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缅甸一个7个孩子的母亲手中，海洛因是怎样身价爆涨10000倍，最后以百万美元的价格进入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血管里
种植
在缅甸北部靠近中缅边境那些云雾缭绕的高山上，雨水冲走了连接各个孤独村庄之间的道路。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正是从这里，海洛因开始了它漫长的世界之旅。
当到达美国巴尔的摩的大街上时，世界上最优质的毒品已辗转了6、7个国家，转手了100多次，价格至少上涨了5000倍。然而第一个触摸它的人却是一位36岁、7个孩子的母亲。
Xiamin Dwan Swan和她的丈夫Ju，同生活在缅甸这个高山小村子里的其他40多户人家一样，自英国一个多世纪前引进了罂粟栽培，祖祖辈辈都种植鸦片。对当地人来说，种植罂粟并不怎么挣钱，看看村里的茅草屋、泥巴地和光脚的孩子就知道了。但罂粟是当地人知道的惟一能种的东西。
从每年9月开始，在烧完陡峭田地里的杂草之后，村民们便开始播下罂粟的种子。罂粟几乎是在这种海拔高度上惟一能生存的农作物，但在这里种植并非只因为气候。这儿最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任何执法机构都管不到。世界上其他鸦片种植地区都是这样——游击队控制的哥伦比亚丛林，阿富汗不受法律管制的自封地，这些地方的权力者一直处于反叛的地位或至少站在反叛的边缘，更不要说他们自己还拥有1500-2000人的军队。
到2月份，Xiamin Dwan Swan和她的丈夫就开始收割，用一把像针一样的刀子把每一个罂粟荚剥开，一股乳白色的脂流了出来。一旦脂变成黑色，就用一把月牙形的工具把它刮下来，这把工具从记事起就在她家了。这是很累人的工作，Dwan Swan两口子靠种植罂粟每年挣600美金，刚够养活7个孩子、3头猪和两只狗。
3月初，那些拿着枪、戴着金表的生活在底下山谷中的经纪人就上山买鸦片汁来了，每vis(计量单位，约等于1.6公斤)卖大约1500元，即每公斤113美元。“我不知道谁买了我们种的这些东西，”Xiamin说。她说的很可能不是真的，因为过去20年来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从她和她丈夫手中购买鸦片汁。之后那些东西到哪去了Xiamin也不知道。这却是真的。
这只是毒品食物链中众多绝缘层中的第一层，绝缘是海洛因交易的特点，必须打入成本中。
由于有了经纪人(通常是部落长辈)的介入，鸦片在过了一下他们的手之后要涨价20%，如果经纪人事先垫钱给种植人的话，提价会更高。比如，在阿富汗的Helmand省，一些农户在塔利班禁止种植罂粟期间欠债很多，所以当可以再种的时候，他们的鸦片原汁只以每公斤35美元的价钱卖给债主。
在塔利班这短短的禁令期间，阿富汗在全球鸦片种植领域长达10年的统治地位暂时交给了缅甸，缅甸的产量随即占了全世界产量的60%。但今年收获季节过后，估计阿富汗将再次获得统治地位，其后是缅甸、哥伦比亚和墨西哥。
加工
和罂粟种植不同的是，加工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复杂过程，只有有足够资金的人才能进入。
鸦片加工的大部分生意都控制在缅甸的佤、果敢和掸邦等地方的军阀手中。“他们征税，或者为别人提供保护而获取钱财，”缅甸一名准将Kyaw Thein说。
事实上，向佤联军的官员询问鸦片的事，他会马上滔滔不绝地说起他这个地方的产量，就像从市政的预算上引用一样。“4600 vis，”佤族地区的一个市长Lu Kyar Shin说。他戴劳力士表。“降了，几年前是1万vis。”
缅甸的海洛因加工厂和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加工厂一样，也是丛林深处的一些临时设备。这是为了完成专门的定单而设置的。当外面风声很紧的时候，可以很快销毁掉。但只要这些设备是在反政府武装的辖区内，基本上就没什么大危险。
缅甸官员骄傲地展示在最近一次袭击中捕获的化学前体。这些化学材料一包一包整齐地堆满了一个四周种着木瓜树、装着铁丝网的院子里：900加仑的氢氧化钙(把鸦片炒成吗啡需要氢氧化钙，这是加工的第一步)，从印度渠道进口到缅甸的液体以太，中国产的氯化氨(这东西把吗啡变成较低级的“第3号海洛因”，或俗称的“红糖”)，最后是摆在前面最显眼位置的150加仑很难得到的乙酸酊，这是提炼出90%纯度的第4号海洛因的关键配料。
