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陆家嘴评论
文 ：傅蔚冈
这两年，河南突然成了一个既出企业、也出企业家的地方。
许昌的胖东来成了整个零售业争相研究的样板，郑州的蜜雪冰城把几万家门店一路开到海外，南阳的牧原是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漯河既守着老牌的双汇，又冒出一家靠一根辣条就上市的卫龙。把目光放到省外，泡泡玛特的王宁、高瓴的张磊、西湖大学的施一公，MiniMax的阎俊杰，这些在各自行业里搅动风云的名字，追根溯源也都是河南人。
一个接一个的河南品牌和河南面孔，正密集地涌入公众视野。
放在更长的时间里看，这并不寻常。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河南是个不折不扣的“输出省”，和其他几乎所有欠发达省份一样：有本事的人往往得走出去到北上广深才能成大事，留在本省难有大作为。
而如今，越来越多河南人开始在本省把企业做大，更耐人寻味的是，河南还开始吸引一些原本与它毫无瓜葛的外省人，把工厂甚至资本带了进来。
这股浪潮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一个乍看与河南无关的小故事，或许是个不错的切口。
2025年5月29日，深圳东方港湾的但斌在微博上宣布，出资一亿元，为河南大学设立一只“明德至善卓越奖”专项基金，专门用于引进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这一类顶尖人才，同时扶持校内的青年学者。基金按永续方式运作，每年只从投资收益里提取一部分用于奖励，其余滚入本金、复利增值。这套“本金不动、只花收益”的设计本身，就是但斌长期主义投资理念的一次外化，更像一所西方大学的捐赠基金，而不是常见的一次性冠名捐赠。
更有意思的是但斌的身份。公开信息显示，但斌1967年出生在浙江东阳，按籍贯是个不折不扣的浙江人。但他三岁就随父母到开封的化肥厂支援内地建设，从此在开封长大。他原名程建斌，后来随姑父改姓，才有了但斌这个名字。再后来，他又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念了四年书。从落脚、成长到求学，他的前半生几乎都在开封展开。一个浙江人，把一个亿投回了河南。
而几乎在同样的意义上，另一个河南人正把资本送往相反的方向。高瓴资本的张磊，1972年出生于河南驻马店，是地道的河南人。但张磊富起来之后，捐款去了耶鲁，去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又支持了杭州的西湖大学，唯独不回到河南。
一个浙江人把钱投回河南，一个河南人把钱投去省外。如果籍贯能解释资本的去向，这两个人的选择本该正好调过来。
一个驻马店，走出三个人
把张磊的家乡驻马店摊开看，更有意思。这座豫南的地级市，至少走出了三个量级很大的人物：投资领域的张磊，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的创办者施一公，以及思念食品的创始人李伟。施一公生于郑州、长于驻马店，张磊当年正是把这位驻马店高中的学长当作激励，才发奋读书。
图1：驻马店人物图
三个人里，张磊去了北京和耶鲁，施一公去了杭州，只有李伟留在了郑州。两出一留。这大致就是“中部崛起”最真实的比例：不是人人都回来，而是开始有人留下。
那么，为什么留下的是李伟？答案藏在他们各自的大学里。张磊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和耶鲁，施一公念的是清华，他们的高等教育都在省外完成。而李伟上的是郑州大学，学缘留在了河南，创业也就顺势落在了郑州。
籍贯解释不了，学缘可以
这就引出一个比“河南崛起”更精确的命题。决定一个人的资本与事业流向何方的，往往不是他的籍贯，甚至不是他在哪里长大，而是他在哪里念的大学。我把后者称为“学缘”。
