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广东省城市人口的比例超过50％成为媒体广为报道的一大新闻。其实，我国工业重地辽宁省的城市人口在 1962年时就达到42％。城市化不是
简单的非农人口的聚集，有城，还要有市；而广东和辽宁是全国经济分量很重、很有代表性的省份，它们城市化的历 程给人们以很多启示—
城市化：理论及国际的一般经验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 完善的过程。在一个连续均衡的经济体系中，以劳动力进而人口的非农转移为核心媒介，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城市化是与促共进 的。城市化最初是由工业化引起和推动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非农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工业化及其演进对农村劳 动力等要素产生牵引需求。城市化反过来推动工业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转移对工业化发展构成需求；工业的资金、技 术积累反哺农业，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服务化取代工业化，日益成为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力量；钱 纳里—赛尔奎因经验模型揭示：在人均GDP500美元(1964年)左右，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快于生产比重 的上升，其就业的增长主要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参见表1)。另外，经济全球化、外国直接投资、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 预期以及政府支出的分配和各种社会因素也越来越影响城市化的进程。
在时序上，城市化发展遵循成长型曲线，起步阶段的进程较为缓慢；当城市化达到30％后，进程明显加速；到城市 化水平达到70％以后，步伐又开始放缓。在空间上，城市化具有不平衡性，城市分布具有集群集中的特点，大城市对城市化 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在体制上，市场化和经济一体化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常规投入的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的，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主要是在城 市地区取得的。城市化是制度创新的一部分，通过将企业和人口向城市地区转移，能够产生聚集效应而增加社会、经济的效率 。城市化为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而后者恰恰是内生增长的源泉。城市化使得人们能够更快、更及时地积 累和更新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化还同时从扩大需求的角度带动经济的增长。
现代化是一个文明的演进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城市化既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是实 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城市化与现代文明的覆盖率呈正比值递增，当城市化水平为10％时，城市的文明仅能满足城区内人的 需求，城市化水平上升为25％时，城市文明覆盖率上升为30％，意味着5％的农村人口可以享有城市文明的成果；城市化 达到80％时，城市所在区域皆可享有城市文明。城市化的推进对提升文明素质非常重要。
城市化进程：“捷足先登”与“后来居上”
非农人口的比重、市镇人口的比重和城市数量是反映城市化的重要指标，比较这些指标，可大致了解建国以来广东和 辽宁城市化进程的异同。
辽宁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期间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1952年非农人口比重为23％，1957年达到36％，从1957年到1960年，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增加， 1962年市镇人口达42.3％，非农人口达36.5％，接着城市人口机械性大量减少，1970年市镇人口所占比重为 34.9％，非农人口比重为30.0％，城市个数也由12个减至10个。其后城市人口缓慢增长，1978年市镇人口比 重为36.6％，非农业人口比重为31.7％，1970—1978年增长仅为1.7％。1979年以后城市化稳步提高 ，但增长呈边际递减之势。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城市个数分别为1980年35.5％、12；1990年42.0％、2 0；2000年为46.0％、31。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80年代提高6.5％，90年代提高4％。目前，辽宁全省各类 城市的数量达到31个。
广东1949年非农业人口比重为15.7％，1957年为18.4％，城市个数从7增至11，1958—19 65年出现大起大落，1958—1960年城市人口大幅增加，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到22％，从1961年开始，城市人口 机械减少，到1965年非农业人口比重回落到17.6％。1966—1978年城市化停滞，1978年非农业人口比重 回落到16.3％，比1966年还低1.1个百分点。1979年以后，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和 城市个数分别为1980年17.4％、15；1990年23.6％、19；2000年31.2％、54。非农业人口所 占比重80年代提高5.2％，90年代提高6.6％。2000年，广东全省各类城市的数量达到52个。
实际上，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低估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见图1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 鉴》2001年)：广东1990年城镇化为36.77％，2000年达55％，10年增长18.23％；辽宁1990 年城镇化为50.86％，但2000年达54.24％，10年仅增长3.39％。比较辽宁和广东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发 现：
在城市化水平上，目前，广东和辽宁都已实现了城市化，且两省城市化水平比较接近。在城市化进程上，在中国经济 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省城市化的总体变动趋势基本相同。但在1949—1957年间，辽宁增长较快，很快达到了较高的程 度；广东则增长缓慢，水平比较低。在1958—1978年，广东城市化波动高于辽宁。改革开放后，广东城市化增长速度 大大高于辽宁。辽宁的城市化长期高于广东，并在1990年先于广东实现城市化，但从2000年以后，广东城市化率超过 了辽宁。辽宁“捷足先登”，广东“后来居上”。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上，虽然广东和辽宁的城市化已达55％，但两省的城市化水平都低于工业化。建国初期， 辽宁的工业化程度已经很高，如果不是长期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制度约束，辽宁的城市化应比当时水平更高。80年 代以后，珠江三角洲等地的乡镇企业数目激增，但大部分乡镇企业分布在农村地区，这清楚地表明其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 化水平。