被运到美国和欧洲市场的第4号海洛因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中国白”。尽管中国白经常被加工者装在700克的包装里，但全球毒品市场的统一度量单位是1000克。1000克中国白在纽约市的售价超过20万美元(批发价)，而在缅甸只要2500美元。这表明，在整个海洛因产业的成本结构中，加工并不是个特别大的利润中心。那是因为在缅甸境内被截击的风险太低了，所以在海洛因最后的市场价中占不到什么比例，大约是20%，这和亚洲其他形式的合同制造商，比如承接外包的半导体或手机制造的利润差不多。在那些行业，真正的利润来自设计和分销。
运输
一旦采购和加工步骤完成后，像缅甸或阿富汗这样的孤立国家就失去了他们的竞争优势。“无论是佤族还是果敢的军阀都没有国际网络把这些产品送到市场上去。”缅甸边境城市木姐的一个缉毒小组组长Win Naing解释说，“他们把毒品留给外国人。”阿富汗的种植者也差不多。联合国的调查显示，阿富汗去年从鸦片种植上获得的收入最多也只有5600万美元。
海洛因的真正利润，借用一下危机四起的会计行业的术语，全在下游，即运输和分销领域。为了到达国际市场，海洛因通过两条主要的渠道离开缅甸。每条路线都有不同的玩家，专门的技术。
第一条路线，也是用得比较多的，就是从北通过中国的云南到香港这个自由贸易港。中国的走私辛迪加在这条路线上辛勤地工作，从木姐送出境每公斤只收1000美元，从木姐一直送到香港每公斤则收1万美元。直到最近都是这样一个组织在木姐活动，木姐和中国的边界是一个4英尺高的围墙，就立在这个城市的中央。这个辛迪加是由一个39岁、叫谭晓林的四川人把持的。去年他在中缅警方的联合行动被捕，后被引渡到中国谭共走私了超过3吨的纯海洛因到香港，在那儿，有着国际化网络的各种走私集团又把海洛因送到悉尼、温哥华和美国。
第二条出缅甸的路线是往南，穿过泰国后再往东。10年前在老挝、缅甸和泰国接壤的金三角，泰国这边到处都是加工厂。泰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鸦片加工地，直到后来，由于泰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也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毒品加工大多转移到缅甸那方去了。80年代的巴基斯坦、土耳其、波斯维亚和秘鲁也差不多。当斩草除根的缉毒行动成功后，加上当地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罂粟的种植转移到更不受法律约束、更贫穷的阿富汗和哥伦比亚。这种流动性是快速反应的毒品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一个地方倒下去了，另一个地方又起来了。从这个意义来说，海洛因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商品。
“海洛因是用大篷车运送出加工厂的，”泰国警方的一个线人说，“通常每辆车有50-100人。一半是把500 vis的海洛因搬上大篷车的搬运工，另一半是士兵。”这些士兵都配备了重型武器。大篷车最终的目的地是缅泰边境。
到达缅甸边境城市Tachileik的时候，由于途中高昂的运输费用，海洛因到达收货人手中的时候，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公斤4500美元。在那里，活动着大约20个这样的收货人。
接下来把海洛因运送到泰国的阶段相对更难些，装有毒品的大篷车必须在夜幕中行驶在茂密的山区，以躲避边境巡逻兵。附加的风险也反映到价格上，出境后每公斤海洛因的价格上升到5500美元。
一旦毒品抵达了泰国或Tachileik，一批新的玩家加入了。从曼谷来的泰国人，聚集到边境地区去取海洛因。他们也有他们各自的定位：把海洛因送到曼谷的买家那里。承包了这段运输任务的人即使被抓了，也提供不了给他货的人。他们这些本地人又为边境地区的经纪人和曼谷的买方提供了一层保护。
事实上，大多数的买家来自西非，更确切地说是尼日利亚人。在曼谷，当地的中间人运送每公斤的海洛因的费用是7500-9500美元，根据货的纯度来定。西非人并不是惟一的外国买家，还包括中国台湾和欧洲的走私犯。但迄今为止，尼日利亚人是最有组织的集团。他们在不断细化的海洛因供应链上的工作也是风险最大的：把海洛因送到美国。
