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一张保单20亿人民币!新加坡香港神仙打架,内地保险在失去什么?
来源:今日保
2026年2月24日,宏利在新加坡搞了个大新闻:
签发了一张保额高达3亿美元的人寿保险保单,按最新汇率计算,差不多20亿人民币。而且,过去12个月里,宏利已经签发了25张保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个人人寿保单。
这区域纪录,简直是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两年内刷新了两次。要知道,2024年香港市场由汇丰人寿承保的2.5亿美元保单才刚拿了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转眼2026年,新加坡就把这数字抬到了3亿美元。
这样的保单,高客的站台,无疑是一家保险公司最好的宣传。
但要是把这条新闻当成个孤立的“营销爽文”来看,那信息密度可就太低了。将之放进亚太财富迁移与财富管理的大语境里,更具看点。
看一组公开数据:
新加坡2023年新增了3500名高净值人士,超高净值人口增长了6.9%。到2024年底,新加坡手里握着244800名百万富翁、336名资产达1亿美元以上的大佬,还有30名亿万富翁。
自2020年以来,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更是直接翻了四倍。全球地产咨询公司莱坊预计,净资产至少3000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将由2022年的4498人猛增至2027年的5300人。
而麦肯锡在《Asia–Pacific’s family office boom: Opportunity knocks》中的研究同样显示,2023年至2030年间,亚太地区将出现约5.8万亿美元的跨世代财富转移。这是一份2024年9月发布的报告,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在这一过程之中,保险作为嵌入资金安排与法律框架之间的重要载体,承担起现金流组织与权利义务配置的连接功能,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站在咱们内地保险从业者的角度,这条新闻最刺痛神经的,可能是亚太高净值寿险市场的主导,正滑向新加坡。甚至香港,可能也难以与之抗衡。
毕竟对于保险这种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行业,法律制度本身,或许就是保险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也是港险从业者口中话术背后的道理。
熟悉的问题又来了:内地保险机构,险企也好中介机构也好,怎么办?
可能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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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亿美元的天价保单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众所周知,这些年,内地保险机构们也搞了不少针对高客的服务。不过,基本处于“一高各表”的状态。高端、高净值,实际相差甚远。
虽然对高净值客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从胡润、招行等机构常年的划分标准看,可投资资产600万人民币或百万美元以上,可称高净值。而超高净值,标准则来到了可投资资产5000万人民币以上。
而高客,更没有标准了,几乎是一个相对值。比如某头部银行系险企,对高客的定义是“保费50万以上”,这很难评。
同时,内地保险公司能给到这些高端、高净值客户的服务,和真正的高净值服务相比,也有着明显的差距。
就拿产品说,前些年几乎是清一色的增额终身寿险。虽然锁定收益的逻辑很有道理,但其前提无疑是建立在利率长期下降的前提上的。什么是长期?30年?20年?这可能已经足够利率触底反弹了,隔壁日本的利率回升,就是一个典型。
总之,这样的固收产品,实际上仅能适配利率下降的单边市场。而如今因保险机构经营压力转向浮动收益型产品,或许才是真正给到高端客户的产品。
事实上,这一次宏利在新加坡开出的3亿美元保单,就是指数型万能寿险,英文名IUL。
在指数型万能寿险的产品设计中,投保人缴纳的保费会在内部进行分配,通常对应两类账户安排。一部分资金进入固定收益账户,按照约定利率计息;另一部分配置至与特定市场指数表现挂钩的账户,由客户在预设指数范围内进行选择。
与指数联动的账户通常设置收益底线,当指数表现为负时,账户记息可维持在约定的最低水平,从而避免本金计息受损。同时,产品条款也会对收益设定封顶机制,不同指数对应的上限比例存在差异。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对金融产品有一定了解,有一定投资理念的话,万能型产品或许才是真正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好产品。不过在内地,这一产品刚刚登台还没来得及展示自身的价值,就被打断了腿,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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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加坡
以及不甘人后的香港
内地保险大厂们到底在失去什么?