在城市化的时间序列上，两省似乎都没有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辽宁在30％以前，有一个迅速提升，稍后是缓慢 增长，而在到达30％后，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加速度增长；广东城市化的加速增长是在30％以前开始，并一直持续上升。
在城市化的空间布局上，两省城市化都表现出区域的不平衡性和带状集中性：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增长快、水 平高，城市带状发展明显。但广东的乡村城市化比较突出，中小城市发展快，大城市数量少。辽宁的中部地区城市化增长快、 水平高，辽中城市群形成比较早，大、中、小城市发展较合理，城市集中和扩展特点较为鲜明，城市集约化相对较高。
城市化方式：战略安排与自发秩序
城市化进程虽是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但也与政策和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广东和辽宁城市化进程的历史 、现状和特点，都强烈地受制于全国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战略。
城市化与宏观环境。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两地的城市化率提高较快。“大跃进”时期 ，国民经济大起大落，两地的城市化也随之起落。1966—1976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两地城市化则停滞甚至倒退 。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两地城市化率迅速提升。
城市化与经济战略。辽宁最初的城市化是重工业带动的，而广东最初的城市化是轻工业发展带动的，表2(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中国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2001版等整理。)显示两省重工 业比重及变化情况。建国后，国家出于战略安全的需要，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辽宁因基础优势，迅速建立了以重工业 为主体、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基础比较雄厚的工业体系，成为中国主要的工业和原材料基地。改革开放后，针对当时生活必需 品极度匮乏的状况，广东借助区位优势通过“三来一补”等形式，首先使轻工业获得比较快的发展，其后重工业的比重逐步提 高。
城市化与制度安排。无论辽宁或广东，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化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计划外生实现的。政府把有限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有计划地配置在基础较好的辽宁等省的城市，使辽宁城市化水平在“一五”期间迅速提高；由于 计划向广东集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其城市化水平一直比较低。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是通过自下而上民间市场内生实现 的。政府逐步让市场取代计划来转移和聚集劳动力等资源。广东先发推进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国内乃至全球最具活力的地 区之一，其城市化水平加速提升。
辽宁受外生力量骤然减弱和内生力量渐次增长的影响，城市化增长相对较慢。辽宁“捷足先登”和广东“后来居上” ，制度及其变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与经济开放。改革开放前，我国强调自力更生，经济体系相对封闭，城市化主要依靠国内农业剩余推动。依靠 全国有限的农业剩余推动，辽宁等几个少数省份快速城市化，城市化在达到30％以前，有一个迅速提升；广东等许多省份由 于受国内农业剩余的约束等，城市化不仅缓慢而且出现了反复。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开放，城市化同时受国内农业 剩余和国际资金的推动。广东的外向度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外资流入和农产品进口，极大地促进了 全国的劳动力向广东聚集和转移。这部分解释了“广东城市化的加速增长是在30％以前开始并一直持续”的现象。在失去全 国农业剩余的有力支撑后，辽宁的外贸、利用外资等方面与广东等省的差距逐步拉大。城市化在到达30％后，增长却没有表 现出明显加速。表2显示广东和辽宁在改革开放后的外资增长情况。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发现：广东和辽宁城市化实现方式有所不同：辽宁得益于“战略安排”和广东受惠在“自发秩序 ”，不过两者也各有其弊，但两省提升城市化的方式正在优化并趋一致。改革开放前，辽宁的城市化是借助历史工业基础，在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背景下，由重工业化带动，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采取计划的手段和方式，通过城市集中和扩展而进行 的，城市化表现出集约式、外生性和内向化的特点；改革开放后，广东的城市化是借助区位优势，在补课发展轻工业的背景下 ，由轻工业化带动，由地方政府和民间自下而上，主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通过乡村城市化而开展的，城市化表现出粗放式、 内生性和外向化的特点。广东和辽宁城市化进程同时显示：在特殊背景下，战略安排下的外生城市化是必要和成功的；但在一 般条件下，自发秩序下的内生城市化更具生命力。
城市化障碍：包袱拖累与产业分散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还发现：广东和辽宁城市化低于非农化既有共同的理由，也有不同原因。
制度体系缺失：无论辽宁或广东，由于财政运行机制的调整未能与整体经济体制的转型衔接配套，地方财政的能力与 城市化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行政层级过多、小城镇规模太小和市管县体制导致市县竞争和冲突，制约了城市化所要求的空间 聚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影响了农村人口迁移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了农民进城和劳动力转移的硬门槛，但相 关制度改革不同步等软门槛对普通农民说来仍然是难以逾越的。外来民工与当地居民一视同仁的体制环境没有建立，进城农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
工业化粗放：乡村工业化，使广东等地乡镇企业分散布局，开发区过多太大，产业关联度低，专门而高级的服务业缺 乏；分散工业化，使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也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中小城市发展缺乏分工和特色，大城市发展受到 限制，增加商营成本，制约了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城市化的加速。
服务业滞后：我国目前服务业占劳动力就业总量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经验，在目前广东、辽宁的 人均GDP、城市化率的水平上，服务业就业和产值应高于其实际的水平。特别是广东农村工业化大大约束了服务业的发展。 由于服务部门能吸收从农业和制造部门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所以，服务业的停滞与城市化发展的滞后密切相关。