美国大公司的CEO中几乎没有人为了物流问题而半夜睡不着觉，即使是速递公司DHL和UPS公司的CEO。毒品行业也有自己的速递服务，诸如“尼日利亚特快”或者墨西哥声名狼藉的AFO组织(Arellano Felix Organization)。
这些送货人侵入美国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最常去的是加州的圣思多罗(San Ysidro)。这是美国最繁忙的一个边境港口，这里脆弱的边境线把圣地亚哥和走私犯的天堂——墨西哥西北部城市提华纳分开。进入美国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有1/4到1/3是从这里和南加州4个小一点的关口进入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海关1天可以抓获至少十几次相当数量的海洛因。
到现在为止，贩卖“中国白”的人日子相对还比较好过。尼日利亚人从曼谷拿到海洛因后，要不就通过快递送到转口国家比如墨西哥或加拿大，但更普遍的路线是，直接送到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去。尼日利亚在全球腐败排名榜上总是高居榜首，所以在这里周转海洛因并不太费事。在尼日利亚，毒品被重新放入更小的包装，常常是放在送货人吞下去的避孕套中，经过像英国、法国这样的非原料国家，摆脱掉海关官员的检查。如果海洛因直接从泰国运到美国，就经常雇佣高加索的人，通常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因为这些人不属于美国海关缉毒的重点人群。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来自东南亚的海洛因遇上了另一种复杂情况。当它接近目标市场即美国市场时，竞争也加剧了。对手包括墨西哥产的黑碳(Black Tar)，由于质量低劣，更多的人管他们叫墨西哥泥(Mexican Mud)；更高级的粉末状的墨西哥棕(Mexican Brown)，特别是高品质的哥伦比亚白，这是中国白最大的竞争对手(阿富汗的海洛因很少在圣思多罗出现，只偶尔出现在美国的底特律地区。它们最主要的市场是欧洲，从土耳其、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进入欧洲)。
哥伦比亚人在全球的海洛因市场相对还是一个新手，那里的不法商人也就是1990年左右的时候才决定做这个生意的，他们一直是垄断可卡因市场的大商人。随着可卡因在美国退温，可卡因贩卖者努力扩展到欧洲，但他们只在西班牙、英国、最近在荷兰获得了有限的成功。欧盟国家的人要选毒品的话一般就选海洛因，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组织早就在那儿站稳了脚跟。所以，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贩卖者决定多元化，他们启动了罂粟种植行动，从西南亚进口种子、设备和专业技术。“他们要花上三四年的时间才能搞清楚，才能获得加工的技术，和像乙酸酊这样的化学前体。”美国毒品监督局(DEA)纽约分部的一位主管Felix J. Jimenez当年说。但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哥伦比亚人就能生产出纯度超过90%的海洛因了。突然之间，哥伦比亚的走私犯有了一种可以与中国白相媲美的优质产品。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新产品推向市场，穿过像圣思多罗这样的边境点。
贩毒者之所以愿意冒风险从圣思多罗入境是因为如果能入境所带来的好处。把海洛因运到中国或泰国境内，每公斤将涨1000美元左右，但在美国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要跨过那百米之遥的边境线到达美国，1公斤最劣质的墨西哥黑碳的价格将飙升到54000美元，哥伦比亚海洛因一到达洛杉矶，身价就涨了20倍，而如果是中国白，价格将升到6位数。
显然，走私辛迪加竭尽全力了解圣思多罗的一切情况，比如什么时候换岗结束，在某一天有多少当班，哪些警犬当班等等。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就是玩数字游戏，赌平均规律。毕竟每年从圣思多罗进入美国的人超过4000万，海关不可能全检查出来。
