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导读
全球化推动着产业的国际分工，使得各国在合作链条之中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然而，当今世界却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 —— 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供需错配接踵而至，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在政治经济格局失衡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夹缝之间艰难求生，逐渐显现出回流和转移的倾向。随欧美国家试图加速“去中国化”，通过重构产业链以减少对于中国产业链的依赖，愈来愈多有关越南与墨西哥等新兴国家是否会承接中国产业链，并取代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角色并成为 “世界工厂” 的一系列讨论于近期涌现。本文意在探究当前中国产业链转移之下的内外生因素，通过剖析中、越、墨经济贸易数据探寻产业链重新布局的特征与趋势的线索，并利用UIBE GVC数据库中关键指标定量分析三国在纺织、电子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参与度、地位分工角色及产业链关联度，进而探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塑下的格局究竟是“竞争性替代”还是“互补性合作”。
摆脱低端锁定以及实现产业链升级，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之下的被动策略，同时也是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应对方式。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进口来源的确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表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直接贸易活动在逐步弱化，开始更多地从中国之外的其他新兴国家，如墨西哥和越南进口。在美国倡导制造业回流、对华单边贸易限制加强、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共同承诺，以及美-墨间“近岸外包”快速发展之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墨西哥以及越南的制造业带来历史机会。叠加劳动力成本效益更高的原因，越南和墨西哥成为了潜在中国产业链外迁的承接国。然而，对中国来说，中低端产业链环节的转移以及全球生产分工布局重新构建并非无益。从要素禀赋的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力总量以及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逐步走弱，劳动要素的相对下降造成此环节利润受挤压，中低端制造业环节保留于国内并不现实。部分劳动成本敏感型环节以及中端加工组装节的外迁一方面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也有助中国淘汰较为落后的产能，集中有限资源于形成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至技术密集型产业。
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国整体制造业以及纺织、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承接转移模式，我们发现中国产业链并未呈现出 “脱钩式外迁” ，而是低端加工制造环节的 “外溢”。全球供应链GVC地位指数显示越南和墨西哥两国在整体制造业所处的分工位置相较中国更偏于下游，与中国形成了产业链嵌合与分工互补关系。墨西哥的交通设备，以及越南对美国的出口的纺织和电子制成品当前高度依赖于来自国外，尤其是中国的中间品附加值。越、墨制造业的发展当前主要以较为单一和偏低端的轻工业和加工组装工业为主，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全产业链体系，对中国上游供应依存度较高。
国泰君安期货
研究所所长助理
首席分析师
王笑
Z0013736
>>以上内容节选自国泰君安期货已经发布的研究报告《君行丝路·一带一路国家系列报告：“竞争性替代”还是“互补性合作” ——中-越-墨产业链迁移探究》，发布时间：2024年6月11日，具体分析内容（包括风险提示等）请详见完整版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