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管院
2024新年论坛观点精粹
新年论坛·演讲实录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
特聘资深教授
●19至20世纪，中国人为什么一再讨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为什么一再讨论“本”与“末”？中国的变革，为什么最终走向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今我们仍处于这种焦虑之中。
● 如何既保存传统文化又接受先进知识？如何回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我也没有结论，需要大家一起来思考。
葛兆光教授在新年论坛发表主题演讲“当近代科学遭遇传统文化”，从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出发，回溯近代历史脉络，通过比较近世中国与日本的发展历程，解读西方近代科学与传统东方文化的碰撞融合，探寻“中西体用”的答案。
01
被冷落两百年的《人身图说》
让我从一个故事讲起。
1815年，一个安徽读书人俞正燮，偶然看到一部由三位明末传教士德国人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意大利人龙华民（Nicola Longobardo，1565−1655）以及罗雅谷（Jacobus Rho，1593−1638）翻译的欧洲解剖学著作《人身图说》，里面画了人的身体结构、内脏以及泌尿器官。
俞正燮认为，书中所画不仅违背中国传统，而且很荒谬。他所知道的中国人肺有六叶，欧洲人的肺只有四叶；中国人的肝是七片，欧洲人是三片，中国人的心有七窍，欧洲人只有四窍，中国人的睾丸只有两只，欧洲人却有四只。
他还特别批评另一位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关于大脑记忆的说法，结论是欧洲人的器官和中国人不同。所以，他们信教也传教，而中国那些相信天主教的人，肯定是一些和欧洲人一样，是“脏器不全之人”。
当时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充满文化自信的时代。而就在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几个月，俞正燮去世，没看见后来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没看见西方科学和医学知识大规模传入中国，也没看到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衰落。
▲中译本《人身图说》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人身图说》虽然在17世纪初就完成了翻译，可在此后的两百多年中，始终没有传播开来。除了“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罗聘，用人身骨骼图作为绘画材料，通过想象一个只有骨头没有肉的鬼，画了有名的《鬼趣图》外，从明末到清末的两百多年，近代西方解剖学知识都被轻轻地“放”在一边，中国人理解的人体构造，依然在中国传统知识的延长线上。
这个时候的邻国日本还没有明治维新。在17世纪至19世纪的德川时代（因为掌握权力的德川将军住在江户，即现在的东京，也叫江户时代），日本人虽然为了抵制天主教，采取锁国方针，甚至杀害传教士和信教人士，但同时也很痛快地引进西方的各种实用知识——当时称为“兰学”，也就是荷兰人的知识技术，特别是所谓南蛮医学和航海之学。前者可以治病救人，后者可以航海经商。
1754年，一个叫作山胁东洋（やまわき とうよう，1706-1762）的人通过解剖死刑犯来验证西洋医学所说的人体结构；1771年，撰写了《兰学事始》介绍西方知识的先驱杉田玄白（すぎた‐げんぱく，1733-1817）和前野良泽也为了验证西方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专门解剖了一个死刑犯的身体。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传统中国和传统日本，在面对西洋新知识的时候，中国重视天学、历算、数学，日本看重医学、本草、航海等，而且立场、观念和态度很不一样。为什么？是中国更封闭吗？
02
新知识新技术何时传到中国？
耶鲁大学教授芮乐伟·韩森抱着同情中国的感情，对“封闭的中国”这个说法不满意，曾经专门写了一本书《开放的中国》。其实，简单地说“封闭”和“开放”都不太准确。
首先应该承认，海外的新知识新技术很早就传到了中国。除了中古时期印度的佛教外，举三个后来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蒙元时代的波斯人扎马鲁丁（Jamal al-Din），他在13世纪下半叶，也就是南宋还有没灭亡的时候，就将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地球仪和世界地理知识带到了中国，还用木头造了地球仪。因此，地球是圆的，三分陆地七分海洋，以及划分经纬线的知识，其实早就来到了中国。
第二个例子是收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的一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幅画是1402年由朝鲜人所作，但作画依据是由两幅元代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所拼成的。这一地图上有现在的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标识出了几百个地名，甚至绘出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分叉的尼罗河，基本精确的阿拉伯半岛形状、汇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两河流域的巴格达。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幅地图上还标注了欧洲的城市，例如罗马和巴黎。可是，直到三年后，也就是1405年，郑和才首次下西洋。之后再经过80多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才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有学者说，在1508年版的托勒密（Ptolemy，公元前1世纪）的《地理学》之前，欧洲人没有完整地画出过倒锥形的非洲地图。这足以说明古代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并不局限于九州华夏或中国周边。