“每天起来就面对6万辆车，你还必须记住99%的过客都是诚实的游客，”海关检查处的一位官员说，“所以那些坏人就直接冲着我们来，如果我们阻截到了一些，那也是他们已考虑到成本里去的。”
绝大多数从圣思多罗入境的中国白是悄悄通过行人交叉路，一条长长的水泥走廊，一路上都有金属探测器，美国毒品监督局(DEA)张贴的200万美元悬赏毒枭墨西哥贩毒组织AFO头目Benjamin Arellano Felix和他的兄弟Ramon的告示。
AFO组织的出现表明了运输承包商在毒品行业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该组织70年代末在提华纳靠走私免税的香烟和酒起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做起了大麻生意，80年代的可卡因热中他们狠赚了一把。到90年代，该组织的毒品交易额达到了成百上千亿美元，估计控制了从圣思多罗口岸经过的3/4的毒品，甚至还在德克萨斯州修建了复杂的地道。
AFO的竞争优势是位置：正好处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然而，导致他们垮台的最致命的错误是，就像在他们前面倒掉的哥伦比亚辛迪加一样，组织过于庞大，藐视分权制的规则。
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卡利辛迪加是第一批进行垂直整合的贩毒组织。像其他大的石油公司对待天然气一样，这些辛迪加试图通过控制毒品的制造、分销和销售的整个链条来控制毒品。这种做法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但任何垂直型组织的弱点都是，一旦有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组织将面临崩溃。
而中国白的贩卖者通过选用彼此不认识、甚至也不认识他们的雇主的转包商，避免了上述危险。比如在曼谷的尼日利亚买家，甚至都不需自己运送海洛因。他们雇佣美国人、欧洲人或加拿大人，几经周转最后到达美国。
对外行来说，要运送哪怕是一公斤的毒品都要经历很多考验。中国白更是这样。在所有毒品的贩运中，以每公斤成本计算的话，中国白是迄今为止最没有效率的。根据经济学家Peter Reuter的研究，拉美产的可卡因运送起来要便宜10倍，因为他们通常是装在更大的包装里，每包250公斤或更多。这样可以达到规模效应。
这种差异植根于哥伦比亚毒贩子的传统，他们中许多人之前都做过大麻，大麻大包装是惯例。但这也反映了海洛因的特点，表明了为什么对精明的走私贩来说，海洛因越来越成为最佳的毒品选择。由于市场价很高，海洛因非常适合不远千里的运输，穿越数不清的边境。海洛因因此只需要小得多的网络去走私，而可卡因或大麻则需要庞大的组织来运输。把海洛因散置于几十个人身上，当然使风险最小化了。
“如果我必须要把海洛因贩毒组织做类比的话，”DEA在华盛顿的一位高级专员Mike Chapman说，“那就是基地组织。”海洛因贩子相对于跨国公司、或像可卡因之王Pablo Escobar时代的哥伦比亚大毒枭，更倾向于采用高度细化的、以恐怖分子为单位的小组织。“这类型的活动不允许像合法商业那样的权力集中制，”经济学家、毒品政策专家Ethan Nadelmann说，“如果走私组织太庞大了，他们就会产生安全和个人问题，就会成为执法机构的目标。”
事实上，如果毒枭帕布洛·艾斯科巴(Pablo Escobar)不是1993年在历史上最严密的一次国际缉毒行动中被杀的话，那他将是活生生的例子。目前正和他的18名同事等待审判的谭晓林也是一个例子。甚至那些DEA要缉拿AFO——自从卡利和麦德林的贩毒团伙被摧毁后是最接近辛迪加的组织——也已经过时了。Ramon已经死了，今年2月份由墨西哥政府枪毙了，他的兄弟Benjamin3月份也被抓了。
国际形势的转化也影响着毒贩子。自从“9·11”事件改变了大多数国家对边境安全的看法后，走私犯的日子就很难过了。“9·11”后到当年年底，加州-墨西哥边境抓获海洛因的次数增长了16倍，绝大多数在圣思多罗。就像所有进入美国的港口一样，该边境在“9·11”后一直处于一级警备状态。
所以贩毒辛迪加们正放弃空运和从大港口入境，转而越来越多地使用货船和高速游艇。一旦进入了美国境内，海洛因通常汇集到3个主要的集中中心。西海岸穿过州际5号线到达洛杉矶。在洛杉矶，1公斤海洛因的批发价猛涨到8.6万到10万美金，而在圣地亚哥是4万到5.4万美金。
这个过程中，进口商开始通过降低纯度来提高利润。通常这是随后很多次搀假中的第一次，他们往海洛因里加入奎宁、滑石、甚至乳糖。
