是当时天坛生物的控股单位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前身。在8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科研开发队伍,积累了丰富的科研与生产经验,为推行中国的计划免疫工作,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解放后有一批专家曾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和学习过,其中有一些就是从那里直接输送到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任教、任职的,成为我国微生物学最早的一批奠基人。
比如解放后,也就是1956年,北京生物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博士,在全世界第一个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在国际上被称作汤病毒的发现者,为人类防治沙眼病及其他病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国际防治沙眼组织专门为汤博士颁发了金质奖章,此项成果同时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再有,著名的病毒学家朱既明教授曾担任我们所病毒研究室主任,后到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病毒所当所长,在病毒学方面很有造诣。1957年,在他的带领下,北京生物研究所与长春生物研究所共同合作,分离出我国第一株麻疹病毒,成功地研制出麻疹减毒活疫苗；还有像谢少文、余贺这些著名的生物学家也都在本所工作过。值得一提的还有,北京生物研究所前所长章以浩研究员曾于1979年在日内瓦出席国际防疫会议,并代表中国在全球消灭天花证书上签字。因此可以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是中国生物制品界人才的摇篮,也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摇篮。
笔者:天坛生物的成长经历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防疫工作的发展脉络。按我现在的理解,今天的天坛生物与当时的中央防疫处既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又完全不同于旧中国体制下的操作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天坛生物已经成为国民健康的保护神。
倪道明:的确如此。当时的中央防疫处经历了很多坎坷,由于北洋军阀时期军阀混战,后又经历了抗日战争,不仅人员极其缺乏,所从事的工作也比较单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虽几经辗转,当时的科研人员仍十分努力地投入工作,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应该说处在那种情况下的中央防疫处已经做了一些防疫方面的基础工作,但真正的发展还是在解放以后。
解放后又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文革之前,那时的生研所归卫生部直接管理,在防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文革开始后,我们所虽然坚持生产,但受到不小干扰,真正高速发展的时期是从1978年文革结束以后,除了部分疫苗、血液制品、诊断制品生产以外,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将产品发展到100多个品种,同时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所以,各个时期的科研成果和突出贡献就像是一部壮观的历史图画,为中国人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做了意义非凡的努力。可以说,没有各个时期科研人员的不懈追求和奉献,就没有我们国家现在的整体健康状况,也就没有今天实力日渐雄厚的天坛生物。
笔者:天坛生物的快速发展大概还要从1998年开始吧?
倪道明:1998年6月,天坛生物注册于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也就是现在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同时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同年被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海淀园区评为经济20强,并成为A股上市公司；2000年度又被海淀区国税局评为国税50强。公司上市对于天坛生物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使一个积淀80多年的研究单位成为一个具有融资渠道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公众公司。现在天坛生物共有1200人,技术人员占半数以上,其中正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100余人。主要从事疫苗、血液制剂、诊断用品等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够生产110多种产品,其中主导产品包括基因工程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冻干风疹活疫苗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Vero细胞乙脑疫苗、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活疫苗、人血白蛋白、人血静注丙种球蛋白、人血肌注丙种球蛋白、各种诊断试剂等20多个品种。
对人类健康的独特贡献
古今里程碑
50年代,成功分离出我国第一株麻疹病毒,使自古就严重威胁儿童生命和健康的麻疹疾病,在规模生产和迅速普种的过程中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下降了99%；
60年代,在牛痘苗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组织(细胞)培养痘苗,使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较早消灭天花疾病的国家之一；
80年代,由于人二倍体细胞成功应用于小儿麻痹疫苗的生产,解决了外源病毒污染,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二次灭病运动全球消灭小儿麻痹做出了重要贡献……
