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伦，广州一家医院的教授，到香港参加外甥的婚宴，也把“非典”病毒带到了香港。但他可能并非香港疫情的惟一源头
本刊特约记者 危驿/文
(一)
寻求非典型肺炎疫症的源头，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一种诱惑。香港人在讲述他们的“非典”寻根故事时，必定会提到一个名字——刘剑伦。在3月19日晚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透露，根据卫生署派出的疾病预防及控制专家调查，发现“香港的肺炎个案源头”来自广州的一位名叫刘剑伦的医生。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截至5月27日，香港累计报告SARS病例1728宗，死亡病例269宗。
2月21日，来自广州的刘剑伦夫妇来到香港。下午5时左右，他们在位于九龙的三星级的京华酒店登记入住。
他们提着行李来到了911号房。房间大小适中，地上铺着一张浅浅的橄榄色的地毯。从窗口往外望，可以见到一个壳牌汽油加油站和一个埃索汽油加油站，还有一个YMCA旅馆。
这一个晚上，有三个新加坡女人住在这一层楼。在刘剑伦夫妇入住的911号房的对门是910房，住着的是一个叫Johnny Chen的美籍华裔商人，他从上海取道香港前往越南河内。就在刘剑伦夫妇入住后，一对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夫妇办了退房手续，他们原先住的也是九楼。
第二天早上，刘剑伦感到不适。10时，刘剑伦夫妇退房，直奔只隔五个路口的广华医院。在那里，他被送进了深切治疗科。
这个时候，在刘剑伦生活和工作的所在地广州，“非典”的确诊病患还在持续飙升，按后来的流行病学的统计，到2月10日已有576人发病(见《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年5月第24卷第5期《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初步调查》——编者注)。然而，这一切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一天，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下称中山二院)黄洪章突然接到消息：本院64岁的刘剑伦教授在香港病倒，高度怀疑所患正是非典型肺炎，目前正在香港广华医院抢救。
刘剑伦在中山二院肾内科工作了20多年，前几年他已到年龄退休，但被医院返聘，所以在2月21日去香港之前，他还一直在肾内科工作。据一名护士说，刘教授医术甚高，很多病人都一定要挂他的号，有时一天就得接诊100多个，他经常得加班。
刘剑伦所在的肾内科，位于中山二院岭南楼12楼。这一层楼，除了肾内科，就是呼吸内科。
今年农历大年二十九(1月31日)到正月初一(2月1日)，大约40个小时的时间里，后来被很多人称为“超级传染者”的周某就是在岭南楼12楼呼吸内科里被抢救的。在这40个小时里，接触过他的呼吸科主任、医生、护士、护工、救护车司机，后来全部被证实感染上非典型肺炎。岭南楼当时还有其他住院SARS患者，而防护设备明显不足。2月间医护人员陆续发病，一下子倒了67名医护人员，呼吸内科几乎全军覆没。
(二)
刘剑伦就在与呼吸内科毗邻的肾内科工作，这幢岭南楼通风欠佳，后来被认为是医护人员大量感染的重要原因。刘剑伦显然身处院中最严重的“疫区”，亦不可避免地与先后染恙的呼吸科医护人员多有接触。
不过当时人们对此并无明确意识，广东疾控当局也未曾规定，密切接触者需进行隔离观察。
据中山二院内科一位负责人称，实际上，2月中旬，刘剑伦已经出现了若干非典型肺炎症状，如发低烧、咳嗽等。但刘剑伦坚持认为自己得的是普通的感冒。他给自己开了些抗生素，照了一个肺部X光片，肺部看来没有什么问题。按照原定的计划，他与太太一起于2月21日经深圳抵达香港，准备出席刘剑伦妹妹的孩子的婚礼。
广州的中山二院方面称，他们不知道刘剑伦的行程。
刘剑伦到了广华医院后仍坚持认为他得的不是非典型肺炎。广华医院向《财经》提供的材料表示，刘剑伦于2月22日自行到广华医院急诊室求诊。病人当时向医生表示自己于早些时间在内地曾患肺炎，但已痊愈。并告知医生三天前开始出现发烧、心跳及呼吸困难等病症。广华医院的记录还称，病人于入院前已自行服用抗生素。
当医生向刘剑伦展示他的肺部X光片时，他看到了肺部上标志性的白色斑点，只得点了点头。