但斌就是最干净的例子。他血缘在浙江，成长和大学都在河南，于是他把一个亿投回了母校河大。三全食品的创始人陈泽民是另一个：他1943年出生在重庆江津，少年时随父亲下放到河南偃师，后来念了河南新乡医学院，最终在郑州创办了三全。和但斌一样，陈泽民血缘在省外，学缘在河南，事业也就扎在了河南。
张磊是反方向的同一个例子。他是地道的河南驻马店人，投资生涯却不是从河南、而是从耶鲁开始的。1998年他赴耶鲁求学，在投出的简历几乎都石沉大海之后，是耶鲁捐赠基金的投资办公室给了他一份实习，让他第一次真正接触投资，也由此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耶鲁首席投资官史文森（David Swensen）。2005年他回国创办高瓴，史文森又给了他三千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所以，当2010年张磊向耶鲁捐出888万美元、在国内招来不少“为什么不捐给国内”的指责时，他的解释恰恰是学缘逻辑的现身说法：他把钱给耶鲁，是因为耶鲁给了他迈入投资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史文森把他领进了投资这一行，在那以前，他和投资几乎沾不上边。一个河南人，把感激与资本都投向了那所改变他职业生涯的大学，而不是他出生的那片土地。
这恰好和但斌构成一对镜像：一个浙江人因为学缘在河南，把钱投回河南；一个河南人因为学缘在耶鲁，把钱投去耶鲁。
为什么偏偏是大学，而不是出生地？因为大学从来不只是一个受教育的地方。
一个人从大学带走的、真正长久影响他日后把钱投向哪里的，往往不是知识。知识会折旧，今天更是哪里都学得到。真正被带走的是两样东西：一张在十八到二十二岁、人生观成型的年纪里结下的关系网，以及一种归属感。这两样都牢牢锚在大学所在的那座城市。
关系网尤其要紧。出生地也给人一张网，那是亲缘和乡邻；大学给的那张网密度更高、也经过筛选，因为同学是一群被同一道门槛挑出来、同样有志向、日后同样会流动的人，恰恰就是日后会调动资本的那一类人。于是资本要去哪里，跟的是这张网，而不是出生的偶然。
更进一步，在正式契约和信任都还不够发达的经济体里，“校友”本身就是一种低成本的信任凭证，一种替代性的制度，一纸同窗能省下许多本该用合同和担保去解决的交易成本。但斌出任河南大学深圳校友会会长，正说明这张网早被组织成了一个能办事、能对接资源的实体。学缘对资本的忠诚，因此不只是情怀，它是有效率的。
这样一来，河南的问题就得换个说法。一个考出去再不回来的高材生，带走的不只是劳动力，更是他未来人脉网络的一个节点。他在外省结信任、攒关系，他日后的资本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在外省。所谓人才外流，本质上是一场网络的外流。
不过，这只是硬币的一面。高端人才带着资本和网络流向省外的同时，底层却有一股回流在悄悄发生。河南上千万外出务工者，在珠三角、长三角挣到钱、学到手艺，再通过汇款、返乡创业的方式，把一部分增量带回本省，既垫高了河南本地的购买力，也补上了一批创业者。
所以河南的人员流动是双向而分层的：高端因学缘而外流，底层因务工而回流。那个常被当作坏消息的“人口输出”，拉长到一二十年来看，反而为本省堆出了实打实的增量。这一轮河南的崛起，先成气候的恰恰是后一种回流。
图2：血缘与学缘象限图
如果这个规律成立，它对河南的含义其实相当严肃。河南是人口第一大省，也是高考生源大省，长期以来却像一台人才的抽水机：最优秀的年轻人考出去，就很少回来。要扭转这台抽水机，靠的不是号召在外的河南人回报桑梓，而是让更多河南的孩子能留在河南念一所好大学。资本会跟着学缘走，而学缘，是被一所所大学一点一点留下来的。
“崛起”到底崛起了什么
也正是在这里，需要给“河南崛起”这个说法做一点切割，否则很容易把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