笔者:作为一个专门从事人类防疫工作的单位,所有的国人几乎都因你们的存在和努力而受益终生,但几乎谁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健康与你们有着如此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倪道明:应该说共和国几十年的发展离不开人民健康的发展。解放初期,人们的体质普遍较差,人的平均寿命也非常短暂。据统计,当时一般人的寿命只有38--39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婴儿期患上传染病而导致的夭折。当然还有公共卫生问题、生活条件、治病条件问题,但不可否认传染病是历朝历代人民健康最突出的杀手,这其中有几种传染病是很有代表性的:
第一种疾病是麻疹。年长些的人都知道,当时人人都会出麻疹,幼儿患病后极容易合并肺炎,因此死亡率极高。针对这种普遍情况,北京生物研究所进行了麻疹疫苗的研究,并与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合作研制成功,这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民性免疫提供了前提条件。当时,国家卫生部专门设立了计划免疫项目,麻疹疫苗就是其中的一个。为了让所有国民都能够打上这种疫苗,我们这里生产的疫苗都由国家统一部署并配发到全国范围的防疫站,经过几年时间的普及,使这一严重威胁儿童生命和健康的传染病迅速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下降了99%,大大减轻了对儿童的危害。
第二种疾病是结核病。这也是对人类危害很大的一种常见病。我们所一位前所长陈正仁,他是于解放前到丹麦学习时研究此类菌苗卡介苗的,并将卡介苗毒种带回国内,在解放后结核病的防治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种疾病是天花。这种疫苗的研制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最早是用牛体培养痘苗病毒的,称作牛痘苗。第二个时期是在60年代末,采用鸡胚细胞培养痘苗,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叫200个鸡蛋等于1头牛。众所周知,天花这种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消灭了,我国也是从80年代起就不再接种痘苗了,因此,20多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没有接种过这种疫苗。
笔者:天花病的主要症状和危害是什么呢?
倪道明:天花是非常厉害的一种疾病,有的是全身性的侵犯,有的是脑部症状,不仅死亡率很高,而且即使好了也会落下一脸麻子。年纪大些的人大概对此都不陌生,因为那时经常可以在街上看得到。在消灭天花的过程中,痘苗起了很大作用,不仅在防治疾病方面为人类做出了极大贡献,而且也成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通过疫苗彻底消灭一种疾病的突出范例。而随着世界风云的变幻莫测,美国总统布什现已接种了天花疫苗,其军队也接种这种疫苗。人们开始担心恐怖和生物武器的使用,因此,全世界都预感到要恢复痘苗的生产,同时需要做些其它预防性工作。在国内,天坛生物具有丰富经验和充分的优势,来恢复生产这种疫苗,所以说,天坛生物担负的使命是全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再一种就是天花病抗血清,它是用于紧急抢救的,意义非同一般。政府通过采购天坛生物的疫苗和抗血清作为常规储备,一旦发生情况,能够紧急应付和处理十几亿人口的需求。天坛生物在这些方面都可以为社会和国家做出重要贡献。
把乙肝大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
古今里程碑
70年代,针对中国乙型肝炎罹患率高的严峻现实,成立了乙型肝炎疫苗研究室；
80年代,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教授的组织指导下,研制生产并推广应用血源性乙肝疫苗,经过十多年的广泛免疫,使我国乙型肝炎免疫人群表面抗原携带率从10%--15%降至1%--3%；
90年代,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重点项目亚洲第一条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全套生产线……
倪道明:大家知道,外国人曾经称中国是个乙肝大国。根据19791980年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人乙肝表面抗原的携带率已经占到了10%以上,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全国约有1.2亿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而每年1500-2000万新生儿中,有近70万的儿童因母亲携带病毒被感染。
除此之外,表面抗原阳性的人群在抵抗力低下或者感染了其他病症就很容易导致发生乙型肝炎,这部分人当中有1/3的人会转化为肝硬化,而肝硬化和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人又可能发展成肝癌。所以从表面抗原的携带发展到肝癌这个过程对于病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对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而目前世界上尚没有根治乙肝及乙肝并发症的特效药,唯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注射乙肝疫苗。
针对乙肝预防,在前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教授的组织指导下,我们所在国内最早研制出血源性乙肝疫苗。从80年代开始在国内普及注射,特别是新生儿,一出生注射第一针,一个月打第二针,半年打第三针,三针后基本就可得到保护了,可以有效切断母婴垂直感染,也会有效地阻断外界血液传染的途径。
1999年根据北京、上海两市的统计,十岁以下的孩子在出生时经过乙肝疫苗相关程序免疫的人群,其表面抗原的携带率已经降到了百分之零点几,已低于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经过十几年的广泛免疫,全国儿童中已接种乙肝疫苗者表面抗原携带率也由过去的10%--15%降到1%左右,足见乙肝疫苗的作用之大。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是乙肝大国的帽子将被甩到太平洋里去！
笔者:如此重大的贡献,它的研制成果应该受到国家的奖励吧?