“这时，他相信他得的就是‘非典’了，”一位治疗过他的医生说。“是的，他很害怕。”
2月23日上午，刘剑伦的情况变得更坏，医院给他挂上了呼吸机。他十分虚弱，从此神志不清，于3月4日去世。
就在刘剑伦在广华医院昏迷的时候，那六个曾与刘剑伦同期入住京华酒店九楼的住客，分别在河内、新加坡和多伦多病倒了。当他们到医院就诊时，不少医生和护士受到了感染。
截至5月27日，越南累计报告SARS病例63宗，死亡五宗；新加坡累计报告病例206宗，死亡31宗；加拿大累计报告病例148宗，死亡26宗。
在广华医院，一名医生和五名护士受感染。
3月4日，曾到访过京华酒店的26岁香港机场工作人员住进了威尔斯亲王医院，到3月11日，该院即有50名医护人员受感染。一位到威尔士亲王探望兄长的北京人李某不幸受到感染，他在15日乘飞机回到北京时感染了同机的16人，并引发了北京的第二条长长的传染链(参见《SARS每周调查》第3期《东直门医院感染内幕》)。
3月13日，一名33岁的肾病患者在威尔士亲王医院住了一晚，他是要做肾透析而需要验血。次日，他拿到了结果出院，随后到淘大花园探望他的哥哥。殊不知，他身上已带着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最终导致了淘大花园超过300名居民被感染。
(三)
接到香港方面的消息后，中山二院院长黄洪章与另一位专家当即赴香港看望刘剑伦。那时候，中山二院已收治了近百名“非典”患者。黄洪章等人一到香港就向广华医院方面建议使用一套在中山二院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包括注射肾上腺皮质激素等。但是，香港的同行拒绝了这套方案，表示不能随便为患者注射这类激素。
中山二院内科的一位负责人说，尽管在急性重度肺炎等肺部病变的临床治疗上，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使用已很常见，但其使用时机却是颇为考究的。如果用早了，身体里的抗体就产生得少，影响病人自身免疫力，而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是对抗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
据这位专家说，发病三天之后才用这种激素，效果会较好，因这时病人体内的免疫系统已被激活。
这位专家分析，香港同行不敢采纳广州方面的意见，与那里的用药制度有关。在香港，用药是非常规范的。但因为SARS是一种新病，原有的治疗方案不起作用。死守规范，有时就变成了死板了。
“内地的医生比较习惯于靠临床经验灵活制定治疗方案，”这位专家说。
关于广州同行曾对刘剑伦治疗方案提出建议的说法，记者未能得到广华医院的确认。
刘剑伦的病也传给了他的太太和妹夫。刘剑伦的女儿从广州赶到香港把母亲接回广州治疗，入住中山二院。刘太太目前已康复。
记者暂无法联系上刘剑伦的亲属，听取他们对整个过程的描述。
刘剑伦是不是就是引发香港“非典”疫情爆发的源头？也许是因为这个可能性，在中山二院说起刘剑伦教授，不少人都避而不谈。
不过，中山二院一名内科负责人十分肯定地排除了刘剑伦作为香港“非典”疫情源头的惟一性。他说："从现在的研究结果来看，香港的SARS病毒有几个变种，应该是分别来自几个传播者。”
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广东之间，人员来往频繁。据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数字，仅罗湖一个口岸，一天内即有近30万人次往返。
刘剑伦是如何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一个接近调查人员的消息来源提供了这样一个版本：根据环境测试推测，刘剑伦在酒店里呕吐，酒店工作人员清扫地毯上的污物，真空吸尘机把无形的传染性病毒散播到空气中去，使该楼层上的客人和过客受到感染。
但是，如今调查人员仍不能解释为何京华酒店的300名员工全能躲过此难。他们也不能解释，为何那三个新加坡女人中，只有一人把病毒传染给了别人，导致了198人受感染。这名妇女被救活了，但她的父母和教父却去世了。-
本刊记者曹海丽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经SARS每周调查5月29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