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今中国一个小县城里信用荒芜的写照
本报特约作者李景辉
逃费银行债务私企打先锋中国河南省潢川县城开豪华家具厂的许老板跑了，据说他欠了银行200多万元贷款，而且还有从私人手里借的高息集资款。
在潢川县，诸如此类的事或许早就屡见不鲜。《财经时报》在此次调查中发现，20世纪90年代，生意曾经红火一时的一些私营企业老板，现在大都“下落不明”了。
据了解，潢川县最先因债而出逃者，要算南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王南亚了。20世纪80年代其生意红火时，在县城开有数家酒店、宾馆及影楼等。王本人也一度飞黄腾达，曾任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主席等。在一系列光环的映衬下，王很容易从银行搞到了大笔贷款，估计有数百万元之巨，主要是从该县工行和农村信用社贷出来的。
由于管理不善，经营相继出现亏损。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王氏资金链断裂，贷款还本付息发生困难，一家农村信用社开始对他提出起诉，一时间诉讼蔓延，各家银行争先恐后，南亚公司所有值钱的动产、不动产均遭查封。而与此同时，民间债主也纷纷逼上门来。不久，王便下落不明，从此便没人再见过他了。而且他与老婆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声称：全部私人财产归老婆所有，而由自己承担全部债务。
如果说王南亚的出走还有点被逼无奈意味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批私营企业主的出走似乎就是有预谋的了。
另一家家具厂老板康文涛，通过信用借款、信用卡透支等方式从各家银行借款累计达500多万元，其中单欠农行借款金额就达180多万元。借款久拖不还，银行多次起诉均无功而返。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堆，有做家电公司的、粮食公司的、宾馆的等等不一而足。
2001年夏季，挂靠县电器厂劳动服务公司的一家电公司业主，卷集着从社会上高息集资款300多万元及银行贷款100多万元举家外迁，迄今下落不明。不仅造成银行损失，而且致使该县棉纺厂百余下岗工人欲哭无泪，投诉无门。
这是当今中国一个小县城里信用荒芜的写照，穷地方却不断被银行抽走资金
骗子比法律能耐大
潢川县经济犯罪侦察大队的一位民警说，对这部分人，法律目前尚无整治办法。债务人借钱不还，不构成犯罪，只适用于民法范畴。而新刑法对贷款诈骗罪只象征性地规定了三种情况：一是编造虚假资金证明；二是以假产权证重复抵押；三是编造虚假项目。而真正够得上这三条的贷款寥寥无几。贷款诈骗的前提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何谓非法占有？贷款还不上是否构成非法占有，则法无明文规定。虽然最高检察院曾经明文规定，贷款后逃匿的行为属于贷款诈骗，但何为逃匿则法无明确说法。对于那些贷款后逃走的人，即使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将其抓回来，他也不会承认自己是逃匿行为，且会辩称自己是在外地做生意挣钱还债。
由此可见，由于法律死角太多，对涉嫌诈骗的当事人，若无十分确凿的证据，公安部门最多留置24小时就得放人，否则就有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的嫌疑。
至于康文涛一案，公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发文规定，信用卡恶意透支数额在5000元以上，并且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康在异地(广州)透支60多万元，但透支都是经过农行授权之下进行的，是否属于恶意透支并构成信用卡诈骗？实在有待商榷。所以，康即使不跑，农行也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追索债务，公安无权过问。而这些人一旦知道自己的行为不触犯刑法，再让他还款则难上加难。和银行比起来，民间放贷者至少还有请黑社会帮忙讨债的路径。
金融机构就是经营信用的企业，以转让资金的使用权为主业。但在国内，失信的成本可谓极低。加上私营企业经营环境较为恶劣，所以一部分业主宁愿采取欺骗的方式搞钱，也不把心思放在正当经营上。
据了解，由于前几年银行信贷制度不健全，从业人员素质较低，客观上也为骗子开启了方便之门。有的人在外躲避几年之后重新回来了，也无人问津。甚至还有人堂而皇之地过上了大款生活，因为原来的贷款大多超过诉讼时效。
“不过也有讲义气的。”潢川一位银行员工说，“一些人回来后把私人的欠款还了，但银行的贷款没戏。”