倪道明:那是肯定的。1986年该项成果获得国家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三部委还授予了六五科技攻关进步奖；赵铠教授获得国家科技攻关先进个人称号；1988年该项产品获得国家卫生部批准的正式生产文号,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卫生部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一等奖。
笔者:我在参观生产线时,听专业人员介绍,天坛生物有一整套专门生产乙肝疫苗的设备,据说还是亚洲第一条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生产线?
倪道明:90年代初,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引进了具有国际90年代先进水平的国家重点项目亚洲第一条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线。1995年正式投产,并被列为国家级新产品,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具体来说,我们从美国默克药厂将其全套技术设备一次性地运到中国,立即装进新建成的专用厂房。美国人没有料到中国人办事的效率如此之高,对属于世界首例开发的基因工程疫苗项目接受得如此之快、掌握得如此之好,而且我们很快就以此种疫苗淘汰了血源性乙肝疫苗。
笔者:血源性乙肝疫苗不是贡献很大的一个品种吗?
倪道明:血源性乙肝疫苗曾经给我国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它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乙肝的作用,而且普种这种疫苗也是国际卫生组织允许的。但利用表面抗原携带者的血浆做原料总有一定的弊病,这种方法和基因工程生产乙肝疫苗的方法无法相提并论,后者属于90年代的最新技术。因此,当有了基因工程的方法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引进了全套技术,并迅速投入批量生产,在规模上成为国内最大的生产线之一,其产量也由90年代初2000万剂量增加到现在的4000万剂量以上,占全国市场的50%左右,与其他厂家各占国内该领域的半壁江山。
全面通过GMP认证
古今里程碑
80年代,由现任所长倪道明研究员主持,自行设计、成功投产的血液制剂车间是我国较早规模化生产人血白蛋白的生产线之一,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安全有效的血液制剂；
1994年,在国内独家研制成功冻干风疹活疫苗,推广应用后大大降低了儿童风疹发病率,成为促进优生优育的重要保障,被中华医学会授予97优秀产品奖和医药发展贡献奖；
2002年,天坛生物的生产车间及产品全部通过GMP认证,成为国内最早全部通过该认证的大型生物制品企业之一……
笔者:大家都知道,您曾经担任血液制品研究室主任和血液制品生产室主任,也是现任中国输血协会理事长,您能否介绍一下血液制品在天坛生物的地位以及对人的重要作用。
倪道明:生物制品是应用普通的或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等生物技术获得的微生物、细胞及各种动物和人源的组织和液体等生物材料制备,用于人类疾病预防、治疗和诊断的药品。我国的生物制品主要包括防疫制品、血液制品、诊断试剂和细胞因子类治疗制品四大类。其主要任务是预防、控制、诊断、治疗以至消灭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
天坛生物主要从事疫苗、血液制剂和诊断用品等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够生产110多种规格的产品。从血液制品看,我们主要有人血白蛋白、人血静注球蛋白、人血肌注丙球蛋白,包括抗乙型肝炎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制品作为天坛生物的主营业务,她的地位就不用说了,值得说的是她在保护人民健康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有预防作用,而且有不少是直接具有治疗作用的。现在天坛生物已经具有了每年150吨血浆的生产能力,是国内该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厂家之一。
笔者:前不久,天坛生物的主要生产车间和产品全部通过了GMP认证,是否就包括血液制品?
