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达
2002年可以说是日本的“结构改革年”因为日本政府在结构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显示了相当的决心和勇气，这与以往日本政府对待经济体制中结构性缺陷以及对过去决策失误造成恶果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现在事实已经清楚：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前，日本的金融机构已经潜藏危机。
寻求摆脱经济桎梏的财政结构改革
财政政策是对经济中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经济政策。早在1992年日本经济开始处于停滞状态以来，日本历届政府为了刺激景气采用了各种财政和税收政策，都是要使日本这个已经躺倒的“经济巨人”重新站立起来，但是效果微乎其微，财政结构中的最大问题是债务结构问题。日本财政对公债的依赖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2002年财政预算中国家长期债务公债、一年期以上政府借款和政府担保债务为528兆日元，要还清这些公债，需要日本政府动用9年的政府一般会计税收总量才能还清，日本的国家和地方长期债务与GDP之比已居世界七大发达国家之首见图1。
2002年日本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为8.4%，居世界七大发达国家之首，而且比最低的加拿大要高出十几倍。从与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的比较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见图2。
这样的财政状况使国民对政府产生强烈的改革现行财政制度和财政结构的要求。基于这种认识，小泉内阁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实施紧缩财政，推行名为“财政再建”的财政结构改革，2001年6月日本政府推出了“经济财政运营和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2002年1月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名为“结构改革与经济财政的中期展望”的内阁决议。内阁决议提出把财政结构改革作为总体经济结构改革的重要支柱。
日本今后财政结构改革的总体政策目标是：“抑制和改善财政支出，财政体制向效率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向转变，并通过财政结构改革推动其他结构改革的开展。最终实现民间需求主导型财政体制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见日本财务省网
财政结构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02年度财政预算中把公债发行额控制在30兆日元的规模以下。这个目标基本已经达成，2002年财政预算已把公共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等财政支
出削减了10%，并把视为财政必要支出的社会保障开支也给予相当程度的抑制。
第二阶段目标是除了用于还本付息的支出外，财政不再依赖新的政府借款，以达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基础财政收支是编制财政预算的重要指标。主要是指岁出与岁入的基本平衡。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意味着除去用于还本付息的开支外，岁出可以靠当年的税收和其他收入来满足，这里关键问题是“政府不再发行新债”。
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02年起作为实现“基本财政收支平衡”的前提条件，名义GDP增长率至少要达到2.6%才行见冯昭奎著《日本：战略的贫困》第95页。另据三菱证券统计：2001年度名义GDP增长率为—1.9%，2002年预测仅为—0.1%，而且这个预测值还在向下方修正。因此即使在当时预测水准，要达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名义GDP增长率还差0.8个百分点。再有日本21世纪政策构想论坛提出了至2008年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的几个前提条件①名义GDP要达2%；②公共投资每年要削减5%；③消费税最终要达到13%；④社会保障支出要抑制在2%才行。从目前日本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实现财政结构改革第二阶段的目标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激烈”的金融结构改革
当前小泉首相和竹中大臣推行的“激烈”的金融结构改革，可以说是源于1996年桥本内阁时期的“日本版金融大爆炸”。小泉内阁实施的金融结构改革与“金融大爆炸”的区别在于：“金融大爆炸”所作的是与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自由化相关的金融法律、制度以及组织方面的变革，例如，修改“禁止垄断法”、“银行法”、“证券法”等，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由金融分业体制转变为金融混业体制；金融厅与大藏省分离，成为独立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等，这些改革对金融界的现状改变不大，不像现在的金融结构改革对金融业乃至全社会都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竹中冲击”。
