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燕梳师院
一场跨越仲裁、一审、二审及再审的劳动纠纷，历时两年多终尘埃落定。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辞退了任职八年多的员工王先生，王先生随即提出89.8万元索赔。
经四级法律程序审理，法院最终认定前海人寿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其支付赔偿金、工资差额及绩效工资共计84万余元，同时驳回该公司全部反诉请求。然而，胜诉后的王先生至今未拿到赔偿，陷入新的维权困境。
财务总监助理突遭免职辞退
双方对簿公堂
王先生2014年11月入职前海人寿，历任财务管理室经理、财务总监助理等职，2022年8月兼任北京项目公司总经理，同年11月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66000元，含基本工资52800元及绩效工资13200元。
2023年4月25日，前海人寿突然免去王先生职务，将其办公地点从50楼调整至40层电话中心且不安排工作，同期被免职的还有其两位上级。
同年6月30日，王先生收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仅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王先生明确表示不认可该理由并在通知书上注明，认为自己在职期间恪尽职守，公司辞退缺乏事实依据，属违法解除。
仲裁：员工核心诉求获支持
公司反诉被驳回
2023年7月24日，王先生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四项诉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0052元、2023年5月10日至6月30日工资差额68000元、2023年1月至6月绩效工资79200元，以及北京出差报销款51000元。
前海人寿当庭提出反申请，以王先生“违规报销、违反考勤纪律”为由索赔4.3万余元，同时主张其擅自批准北京项目代付关联方物业费、电费等事宜，造成210.89万元经济损失，合计反诉索赔214万余元。
王先生否认全部指控，称相关款项支付均有合同依据及公司正常审批流程，经法律合规部、风控部及总裁室审批，部分支付记录甚至发生在其兼任北京项目负责人之前，不存在失职行为。仲裁委审理查明，前海人寿提交的违规证据多为单方制作，无王先生签名确认，部分证据形成于劳动关系解除后，不足以支撑其主张；公司单方降薪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绩效工资作为薪酬组成部分应按约定支付；仅驳回出差报销款诉求，因其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案范围。
2023年11月，仲裁委裁决前海人寿支付王先生各项费用共计847252元，同时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
法院三审维持原判
公司再审申请被驳回
前海人寿不服仲裁裁决，向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坚持无需支付相关费用并要求王先生赔偿损失。2024年8月，一审法院认定，前海人寿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王先生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法；其关于“薪随岗变、绩效工资可自主决定是否发放”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维持仲裁核心结论，驳回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前海人寿提起上诉，并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但王先生对该证据不予认可。2025年6月，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明确公司补充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结论，单方降薪、违法解除等认定均无不当。
此后，前海人寿仍不服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5年12月9日，广东高院审查认为其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定情形，裁定驳回。至此，历经四级法律程序，裁判结论高度一致，均确认前海人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王先生847252元。
胜诉却拿不到赔偿
律师建议申请强制执行
尽管四次胜诉，王先生至今未收到赔偿款。他表示，前海人寿反复启动司法程序，明显是想拖延时间，“一次次上诉，就是在浪费司法资源”，困惑于后续如何维权才能拿到赔偿金。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律师指出，前海人寿起诉、上诉、申请再审均是法律赋予的程序性权利，不能仅凭“多次启动程序”就认定为“恶意拖延”。但客观上，该行为不仅延长了王先生获赔周期、增加其维权成本，也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办案成本。
赵良善强调，认定“恶意浪费司法资源”需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等违法行为，目前无证据显示前海人寿存在此类情形，暂无法作出该认定。
针对王先生的困境，赵良善建议尽快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将依法查询、冻结、划拨前海人寿银行存款，查封、拍卖其财产，或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等强制措施；若公司存在转移财产、规避执行行为，可申请追究其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法律责任；对于公司到期债权，可申请法院代位执行或协助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