倪道明:是的。我们产品的使用对象是婴儿、儿童、老人和严重病人,一老一小就不用说了,孩子和老人的体质相对都是最弱的,需要用非常精细的和高技术手段,研制生产为他们防病治病的生物药品。而严重病人更是马虎不得,像我们的人血白蛋白常用于休克、烧伤、创伤的救急,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要求必须精益求精,绝不能有任何差错。打个比方,一个杯子生产出来有一点瑕疵,除了影响外观外,别的没有什么问题。生物制品却一点点问题都不能有,哪怕一点细微的差错都会导致出大问题,因为它关系的不是一个审美问题,而是事关人的健康和生命。目前我们各种疫苗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2亿人份,其生产车间在2002年已全部通过GMP认证,毫无疑问,这将为生产高质量制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制药界,这种GMP认证的条件是十分严格的吧?
倪道明:非常严格。GMP认证包括:产品及其产品的工艺、生产过程、厂房建筑、设备设施等所有硬件、软件以及产品相关的范围。1998年天坛生物的血液制品车间首先通过了GMP认证；2000年乙型肝炎和分包装车间相继通过了GMP认证；2002年经过了三期GMP认证:8月:1个菌苗车间、2个疫苗车间共11个产品通过了GMP认证；10月:2个疫苗产品通过了GMP认证；12月:3个疫苗和破伤风菌苗产品通过了GMP认证。至此,天坛生物已有的生产车间及产品全部通过了GMP认证；2003年初:麻、腮、风三联疫苗车间通过了GMP认证。这不仅意味着天坛生物在提高全面质量管理水平上有一个较大的飞跃,包括供应、质检、人员素质等。从另一个角度说,通过GMP认证,也是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因为产品出口必须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如果国内认证都没有通过,就没有资格请世界卫生组织来认证。
笔者:目前天坛生物有哪些产品出口呢?
倪道明:有一些,但不是很多。对于天坛生物来说,过去的主要任务是保障中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当国内供应相对满足时,就可以考虑向其他国家出口一些预防性疫苗和其他产品。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机遇,国外一些大的公司对于一些计划性免疫产品如麻疹、腮腺炎、破伤风、白喉、百日咳等都已经不大生产单价疫苗了,因为这些免疫产品的赢利比较小。但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际慈善机构都在募集基金,采购上述这些疫苗赠与那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采购方向已经明确提出可以是第三世界国家,即发展中国家能够自给自足并有剩余生产能力的。但前提是必须符合出口条件、必须通过GMP认证检查。
所以,说它是个机遇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抓住这个机遇就顺理成章地踏上了向外出口产品的正规渠道,反之就会丧失大好时机。因此,天坛生物下一步潜在的出口能力已经显露出来了,毫无疑问,这为我们由立足国内市场、为中国人民保驾护航扩展到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为世界穷困地区的人民送去福音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发展前景看,天坛生物在国际市场的定位也基本是拉丁美洲、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笔者:据介绍,天坛生物有一项产品在国内已占到70%的市场份额?