一种，是河南留住了自己养大的人。胖东来扎根许昌，蜜雪冰城和思念立足郑州，双汇在漯河，牧原在南阳。牧原的秦英林是南阳人，念的是河南农业大学，企业建在南阳，2022年还给母校捐了十个亿，籍贯、学缘、事业、回馈四件事全部锁在河南境内，是货真价实的“留得住”。但斌、陈泽民这种血缘在外、却被河南的成长与学缘留住的人，本质上也属于同一种故事。
留住没离开的人是一回事，把走出去的人重新拉回来，又是另一回事，而后者里恰好藏着河南崛起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硬科技。郑州的光力科技就是一例，它从煤矿安全监测起家，后来切入半导体封装设备。创始人赵彤宇是河南人，本科念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念华北电力大学，求学两段都在省外，毕业后被分配回河南省电力试验研究所，端了多年稳定工作，才下海创办光力。把他带回河南的，最初既不是市场，也不是乡愁，而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一纸分配。
这和但斌三岁随父母支援内地建设、从此落脚开封，其实是同一种机制：行政性的人口调动，几十年后意外地沉淀成了河南的人才。河南今天的一部分留人成果，吃的正是这种历史的余荫。
另一种，是把和河南既无血缘、也无学缘的外部资源吸引进来。其中分量最重、也最容易被低估的，是外部资本和产业锚点的落地，郑州富士康就是最大的一例。富士康本身是台资代工，算不得河南企业，但它真正的分量不在自身，而在身后那条产业链。十几年里，它把一批零部件供应商、物流和服务商吸引到郑州周边集聚，又训练出整整一代熟练的产业工人。一个外部锚点落地，带动起来的是一整片本地上下游企业的发育，这种乘数效应不容低估。
至于吸引一个和河南毫无渊源的外省人，仅凭看好这里就来独立创业，那是更难、也更值钱的一级。眼下河南几乎只有卫龙的刘卫平一个，靠的是漯河的成本和供应链，而不是乡愁。
为什么是现在？
先说要素。蜜雪冰城吃的是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的红利，靠极致的供应链把价格压到县城的年轻人也消费得起，赚的是规模和成本，这正是人口大省的天然优势。相对沿海，河南的综合成本仍是一片洼地。再加上近一亿人口提供的劳动力与市场。这些都不是谁“扶”出来的，而是要素的相对价格变了，企业自然会用脚投票。
但胖东来要单独说，它和下沉红利没有关系。它不靠低价走量，而是把服务品质和员工分配机制做到了让整个行业仰望的高度，反过来成了同行争相研究、照搬的标杆，连一些头部商超都请它去调改自家门店。这更像沃尔玛当年从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起步：一家从不起眼的小地方长出来、却重新定义了零售标准的企业，凭的是制度与管理上的原创，而不是吃了哪一门区位红利。
它今天格外受关注，是因为它示范了另一种可能。当几乎所有零售都在往线上挤、在价格战里厮杀，当同行人人都在喊降本增效，胖东来却反着来：守在河南，不靠铺店扩张规模，反而把更丰厚的利润分给供应商和员工，自己的营收和利润却一年年往上走。它几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偏偏又活得很好。
能托起这样一种反常识活法的，恰恰是河南足够大的本地市场。同样一片大市场，蜜雪用它来做规模和低价，胖东来用它来撑起一种不必随大流的厚利模式。河南之大，让这两条相反的路都走得通。
这里面最耐人寻味的，是一种近乎反直觉的多赢。一场消费升级，竟是在许昌这样一座不起眼的三四线城市里完成：员工拿到更高的薪酬，顾客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公道的价格，供应商换来更宽松的账期，而公司自己的营收和利润反而越做越高。在一个习惯了此消彼长、总得有人让利才有人得利的行业里，胖东来几乎让每一方都成了赢家。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恐怕要留待另文专门拆解。但仅它的存在就提醒了一件事：降本增效未必是唯一的活法，把蛋糕做大、再让各方都多分一些，至少在许昌已经被证明是可能的。