业主即使不跑，也不能奈何他。潢川一电器商周某，欠银行贷款100多万元。原来的商店大多已转让出去了，自己和已经退休的父亲同住父亲单位的几间公房里，并另开了一家破旧的电器维修店。他们对找上门来催债的银行工作人员只有两个字：没钱。对这样的主，法院也无可奈何，至多拘留他15天，15天后还没有钱，也就只有随他去了。“最多只能拘留他两次，超过两次就违法了。”潢川县法院一位法官说，拘留了他而没要回钱，以后就会更难要。
攥烂了总比飞了强
钱弄哪里去了？而记者得到的回答从来都是：不知道。
为什么当初要把钱贷款给这种人？记者所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当初生意挺红火，一部分银行被假象迷惑，而且当初信贷制度还不健全。
那么，现在是不是就好些了？据了解，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银行贷款手续开始逐渐完备，普遍实行了审、贷、查三权分离，并实行了严格的抵押担保手续和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但这样一来，该县银行几乎停止了对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贷款。从目前的情况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该县的支行，只有农行还有一些贷款，其余三家银行均停止了对该县所有企业的贷款。
如今，经常听到一些私营业主发出这样的抱怨：许多笔买卖，只要银行能为其解决几万元的短期流资，组织起货源，转手就能挣钱。而且资金的周转期只需不到一月的时间，但这样的需求往往回因为银行手续繁琐而告吹。许多中小业主因此发誓不再和银行打交道。
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很昌盛。许多中小企业自发性地互相拆借短期资金。虽然利率高达1分多，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多，但由于用起来方便，也没有银行那么多的规矩，许多人也不过是周转几天而已，所以大家宁愿如此也不愿找银行贷款。而银行信贷人员也有自己的苦衷，一位银行员工说：“现在实行了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谁愿意拿自己的饭碗冒险呢？”
“烧钱的机器”
实际上，基层金融市场已经变成了民间金融交易舞台。但即便如此，该县国有银行的一位行长仍然经常告诫下属：“麻雀捏死也不要让它飞了。”在这里，行长所指的麻雀，其实就是银行信贷资金。这话的意思是说，银行资金即便烂在手里，也不能让它贷出去收不回来。
“许多个体工商户都是骗子。”另一位银行行长说，“而公有制企业则不一样，它们有厂房、有设备，不会跑。贷款风险要小一些，而且贷款即使出了问题，责任也小得多。”
银行喜欢公有制企业，但该县的公有制企业却偏偏不争气。县化肥厂、棉纺厂、黄湖农场、黄河集团等企业都相继发生了巨额亏损，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2001年夏季，县长、县委书记为该县化肥厂的事找到了该县农行行长，求贷2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但这一次，县长、书记吃了闭门羹，行长将贷款提交贷款审查委员会集体研究，结果遭到否决。县长、书记这还是头一回碰壁，拂袖而去。
实际上，该县的国有、集体企业已经成了烧钱的机器，好比是信贷资金投放的无底洞。潢川农行2001年年末的贷款总余额为4亿元，其中已陷入倒闭的供销、外贸企业贷款占了将近一半。再加上粮食部门、县乡关停倒闭企业贷款，使县农行经营早已不堪重负。“当前的情况是贷款投一个死一个，所以我们有了资金就上存或者买国债。”一位行长说。
国企一样逃废债
2001年夏季，潢川县供销社的100多名退休老干部云集县农行办公楼，围堵行长办公室，使支行的办公一时陷入停顿。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潢川县供销社领导班子经过协商，决定突击改制。将全县21个乡镇和县城的门面房等固定资产大规模对外拍卖，并将拍卖资金秘密挪做它用。如此状况如果任其发展，全县供销系统在农行1亿多元贷款可能会血本无归。县农行火了，紧急将供销社的现存资产全部查封，准备拍卖还债。于是供销社发动职工，上演了一出围攻农行的闹剧。
该县公有制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历史，起源于1995年天驹酒业有限公司的假破产、真逃债。当时天驹酒业宣布破产后，几家银行900多万元债务的清偿率只有0.4%。几个月后，该公司改头换面，更名为华英酒业有限公司，以崭新的面貌问世，成为该县公有制企业成功改制的典范。