零售
美国和欧洲一样，外来移民是海洛因主要的进口商和分销商。这仅仅是因为走私网络更愿意和自己人打交道，不信任外人。尼日利亚人把货卖给西非人，中国人卖给中国移民等等。
美国的海洛因市场，年营业额大约是100亿美元，因此被粗略地分为几个人种区。基于洛杉矶的墨西哥组织控制了密西西比以西的批发市场。坐阵芝加哥的尼日利亚人掌握了中西部的北部地区。驻扎在纽约的多米尼加辛迪加统治了东海岸。小一些的华人团伙在边缘地带活动，大多数是在有大量亚洲社区的旧金山或纽约行动。
纽约市DEA的最高官员、美国海洛因的一位主要专家Jimenez说，这种划分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墨西哥团伙经常侵入芝加哥的西非人的势力范围，西非人又反过来潜入像巴尔的摩这样的多米尼加的地皮。这种竞争很激烈，有时候很暴力，但更经常的是在营销线上争夺。
其中一场战斗改变了东海岸海洛因交易的面孔。事情发生在90年代中的纽约。那时东海岸的海洛因批发生意属于3个华人团伙(这3个团伙于10年前取代了意大利的贩毒家族而取得了这个位置)。但是随着哥伦比亚人的进入，势力庞大的华人团伙面临强有力的竞争。令人吃惊的是，随后爆发的却是一场价格战。
经常是通过人胃带进来的中国白每700克一包售价在16万到18万美元。但哥伦比亚人那时在运送大宗的可卡因里夹带了海洛因，因此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他们的要价是每公斤8万美元，比中国人低一半。”Jimenez说。
当然哥伦比亚人占了地理位置离美国更近的便宜，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竞争优势：健全的分销中心。“他们会强迫多米尼加运送人，每200公斤的可卡因里夹带比如两公斤的海洛因，并给他们的顾客发放免费的样品。”
这种举措导致了一场营销革命，为海洛因制造了一群全新的顾客群，很像10年前引入的crack cocaine让雅皮毒品走向大众市场一样。因为哥伦比亚人坚持说他们的分销商保持了海洛因的高纯度，所以高端的可卡因用户可以鼻吸或抽，因而避免了脏针头和HIV。“我在卖海洛因的街头藏了一个摄像机，”Jimenez说，“你不能想象，去买海洛因的是些什么人：律师、医生和教师。”
Jimenez说，这种创新战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到新世纪的时候，哥伦比亚的海洛因统治了纽约和整个东海岸的海洛因市场。
海洛因从像纽约这样的集中中心一路运到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这样的二级市场。在这些卫星城市的交易商通常每几个星期就要去一趟纽约，一次带个1到5公斤的海洛因。像巴尔的摩这样规模的城市，有能力购买1公斤的交易商不会超过20个。
当你顺着食物链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时候，对执法机构来说，事情反倒变得更容易了一些。在分销链条的最下游，比如巴尔的摩这20个大的分销商，把按公斤买来的海洛因重新包装，按盎司分成别人更买得起的小包装。中型交易商又把按盎司包装的海洛因再分解成按克包装，然后再以一包100小瓶卖出去，每小瓶装有1毫克。这种被称为Gelcap的包装，和那些有粉红色、蓝色或绿色的盖子的小瓶不同的是，针对的是低端市场，也就是那些注射海洛因的瘾君子。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真正往里搀假，”巴尔的摩警察局的探长Mike说，“规则通常是6比1。”这意味着从批发商那里购买来的每公斤海洛因，通过加入各种各样的东西后，等在街上出售的时候，已变成了7公斤了。“这个环节的提价最高，”Jimenez说，“从批发到零售，因为这是你面对最大风险的时候。你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警察的追捕，还要保护自己不受竞争对手，以及同一组织内其他知道你带了很多现金的人打你的主意。”
这就是一公斤海洛因的生物圈，从缅甸一个7个孩子的母亲手中，最后以百万美元的价格进入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血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