第三个例子在明代中后期。16世纪至17世纪之际，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欧洲传教士带来了托勒密的“地圆论”、哥白尼（Mikołaj Kopernik，1473-1543）的“日心说”，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的“宇宙论”和“恒星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用望远镜观察到的行星轨迹和太阳中心理论。他们对日食、月食的时间推算和数学计算方法，远远比中国传统方法可靠。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知道了木星“有小星四”、金星“有上下弦”、银河是星群组成，他们对历法的修订甚至也被官方接受，编出了大部头的《崇祯历书》。可是，这些来自欧洲的近代科学知识，无意中涉及了中国传统的“根”，所以马上遭到了从官方到知识分子的全面抵制。
明清两代攻击西方宗教、思想、科学和技术最激烈的两本著作，一本是《破邪集》，一本是《不得已》，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西方近代新知识一是“邪”，就是邪门外道；二是“不得已”，也就是孟子说的“我不是好辩论，而是不得已”。因为这已经挖到帝国文明的墙角，危及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所以不能不抵制。
03
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念
近代科学新知识新技术，为什么会危及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这涉及文明不同系统的问题。
古代中国文明很早就已经成熟并且系统化。世界上所有独立的、成熟的、有体系的文明，无论是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欧洲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都有它的系统、秩序和基础。
这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树下有“干”，“干”下有“根”，“根”支撑着所有知识、思想、风俗的合理性，“根”是“不言自明”“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根”决定了一个文明怎样理解世界的万事万物。有了这个基础，观念、思想、知识和技术才能“各安其位”，才有秩序，人们才能安心和习惯。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说，很多人都会忽略“根”，就像人用眼睛来看一切，可眼力再好的人也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他举例说，学者们常常告诉人，世界在一头大象背上，但他希望人们不再追问，大象站在什么上面。中国思想家朱熹小时候也曾问过他的父亲，桌子安放在大地上，那大地究竟安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常说，任何一个人都经不住被连问二十个“为什么”。这句话背后的真理是，任何人都有一个逻辑起点，这个起点既是基础也是盲点，因为那是不必论证的前提。
可是，当固执的人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时，再聪明的人也会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一种文化、知识或思想，也同样要有这个支撑点，后人把它叫做“基础”“共识”或者“预设”。历史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里就说，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
那么，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念，即“根本”，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有所谓“三才”，三才就是“天地人”；有“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说到“天”，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天静地动、天尊地卑。
说到“地”，古代中国人也认为，中国在中央，是纵横万里的大国，周边是环绕中央的四夷，中心是文明的，越往周边越野蛮，如果瓦解了这种空间格局，原来有关华夷胡汉、文明野蛮、高低大小的真理就要动摇。
同样说到“人”，人与天地一样，是“气”的产物，人受阴阳二气而生，精神灵魂来自天，骨骸血肉来自地，人的头圆像天的形状，人的足方像地的形状，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脏、九变、三百六十骨节；天有风雨雷电，人有喜怒哀乐。特别是中国人相信，身体发肤不只是“受之父母”，而且“来自天地”。而这一切，都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地纳入阴阳、五行、八方、十二时、二十八宿的大框架里，这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础。