没向省会扎堆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却格外能说明问题的特征：河南的明星企业并不都挤在郑州，而是散落在各个地市。胖东来在许昌，双汇和卫龙在漯河，牧原在南阳，宇通和蜜雪在郑州。如果从GDP总量看，郑州毫无疑问是重心，几乎是一骑绝尘，但是从品牌号召力看，却远谈不上一城独大。
把河南放到全国格局里看，这种“散”恰恰是个好信号。真正的经济强省，没有一个是靠单极省会撑起来的：江苏是苏州、南京、无锡多核并立，苏州常年压过省会南京；浙江有杭州、宁波双核，再加义乌、慈溪一批顶上来的强县；广东是广深双子星，外带佛山、东莞两座万亿级地级市；山东则是济南、青岛双核加烟台。一省的经济厚度，从来体现在它有几个能打的地市，而不是省会一个人能虹吸多少。
反倒是省会首位度畸高的四川、湖北，常被调侃为“全省只有一座城市“。四川同为人口大省、同样在讲崛起，龙头企业却高度向成都聚集：成都一市就占了四川GDP的36%以上，是典型的单极结构。而郑州在河南的首位度只有约23%，连成都的三分之二都不到，远没有强到虹吸全省。
不过也得老实说，河南还谈不上江浙粤鲁那种真正的多核：郑州明显领先，身后却还没长出第二个能与之分庭抗礼的经济极。它更像处在从单极向多核发育的半途，但至少在企业的落点上，已经明显不再向省会扎堆。
这种差异并不是偶然，它泄露了两种不同的崛起逻辑。如果一家企业的落点是被行政资源和要素倾斜决定的，它必然向省会靠拢，因为审批、资金和政策都在那里。可河南的企业是沿着创始人的籍贯和成长地落子的：于东来把胖东来留在许昌，秦英林把牧原扎在南阳，刘卫平把卫龙开在漯河。是人的地理决定了企业的地理，而不是行政中心的引力。一个由市场和乡土自然生长出来的产业版图，长出来必然是分散的；一个由行政之手配置资源的版图，长出来则往往是单极的。河南的“散”，恰恰说明它这一轮的底层逻辑更接近市场，而不是规划。
这也让留人这件事对河南更难，也更要紧。企业越分散，意味着不能指望靠省会一所大学就把人才网络兜住，本地培养、本地留人的担子，分摊在了一个高教资源本就不厚的全省身上。但斌把一个亿投回开封的河南大学，加固的不是省会的引力，而是这张多中心网络里一个非省会的节点。
但也要看到限度。把几家明星企业拼在一起，并不等于全省的崛起。河南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六，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仍在全国平均线以下，大省并不等于富省。更要紧的是，这一轮的亮点仍高度集中在少数明星企业和少数地市，能不能从“几个点”长成“一片面”，让更多普通企业、更多县域也跟着起来，还有待观察。明星企业的光芒，照不亮的地方还很多。
河南的明天
把这一轮变化看成一道三级台阶，或许更清楚。第一级，河南人在河南念大学、在河南创业，蜜雪的张氏兄弟、牧原的秦英林都是如此，这一级河南已经站稳。第二级，外省人在河南念大学，再留在河南创业，陈泽民出生在重庆，在新乡医学院读书，最后把三全做在郑州，正是这一级，河南也开始有了。最难的是第三级：一个既不在河南出生、也不在河南求学的人，仅仅因为看好这里，就把企业开到了河南。这一级，目前的知名企业中几乎只有卫龙的刘卫平。
北上深杭在创新创业上之所以先人一步，靠的恰恰是迈上了第三级。它们最厉害的本事，不是留住本地培养的人才，而是把那些在别处出生、在别处求学、原本与这座城市毫无瓜葛的人，源源不断地吸引过来就地创业。一座城市真正的高度，不在于能不能留住自己人，而在于能不能让外人愿意来。
所以，学缘能解释河南的今天，却约束不了河南的明天。资本跟着学缘走，是河南眼下最大的依靠；可有朝一日，当一个和河南毫无学缘的人，也愿意把公司开到郑州、许昌、漯河，河南才算真正跨过了那道坎。中部崛起是不是真的、能走多远，答案就藏在这道台阶的第三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