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指旺
作者：Brigitte Xu
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至1949年中华民国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一共38年。
民国时期，大师泰斗云集，风流名士迭出，殊不知那个黄金年代有着十足的物质基础，才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物价
1914年，袁世凯在北京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由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洋”。
那么，民国初期一银元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
随着中国对外赔款的增加，银的产量不能满足货币制造的需要，货币流通量严重不足，造成币值狂升，原本1大洋兑换100铜钱升至1大洋兑换3000铜钱。
1912年到1919年：
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元，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1银元可以买到将近30斤大米；
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至1角3分钱，1银元可以买8斤猪肉；
棉布每市尺1角钱，1银元可以买10尺棉布；
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
按物价来折算，当时一银元，相当于现在90-100元。
从20年代开始，物价就开始不断上升。
1924年（民国十三年），北京普通五口之家每月生活费平均是14元2角5分，每年平均171银元。当时一个人力车夫平均自己每月花费5元7角3分，计每年68元7角6分。而他养家的生活费每月11元6角2分，每年平均135元8角4分。
1918年（民国七年）清华学校的外国教员狄登麦（C.G.Dittmer）在北京西郊第一区调查居民195家，其中100家为汉族人、95家为满族人。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北京市郊的五口之家，平均每年开销100银元，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如果要达到小康水平，每年需花费180银元左右。
理财方式
一·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
一张100元面值债券，买进价70-80元，到期兑现120元，净利润达到50%-70%，投资收益简直高到没朋友。但收益与风险并存，这些公债并非稳定的建设债券，而是战争债券。政局的极度不稳定可能导致债券到期无法兑现。
二·白银套现
罗斯福新政出台了《白银法案》，开始在全世界丧心病狂地收购白银，导致国际银价疯涨，许多在华外资银行开始大肆收购银元套利。
因此把存在花旗银行的2000银元卖出去正好可以大赚一笔。
三·房产投资
比现在的房地产投资容易。
一栋租金几十元，隔断后可以转租给八九个人。每个房间平均可以收取10-15元房租，一个月收租就可以收一百多块。到解放前夕，二房东的超收房租达到430%—1400%。
四·放小额贷款
民国商行，除日常存款汇兑之类的业务外，外资银行主营业务是政治性贷款；而国内银行发放的贷款也多为农工商用贷款，并没有开办针对个人的小额贷款业务。民间借贷，主要还停留在熟人借款或借高利贷上。
大师理财之道
鲁迅
“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
鲁迅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写书的稿费，还有就是在大学任教的工资，以及在担任教育部官职的工资，据记载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约为350块大洋，而稿费因人而异，平均水平应该是千字10~20大洋。只看工资和稿费的收入来说，鲁迅就已经属于高收入人群了。
鲁迅的理财头脑体现在房产投资上。
鲁迅曾花了4100块大洋在北京买了27间瓦房，后来鲁迅又在北京别的地方买了一套四合院，花了大概约800大洋。
鲁迅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房产呢？
民国初期，北京房价相对低迷。一是房屋供给量大，特别是定都南京后，各机关南迁，空房更多，二是城市人口少，需求有限。当时北京城区各类建筑物，每间价格从300元到25元不等，郊区为260元到20元不等。
鲁迅先生1919年在八道湾买了“三进的大院子”，只花了3675元，相当于他11月的收入，1925年，鲁迅又在阜成门内购买了一套小四合院，不过800元左右。
1941年起，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北京房价飞涨。根据1946年1月抽查，当年瓦房最高交易价每间2.4万元，最低7千元。可到6月，瓦房每间最高交易价已达17万元，最低3万元。到1947年，瓦房最高价每间308万元，最低56万元
京城居，大不易，自古皆然。
梁启超
“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1/3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新民丛报》在清末年轻人心中的地位是十分高尚的，因此销量不俗。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从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大洋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
也就是说，梁启超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二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二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
北洋时代，梁启超也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任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任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
仅仅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启超平时作风俭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康有为
“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即便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丝毫影响不了其张扬着发大财。
学者徐世存对其的评价是“谋国不成，谋家有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需要缴纳入会费2元，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再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
晚年的康有为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我现在还要都导你一个生财之道，凡是策划一件事情，先要像看病一样，看清了病情之后，需要订下一个治疗方案，有些只是短期内可以痊愈，有些不是一时可以获愈的，就要逐步地预定治疗方针，初步该怎样？有了进步又该怎样？最后应该怎样？办事也是如此，先要有一个方案，准备的情况要有百分之二百的程度，预备这件事情随时发生变化。要是能够有对折收获，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成功；要是只得三折的成就，也还有六十分的希望，如果你方案定得好，可能达到一百二十分的成绩，那就更好了，这是一切生财之道的基本方略。”
——《银元时代生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