倪道明:你说的是风疹疫苗吧?对,风疹是一种儿童时期常见的传染病,病毒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早期怀孕的妇女,特别是怀孕3个月以内的妇女,通常母亲感染后病毒直接侵犯胎儿,很容易造成死胎、流产或先天性风疹综合症,最常见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还有白内障和智力低下。1963年--1964年,美国曾爆发风疹大流行,导致大批孕妇感染,出生了3万多畸形儿。我国虽没有完整的风疹发病统计资料,但1993年--1994年,也曾发生过风疹大流行,仅上海市就有5万多病例,北京有2万多病例。目前,世界上预防风疹病毒感染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接种风疹疫苗。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风疹疫苗并迅速使其产业化,并在国内占有7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我国遭此劫难,具有突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嫁接全民防疫系统
古今里程碑
解放初期我国人均寿命不到40岁,各种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率很高。而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普种疫苗降低发病率,现在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达70岁以上；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及现在的天坛生物公司已开发出100多种生物制品,大致分为五大类:病毒性疫苗、细菌性疫苗、血液制品、其他治疗性产品以及免疫诊断制剂,目前主要在线生产的有30种；
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通过服用天坛生物与另一厂家生产的糖丸,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病情严重的天花传染病,经过普种牛痘苗,在全国范围内已被消灭多年……
笔者:倪总,天坛生物的生产线都在北京,而你们主要几个产品几乎都占了全国市场的50%以上,我很想知道,天坛生物在普及疫苗的过程中是靠什么途径辐射并包容了全国各个角落呢?
倪道明:中国的防疫网络很紧密,由于政府对防疫工作的重视,从解放后防疫站系统的建立起,就给中国的防疫事业编织了一个很好的遍布全国的防疫网络。4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副总干事来天坛生物访问时,也曾直截了当地问到过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的预防接种工作做得那么好呢?我告诉他,有些问题你们是不理解的,第一,防疫用疫苗的价格非常低。举例来说,用于脊髓灰质炎预防的糖丸,现在才合人民币两毛钱一丸。他换算成美元后更是大或不解,两手一摊说,没有钱！?接着又问,怎么会这么便宜?我回答说,因为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如果价格定高了,有些人就用不起,结果呢?直接受损失的肯定是中国下一代的孩子。所以,只能按实际情况来定价格。第二,我们有一个完整的防疫系统,各省有各省的防疫站、各市有各市的防疫站、甚至各个县也有自己的防疫站,一级一级的很健全。这个完整的防疫系统都配备了冷藏车、冷藏库或冷藏箱,天坛生物就是靠着这条冷链,把产品发送到各地防疫站,逐渐下发到各个街道、各个村庄……,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网络系统,单靠企业去建网铺网,要想落实全民性的防疫措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嫁接现有物理网的有效捷径,天坛生物承担着共和国健康安全的历史重任,而各级政府也在通过具体职能帮助天坛生物履行着这一重要使命。
倪道明:的确如此。针对防疫工作的特殊性,天坛生物每年还要召开全国性的研讨会,并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专家介绍国际动态,请我们自己的专家介绍产品的制造过程、具体效果及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包括国际国内总体的进展情况,并请推广疫苗工作比较突出的单位介绍经验。这样会有利于提高从事防疫工作人员的学术水平,有利于防疫工作的推广和普及。此外,针对各个地区的差别,在销售疫苗方面我们还划定了两条线:一条是城市地区、沿海地区和发达地区；再一条就是经济发展较慢、生活相对困难的地区,对于后者,我们通常将价格低的疫苗优先供应,甚至将部分疫苗无偿捐献给穷困地区,保证全国每一个地区的需求者都不会漏掉。
中国生物制品必须做大做强
古今里程碑
1998年6月2日,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创立；1998年6月16日,天坛生物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隆重上市；
所内设有国家计划免疫咨询委员会秘书处、中国丹麦两国合办的中丹医学生物学培训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制品分会、中华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杂志编辑部；
近十年来,获得国家级科技奖6项、部委科技进步和推广应用奖10项、获得生产证书和生产文号32项,其中国家级新药证书3项……
笔者:您曾应邀去过美国、欧洲、巴西等地,您认为中国在生物制品方面与国外差距大吗?
