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你说过，新华商要增强自己的“胆商”，这是什么意思？
王辉耀：人都是平凡的，贵在一个“闯”字。尤其在国际上“行走”，要有“乘风破浪”的气势。我当年单凭一股闯劲，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华裔外交官。那是1990年初，蒙特利尔几家报纸登出了一个特别的招聘启事：魁北克政府需要招聘一位驻香港的首席商务经济参赞，负责魁北克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经贸业务。一般来说，加拿大政府和魁北克政府的高级外交官人选是不会登报招聘的，是考虑到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特殊性，需要多一些供筛选的人才，才向外界公开招聘的。
我开始对这个外交官的职务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一般人都认定政府肯定会选一位精通法语英语的白人来担任他们的商务外交官，有色人种中选的机会不大。那一系列面试的难度可想而知。那可真是过五关、斩六将啊。前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一封信上印有魁北克政府字样的信函寄到了我家，我得到了这个外交官职务。
但丁《神曲》里有句话是我当时的心情的真实写照，那句话是这样的：“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将无济于事”。
1993年，无限风光在险峰
主持人：如果回首往事，你觉得作为新华商你最难的是哪一年？
王辉耀：是1993年，不光是难，而且是充满了风险和对意志的考验。在那之前，我已经品尝到了人生艰辛之后的甜美。我面临的抉择等于扔掉黄金饭碗，到荒山野岭中去找钻石。
在香港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高峰。可是，当我卸任之后，放弃了外交官的生活水准，选择了下海。那时艰难和当外交官的潇洒真有天渊之别。生活水准的下降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下海有很大风险。那时我的孩子还小，太太又有身孕，别人都劝我求稳，以我的资历，找一家国外大公司当高级管理人员不成问题。但我还是想自己创业，当老板。人家说，华人大多数愿意自己当老板，看来没说错。
主持人：1993年的中国，遍地都是机会，很多“傻瓜”都是在那时发的财。而你有那么好的背景，怎么会“艰难”呢？
王辉耀：从我上大学，到出国留学，到进入加拿大的大公司，到当外交官，都是在别人既定的规则中工作，我也很好地适应了那些规则。而我下海进入市场，是在另一种规则或者说是没有规则的环境中去竞争求生，这种转换还是很大的。我刚刚自己做生意时碰到许多困难。最开始，在回国投资设立办事处时就遇到了一些麻烦，原因是当时我不熟悉规则，即在中国设置机构成立外国公司的程序，而该程序比起香港和国外来要复杂的多。记得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等候，才审批下来。还有就是当时办公设备带进海关时要打税，这也是因为不熟悉规则而造成的，因为当时只有在北京设置办事处是不免税的，而在国内其他地方则免税。
当然这都是小事，而当我们开始打探各种各样生意的时候，困难就更多了。
可以说，1993年那时候全民皆“倒”，但大部分都是白忙活，我们也不例外。我们试图做加拿大的向亚洲的纸浆出口生意，也想过倒钢筋；甚至想过做易货贸易——拿中国的羽绒服换俄罗斯的尿素。也曾试图帮助中国的企业做出口。那时，我们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只睡几个钟头，常常半夜起来回复世界各地客户的传真或打来的电话。每天都要参加许多会议，接待众多客户，压力很大。但这个阶段的经商真可以说是不太成功的。
经过一系列各式各样的项目尝试，最终都没有什么实效。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不能无的放矢的到处去抓机会，漫无目的的今天试试这个，明天试试那个，这其实是经商浮躁心理的典型表现。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我意识到了经营一个公司或企业贵在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知道如何扬长避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