当前“竹中流”的金融结构改革实际上是通过处理不良债权，把日本民间的和国有的金融机构来一个彻底洗牌。按照“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市场规律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这无疑是对金融界既得利益的一次严重的侵犯。与金融界和国民党主流派系激烈反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改革得到了普通民众和舆论的大力支持。“竹中流”金融结构改革的重点如下：
首先，加速银行不良债权处理，实现民间银行再建。
当前围绕金融结构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对银行不良债权的最终处理。银行的不良债权关系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银行与企业间的相互持股、企业的融资结构、银行资产评价、对银行业的监管以及银行业的重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成为金融结构改革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
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到底有多少，至今也没有定论。因为它不断在清理，又不停地增加。政府向外公布的不良债权数字最多是70多兆日元，但是美国金融界相信日本的不良债权至少有100多兆日元。从不良债权随清随长的情况看，对于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日本历届政府也无法把握。从1992年至2001年日本银行已经处理的不良债权的累积额已达72兆日元，但是还剩余32.5兆日元的风险管理债权。从这个数字来看，应当说美国金融界的估计还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
竹中大臣主张要严格按照美国风险管理债权标准和金融厅的四级分类标准，确实摸清银行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根据金融厅在2002年2月所作的比较保守的统计：当时的不良债权按日本金融再生法标准统计约为36.8兆日元；按美国风险管理债仅标准统计约为35.7兆日元。这个数字是竹中平藏入主金融厅之前的按比较宽松标准统计的不良债权数字。竹中主管金融厅以后，要求以严格的标准重新清查银行的不良债权。
因此日本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数字又大幅上升。据《东洋经济》杂志2002年12月发表的统计表明：截止2002年12月日本全国银行有问题的债权约有135兆日元，其中全国不良债权的数字至升43.2兆日元(见图3)。
竹中金融财政经济大臣加速处理银行不良债权，把银行再生与企业重组一起进行，这一点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魄力。在竹中及其智囊班子制定的“金融再生计划”中，把“金融和产业的再生”与加速不良债权合并考虑，提出了至2004年把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降低一半的目标。
加速处理银行不良债权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对着银行，一面对着企业。加速处理不良债权的结果，一方面使银行间的重组刻不容缓地开始进行，另一方面，使向银行大规模贷款的企业，如果没有偿债能力，就只能面临破产和重组。作为改革的配套组织措施，在存款保险机构之下成立了政府、民间对半出资组成的“产业再生机构”。该机构是企业债权审查和收购的主导方面。
其次，改革公共融资体制。
日本融资体系中的银行分为民间银行和国有银行两种。国有银行主要是邮政储蓄和相当于政策银行的国际协力银行以及各种金融公库。日本所谓的“公共资金”大部就是邮政储蓄和在邮局办理的简易保险的资金，至2001年度来，邮政储蓄的存款总额达250兆日元，占日本个人储蓄总额的35%。政府从邮政储蓄中贷出的资金约为170兆日元，相当于日本融资总量的28%，在西方先进国家中惟有日本的公共资金占融资总量如此大的比重。正因为有如此充裕的公共资金的供给，才会使日本政府对公共资金的严重依赖，因此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财政赤字。由于这个原因，改革作为“公共资金”出口的公共融资体制就成为金融结构改革的重要一环。
在日本的政治结构中，掌握邮政储蓄的“邮政族”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三大最有实权的人物是“村长、町长和邮政局长”。因此作为公共资金主要来源的邮政储蓄，被视为不可能触动的圣域。小泉在竞选中提出了“没有圣域的结构改革”的口号。现在改革一直被视为“圣域”的、与邮政储蓄相关的三大邮政事业特殊法人，提到了金融结构改革的日程上。2001年11月，总务省的“关于邮政事业公社化研究会”提出了对邮政事业特殊法人改造的中期报告书。预定到2003年把三大邮政事业团体改革为“日本邮政公社”，逐步实现民营化，由于实现民营化，今后在运营、规制方面也要受金融厅的统一监管，这样就切断了政府不受限制地使用“公共资金”的渠道。
另外关于政府系统的其他金融机构(各种金融公库的改革，也在2001年6月颁布了“特殊法人等改革基本法”，12月制定了具体的“特殊法人整顿合理化计划”。通过特殊法人改革，将改变政府系统金融机构的政策银行的职能。
以上公共融资体制的改革不但成为金融结构改革的必要步骤，也成为财政结构改革的重要一环。政府失去了“公共资金”的来源，迫使向“小政府”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公共融资体制不但对金融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在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