倪道明:这要先从整体发展讲起。1979年我曾到瑞士进修,当时我的导师也是前国际输血协会的主席Hassig教授就对我讲:我走遍了全世界,从发展前景看,中国的发展潜力是世界最大的,换句话说,真正有前途的是中国,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国家刚刚从文革走出来不久。当时世界各地中国制造的产品还是凤毛麟角,但仅仅20年后,再去美国、欧洲、东南亚这些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商品,外国人讲,中国变成了可怕的竞争对手了,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啊！这反映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也验证了Hassig教授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在那个时候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是很有眼光的。
再从科技看,虽然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差距还比较大,但航天我们已经是第三大国,医学和生物界发展也很快。我们在生物制品生物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比西药方面的差距小得多,在生物制品方面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大约有十年。当然,我指的是在技术研究方面,而在公司规模上,我们的生物制药公司无法与国外那些大的跨国公司比。所以我觉得必须把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做好做大做强,争取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一个国际型的庞大舰队。
笔者:您觉得具备这个基础和条件吗?
倪道明:完全有可能,关键看如何认识、如何操作。我觉得最有效的捷径就是进行重组,首先将国内的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重组起来,并充分利用天坛生物这个上市公司的平台和融资优势,将整个生物制品行业优质资产整合起来。除了六个所以外,我们甚至可以和西药甚至中药相结合,只有这样中国在生物制品方面才可能迅速做大,才可能缩短与国外那些大的跨国公司的距离。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光靠一家一户的去拼、靠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去发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形势了,必须靠全方位的整合,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实力,才可能形成能够在世界上立足的庞大集团,才可能与那些已经具有世界重量级的巨头公司去竞争,应该说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国要强大,医药界一定要强大,生物制品同样必须强大,我们作为生物制品的龙头企业,作为一个上市公司,说句实在的,你不去做大,让谁来做大；你不去强大,让谁去强大,所以,做大是发展的必然,是不能回避的现实,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码要求。从此意义上讲,天坛生物这个重要的高新生物技术产业公司,其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笔者:听您这番话,我都感觉到很振奋,作为中国生物制品的龙头企业,天坛生物真是任重道远。不过,根据通常的经验,要想做大做强,还必须信息灵通,时刻关注外界的发展动向。
倪道明:你说得对。实际上,天坛生物一直比较注意与外界(包括与国外)的交流,首先,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机构经常来中国,通过交流我们就得到了很多有关世界发展潮流与进展以及国际标准化方面的信息,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一些先进国家搞生物制药的单位也与我们有不少的交流与合作。从国内来看,我们立足与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如乙克项目我们就是与复旦大学医学院闻玉梅教授合作的；现在又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共同合作爱滋病疫苗的研究；最近,我们与军科院进行了抗SARS疫苗和药物的研究的863国家攻关项目的合作；六个所之间也有一些共同开发的项目,而且会越来越多。同时有很多学术方面的会议,包括国际性会议、国内一些专业性会议等都经常召开,我们不仅在承办会议方面出力,而且还积极参与会议,提供师资与资料。另外,《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的编辑部也设在我们这里,工作人员与编辑都是我们的人,此杂志已由双月刊发展到月刊,近期又被批准办外文版,直接与国际上进行交流。全国微生物界一些经典文章都常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总之,通过这些方法与途径,我们不仅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与合作,而且获得了很多情报、信息和最新动态,增加了合作项目,当然也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自身实力。
感 悟
天坛生物的高管层人员告诉我,生物制品因其生存和发展与生命科学直接相关,所以亦被人们称为生命制品。在天坛生物的经营理念中,对生命的含义则有着更深刻的理解:首先,生命要保持活力,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其次,生命要讲究诚信和博大兼容。正如我们常说的乾坤二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对这两个字的精辟解释也恰好道出了天坛生物多年来形成的做人、做事、做企业的思想精髓。自强不息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厚德载物则体现了诚信与博大,从而使生命久远。
几十年来,天坛生物立足中国生物制品领域,立足科研与产业化并重,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无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们始终站在生物科技的最前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社会时时供应高质量的生物制品,为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他们,每一个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受益者都应该感谢他们,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有了我们的健康安全；有了他们的努力,才有了共和国的一片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