当保险从单纯的风险转移工具,进化为财富管理工具时,规则本身,就变成了产品的一部分。
高端客户,尤其是超高净值客户,看保险产品,保本和收益,只是一个最最基本的点。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方面。
有人可能觉得,那另一方面肯定是服务了。这个逻辑,乍一看是通的,但仔细推敲,不免有“手段远大于目的”的违和感。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前市场一说服务,就是全方位、铺天盖地,无所不包,保险公司似乎更像是一个理财俱乐部,或者说万事屋、杂货铺,全都有,但都不是自己的,别人要想复制,似乎也并非难事。
而在实际中,高净值客户的财富管理,实在是太复杂了,跨代、跨地域、跨资产类别,单独给到客户法律、税务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可能高净值客户真正需要的,是制度。甚至可以说,高净值人群选择新加坡,本质上是选择了新加坡的法律体系、货币体系与资本市场环境。
规则的稳定性与透明度提升了保险作为财富管理工具的可信度。制度优势使保险不仅是风险转移合同,更成为跨代财富结构的法律载体。
比如,新加坡通过税收协定网络与家族办公室豁免政策,使保险保单能够嵌入信托与跨境资产结构。
在家族办公室制度层面,新加坡通过特定基金税收豁免框架,为符合条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或基金结构提供所得税豁免安排。
家族资产可在该框架下进行集中管理与投资,投资收益在满足监管与合规条件时享受税务优惠。此类安排提升了资产集中管理与代际传承的可操作性。
这或许也就解释了为何新加坡对高净值客户有如此吸引力。香港也是这个道理。
多份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6年间,新加坡家族办公室数量持续增加,单一家族办公室规模已超过千家;同期,香港重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高净值人群净流入恢复增长。
两地人寿保险新单保费中,大额整付型、美元计价终身寿险及带有财富传承功能的产品占比上升,单张保单金额呈现放大趋势。
这对内地从业者而言,意味着,流失的,是高端的业务“场景”。
那些复杂家族结构、跨境资产组合、股权与企业治理纠缠在一起的大场面,都在新加坡与香港的桌面上。
要知道,人是经历的产物,一切能力是在场景中习得的,而非PPT和书本上。
顶级财富管理与资产传承能力,需要海量的真实案例来校准流程、打磨模板、训练团队协作。
场景一旦大面积流向境外,就意味着内地保险公司在本土市场形成顶级服务能力的速度,会被严重拖慢;法税信托接口的组织化程度,会被拖慢;资本工具的产品化程度,也会被拖慢。
因为没有市场需求,自然也就难有创新。
3
反过来看这是否意味着新的机会?
但对险企、对中介,可能截然不同
接上文。
新加坡那样的亚太离岸金融中心有着不可复制的制度、资本市场优势,虹吸了整个亚洲地区的超高净和高净值客户,这或许是其余任何市场都难以与之抗衡的。
这可能是必须要承认的。
故而,对于内地保险公司而言,通过财富管理在高端市场建立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比较脆弱。
但好在内地险企主要以大众客户为主,高端市场向上打,也多依靠医康养服务开路。再加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通过专业养老服务未尝不可和海外金融中心进行”田忌赛马“,俘获一些高净值客户。例子不少,比如原重庆首富尹明善,比如超一线城市旗舰养老机构的爆满。
但这终究是一个无奈之举,毕竟和最为理想的左手财富管理,右手医疗健康的绝对闭环相比,相差不少。且从经营上来看,医疗健康的经营也比财富管理的难度,大了不少,这里不赘述。
不过,与尚有一手的内地保险公司相比,新加坡市场的机遇,或者说这一方向,可能更值得中介机构一看。
近两年来,内地中介机构因普遍承压,再加上AI这一超级入口的出现,中介服务普惠化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趋势。从业人员乃至中介机构向上求生,甚至出海,或许是不多的选择。
典型者,就是2024年来大量投身港险的内地中介队伍。
事实上,一些嗅觉灵敏的中小型内地中介机构已经在香港找机会了,甚至有人已经把触角伸到了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市场。
再看到,东南亚中产群体的扩大,叠加马来西亚提出2026年前后迈入高收入国家的政策目标,再加上大国博弈下离岸金融中心稀缺性的进一步放大,无疑将利好新加坡、香港等地区。
2024年的汇丰香港,2026年的宏利新加坡,就是佐证。
这可能是中介机构不可多得的一个重要增量机遇,但也很考验对财富管理的理解。当然,更考验的是做出选择的勇气。
无论选择与否,斗鱼试着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前,出海是勇气的试金石,而留在本土深耕医康养与实业结合,则是另一场艰难的防守反击战。
当然,这也是“高端能力场景”与“大众能力深耕”之间存在的战略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