历史包袱拖累：辽宁等工业大省曾为国家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改革开放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国内市场供求关 系变化，加上计划经济积累了许多矛盾，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使企业发展举步维艰，产业调整步履蹒跚，整体经济缺乏活 力，城市化失去了强劲的增长带动力。
劳动力质和量的问题：以辽宁为代表的老工业大省城乡劳动力“双过剩”，严重影响了人口的迁移。我国包括广东省 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一个重要障碍。
城市化作用：经济增长源泉与现代化主旋律
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重要而长期的命题。广东和辽宁的现代化、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 系。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人均GDP增长指数与非农人口比例增长指数，是反映经济和城市化增长速率的重要指标。图2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广东辽宁的经济增长率与非农人口比例增长速率有同步性，经济增长率 与其非农人口比重提高速率呈正相关关系，特别在改革开放后，两省城市化的增长对经济增长都有很高贡献弹性。
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国现代化课题组2001年的报告显示(表2标出两省第一次现代化实现进度)，1952 年指数为100％。两省的城市化率与现代化实现率的变动趋势非常一致，与城市化的情况一样，辽宁的总体现代化实现程度 长期高于广东，但近年来广东赶上了辽宁。比较分析现代化的主要构成与城市化的变动，可以更好地理解城市化在广东和辽宁 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人均GDP是经济发展水平及现代化重要标志。图3(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01年)、图4(资料来源 ：《辽宁统计年鉴》2001年)显示，城市化初期，广东和辽宁人均GDP长期在1000元以下；随着两省城市化率提高 ，人均GDP加速增长，广东在非农人口比例25％以后，辽宁在非农人口比例40％以后，人均GDP迅速提升。两省城市 化很小的增长，就会引起人均GDP的大幅提高，表明城市化水平对人均GDP提高有较高贡献弹性。
产业和就业结构状况是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城市化有助于制造业的聚集和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作为两省瓶颈的城市化 ，其进程加快对工业化和服务化的提升有重要作用。表2显示：广东和辽宁城市化与其工业化在发生和发展、增长和衰退上具 有一致性。辽宁的非农产值和非农就业比重长期高于广东，但到2000年，广东开始超过或接近辽宁，这与两省城市化进程 的现实和趋势十分相似。
基础设施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化增加基础设施需求和提高使用效率，增加就业岗位，促进二、三产业 发展。辽宁较早形成立体交通，公路、铁路密度居中国各省区市之首，城市化水平高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正是城市 化加速推进，促使广东成为中国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省区。
科教文卫、人口及劳动力素质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表2显示两 省大学普及率与城市化变化也十分一致。辽宁科教文卫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长期高于广东，重要原因是辽宁的城市化水平长 期高于广东；近年来，广东城市化的速度高于辽宁，其科教文卫、人口素质也得到同样快速提高。
由此可得出结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和源泉。城市化 应成为现代化的主旋律。
城市化未来：绝佳机会与创势利导
未来辽宁、广东以至整个中国，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面临许多良好的机会。
我国加入WTO，可以有效地利用粮食等国际剩余，放手推进城市化，随着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我 国将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将吸收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并将通过生产和出口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 产品，这有助于消除城市化导致耕地减少的恐惧。总之，我国将获得千载难逢的外部空间，获得一个绝好的加速城市化的机会 ，中国从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将大大加速。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遵循工业化进程的演变规律，努力推进重工业化发展，这将是21 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重工业化时期是制造业部门规模经济效益最显著的时期，为大中城市的居民提供了基本的 经济背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最能得益于人口高度集中的服务部门将会获得肥沃的土壤。如果城市化进展得比较平稳顺 利，中国服务业可以吸收比目前多得多的剩余劳动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逐渐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正在扩大，全国性城乡统一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正 在形成。城市化进程将以市场机制导向为主，以聚集效应和外溢效应为基础，走外向、内生、集约之路。由于资源和人口分布 不匹配，市场化使中国有机会调整其国内的人口分布，资源稀缺地的人口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可以重新分配到沿海或南方地 区。
需求不足将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就业是事关未来中国经济和政治安全的重大问题。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 和消费方式是限制需求扩大的重要因素。推进城市化，通过农民进城扩大社会需求，扩大就业，将成为中国政府和民间长期、 共同的渴望和行动。加快城市化，政府既要拆除壁垒，创造条件，又要保护自发秩序，因势利导。
首先，构筑城市化体制框架的制度基础，为城市化的内生增长提供制度保障。
其次，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为城市化的内生增长提供产业动力。
第三，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为城市化创造载体条件。
第四，建立城市带状集中体系，提高城市化的效率。加入大城市现代化产业的循环，成为其一部分。小城镇经济逐步 纳入城市现代产业发展的轨道。
第五，建立人力资本投资体系，突破城市化的素质瓶颈。政府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时，最迫切需要基础教育投资。
倪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