强大的示范效应，让此类事件接二连三。此外，该县许多国企贷款大户，如县第一麻纺厂、第二麻纺厂、化肥厂、印染厂等企业早已严重资不抵债，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但是，县里一位副行长说：“对这样的企业你敢起诉吗？行政干预，无法执行！光这些退休老工人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县农行2000年起诉县二轻局，就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重重阻力。县法院管不了，就只有起诉到市中院，费尽周折总算执行回来几间楼房。但该行算了一笔账：“光把差旅费、住宿费、招待费及执行费加起来，就快超过已执行标的了。”
而那些一息尚存的企业，则纷纷采取各种手段，将甩掉银行债务作为获取新生的惟一途径。据2001年不完全统计，在其他银行全部停止对该县企业贷款的前提下，该县农行被企业逃废债务金额达1.3亿元，占整个贷款金额的30%左右。
信用社苦不堪言
谈到农村金融，潢川县信用社一位老主任苦不堪言。他说，现在村集体贷款都是有借无还，连结利息都要靠再贷款，不继续贷款给他，连利息都不付给你了。如果起诉，每个村的固定资产也不过就是大队部的几间破瓦房，而每个村的银行贷款，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三五百万元。全县的村集体贷款加起来要有5000多万元。大家好像都感到国家的钱不欠白不欠，甚至已有“欠钱有理、欠钱光荣”的心态。这些人主观地认为，也许总有一天国家会把它核销掉或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
而乡村集体为砖瓦厂等村办企业的担保贷款则更是无法统计。这位信用社的老主任说：“许多村办企业，开张时轰轰烈烈，等到贷款一到手，就偃旗息鼓、厂垮人散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信用社对信贷员下达贷款任务指标，规定每人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放款额，也不存在什么抵押担保，贷款重放轻收，所以才会留下这个病根。
而该县许多农民，在20世纪70年代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时借的口粮贷款、扶贫贷款大都还没有结清。这些贷款金额大多在百元左右，金额最小的只有几角钱。即使是这部分贷款，许多农民仍然认为是国家扶贫款，不愿意偿还，特别是该县重灾区上油岗乡，情况尤为恶劣。信用社每年都要为清收这部分贷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由于农村经营环境差，农民信用观念恶化，许多农村信用社都是只吸收存款而不再发放贷款了，把吸收来的贷款往人民银行或往其他大银行一存了事。有比喻说，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在联手从农村抽血，广大乡镇企业和农户要想贷款比登天还难。
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
由于县级以下的金融机构都将大部分资金上存到了上级行，这就使资金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县城经济面临资金更加稀薄的窘境。其根源在于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缺乏，使企业(个人)与银行之间形成了一种变相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银行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此时最为明智的选择是将资金上存。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行长们说得最多话就是，信用问题不解决，采取再高明的货币政策，也不能解决银行和企业的关系，以及中小企业“缺氧”问题。
即使贷款采用了抵押担保等手段，如果借款人不讲信用，回收贷款也将会变得十分困难。记者了解到，在基层办理房屋抵押案，许多案件都因为借款人的族人百般阻挠而不了了之。人民法院不可能为了回收区区几万元的贷款而去引发更大的矛盾或冲突，许多赖账户就利用了法院的这个弱点。所以对银行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借款人的信誉，所谓的抵押担保，只能算作第二或第三还款来源。
“借款人不讲信誉，人品恶劣，把经营收入隐藏起来，是很容易的事。但如果他人品过硬，即使经营暂时遇到了困难，也能想办法还上欠款。”潢川农行一位营业所主任说，信用在银行的眼中永远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