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六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案例三深度披露了银行高管“挂名领薪”式腐败犯罪的细节，为行业敲响警钟。
在这起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中，涉案人张某某利用担任某国有控股银行副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企业在获取贷款、业务拓展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通过离职后本人挂名领薪、安排妻子挂名独立董事的方式，共计领取薪酬429万元。最终，司法机关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30万元。
结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此前的通报及公开报道对比发现，本案被告人张某某正是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
银行副行长帮贷1.5亿换离职后高薪挂职
2年半仅去开过一次董事会、领薪389万
公开资料显示，张华宇1958年10月出生，河南省民权县人，大专学历，2001年2月加入光大银行，任该行行长助理兼总行营业部主任。2007年3月起至2018年8月，任光大银行副行长，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据两高披露，2018年8月，张华宇利用担任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某投资有限公司参股的公司获取1.5亿元贷款提供帮助。该投资公司董事局主席杜某某向张华宇表示要当面感谢，张华宇回应，自己即将从光大银行离职，等离职后再说。杜某某随即提出，待张华宇离职后让其到该公司董事局挂名领取薪酬，张华宇同意。
三个月后，张华宇如约“入职”，头衔为董事局副主席兼非执行董事，至2021年3月共领取薪酬389万元。其间，他仅出席一次董事会，未参与其他工作。
在同一时期，另一条以张华宇妻子李某名义展开的利益链，呈现出几乎相同的交易逻辑，只是时间跨度更长、安排更为隐蔽。
2007年12月至2018年8月，张华宇利用担任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业务拓展、债券销售等方面提供过帮助。
2018年初，该信托公司董事长翁某某为表示感谢，在明知张华宇妻子李某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情况下，提出让李某到信托公司控股的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领取薪酬，张华宇同意。2018年8月，李某出任该职务，至2021年9月离职，共计领取薪酬40万元。
这份独立董事头衔有名无实。三年间，李某未到过公司，仅通过视频方式参加过3次董事会，签署过部分董事会材料；因其对公司情况和业务不了解，董事会上几乎不发言，在董事会材料上仅签署姓名而不进行审查，独立董事履职报告亦由翁某某安排下属代李某撰写。
经查询，在光大银行担任副行长长达11年后，张华宇于2018年8月31日以“年龄原因”向光大银行董事会提交辞呈。辞职后，他迅速完成了身份的转换，在多家金融企业任职高管。
2018年11月，中国金融国际发布公告，委任张华宇为非执行董事兼副主席。此后，他还出任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同方国信系重庆信托控股股东，2020年，张华宇出任重庆信托党委书记、董事。
重庆信托持有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65%股份，2018年8月，益民基金召开2018年第一次股东会，选举7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中李萍4人为新任董事。2021年10月，经益民基金2021年股东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原第三届董事会成员李萍等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挂名领薪全额计入受贿
张华宇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半
2022年7月2日，山东省菏泽市监察委员会以张华宇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向菏泽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张华宇夫妻合计领取的这429万元薪酬，究竟是受贿款，还是劳动报酬？
两高在发布典型案例时对此给出了明确的裁判规则：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本人或者安排特定关系人到请托人公司挂名领薪的，属于受贿行为。此类犯罪中，受贿人与行贿人双方的主观合意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其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的薪酬，客观上国家工作人员或其特定关系人未实际从事工作，领取相应薪酬不具有正当性，应将其获取的全部薪酬认定为受贿数额。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张华宇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认定为受贿罪，受贿数额以其本人及妻子李某领取的全部薪酬数额认定。
其中，张华宇在某投资公司未实际履行公司员工职责，其所获取的薪酬本质都是杜某某为感谢其帮助而给予的好处；张华宇妻子李某不符合某基金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未按照要求履职，也未在公司从事其他实质性工作。翁某某明知该情况仍安排李某任职并发放薪酬40万元，是为了感谢张华宇，张华宇亦明知上述情况，双方行受贿故意明确。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2月至2021年9月，张华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或个人在协调贷款、业务拓展、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有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73.6271万元（其中包括挂名领薪389万、妻子领薪40万）。
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张华宇利用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或个人在协调贷款、公司信用评级调整、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有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91.9536万元。
2023年8月11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华宇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30万元。一审宣判后，张华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曾违规安排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
搞“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
这份判决在张华宇的问题清单里只是一段。
2022年，张华宇被开除党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光大集团纪检监察组通报指出，张华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豪华旅游和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高档宴请；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违规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为多人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损害光大系统政治生态；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规参与民间借贷；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他人在融资贷款、人事安排等方面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通报称，张华宇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是“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是权力与资本相互勾连、疯狂逐利的典型，亦是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甘于被围猎的典型。
“提前筑巢”与“逃逸式辞职”，是近年来金融反腐领域被频繁提及的关键词。《中国纪检监察报》的一篇评论对此有过清晰的概括：有的干部离职前利用职权“埋线织网”，或为特定企业及个人输送利益，或提前铺就“旋转门”通道，待其身份转换后即进行利益收割；有的干部预感问题即将暴露而突击辞职，企图切断公职身份与违纪违法行为的关联，妄图“人走事消”……这些行为，表面上看是职业路径转换，实则是腐败形式的隐形变异、翻新升级，其本质是试图将公权力私有化、期权化，进而实现“权力套现”。
在金融领域，类似的“逃逸式辞职”已有多起被通报的案例，且呈现出不同的操作形态。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郑鹏，被通报为“‘逃逸式辞职’违规到贷款客户任职取酬”；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鸿周为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是“逃逸式辞职”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