04
古代中国思想强调“抓住根本”
所有独立成熟有体系的文明，都有“整体”和“系统”的倾向。因为传统中国关于天、地、人的观念，产生了有关自然、社会和人的观念和知识。这些观念和知识加上衍生的技术，形成了一个大体系。
自然、社会和人共享一个道理，这个系统或整体，都遵从 “天理”或者 “天道”，自然、政治和个人，观念、知识和技术，互相勾连在一起，如果要否定一点，必然也会连累一大片，就像多米诺骨牌，或者古代中国打仗时的一字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华夏文明中，很早就形成了这个“天”和这个“道”，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文明像一棵大树，古代汉字里，“本”就是树的根，“末”就是树的梢，所以，古代中国思想里总是有“本”有“末”，总是强调要“抓住根本”，用硬道理管住软道理，用大原则指挥小策略，用根本观念支持知识技术。
如果有“末”而无“本”，就要怀疑，不能“拿来就用”，因为文明系统是连锁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独立的文明都有的特点——完整、系统、自恰，自有其一套逻辑。在这个文明体系里浸泡出来的人，习惯了这套传统，都很安心，要让他们接受近代的另一种来自“西方圣贤经典”的新知识，传统的观念、知识、技术就会“动员”起来，用自己这套眼光、原则、加上经验去审查。
除了审查正确、实用之外，还要审查符不符合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历史正确。所以，明清两代，看到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说太阳是中心，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着太阳转，世界有五大洲，亚洲只是世界五分之一，而中国只是亚洲的一部分，四夷也是文明国家，习惯了传统的人就会觉得这不仅是“举天体而欲裂之”，而且是“断灭尧舜之道统”。也就是说，这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颠覆、文化毁灭、传统断绝的大事。
比如，有一个明代的士大夫对“地圆说”很不理解，他说：“这日头没时，钻到那里去，又到东边出来？”还有一个士大夫也质疑说，这样中国人和阿美利加人岂不是“脚对脚”了，难道不会掉下来？甚至连伟大的思想家王夫之都觉得西洋知识是骗人的。因为这不仅违背他们的经验，而且在他们心里，传统宇宙观自有另一套道理，“天地人”是涉及政治、制度和文化的象征，所以不能轻易触动。
清代大学者阮元在编著科学家传记《畴人传》中，把这些知识“上纲上线”，联系到破坏中国帝国制度、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高度。他说，虽然日静地动说“亦无不可”，西洋关于宇宙的所谓“本轮、均轮、次轮之算”也只是为了便于运算假设，但如果“误认苍苍者天，果有如是诸轮者”，认为真的“以为地球动，而太阳静”，那么就会“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
同样，大地的格局也不能轻易动摇。古代中国的“华夏与四裔”观念，不仅是一种对地理空间的自然描述，是华夏和夷狄的位置，也决定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就像宋代的石介在《中国论》中所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05
在“知识有用”与“符合传统”之间徘徊
15世纪以后，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全球的政治制度、商品流通、人员往来、知识传播使得各个旧文明不得不被卷入新文明中，近代以来欧洲经由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知识新技术，开始席卷世界。
这种新知识新技术在中国，因为涉及政治制度的“体”，涉及文化传统的“道”，涉及信仰系统的“本”，所以不像日本那样，可以轻易地进入知识界，被广泛使用和学习。
从6世纪、7世纪形成古代国家以来，日本始终没有系统、成熟和完整的文化。在两千年里，日本始终在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儒家、政治制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甚至是瓷器制造技术……都是外来的。
所以在日本，佛教可以搭配神道，隋唐律令可以搭配封建制度，禅宗沉思可以搭配密宗方术，最雅的文化可以搭配最俗的风俗。千余年来，他们总是实用主义地吸收和学习，这就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
更何况在日本的封建制下各地大名割据，不一定非要听中央的，也不一定非要采用同样的观念和思想。所以，日本不太在意外来知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不太在意这些知识是不是可以妥帖地放在传统文明的结构里。
特别是在德川时期，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话来说，他们开始把中国宋代理学所学的“天理”分化了。先是把自然和社会分开，接着社会的公私也分化了，社会是“公领域”，而人应当有“私领域”，这样自然、社会和人就分化了，人就可以在原来笼统的“自然”和严密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自由空间，而外来的知识也可以随意学习。只要知识有用，不必考虑是不是符合传统文明。
06
如何回应“两千年未有大变局”带来的挑战
相较日本，整体主义传统下的中国，不能不讨论“本末”“道器”“体用”。举个例子，20世纪有一个叫宋育仁（1857-1931）的人，在看到西洋的各种新知识、新制度后，就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表示，如果西学和西教的影响扩大，势必会动摇中国传统的基础，也动摇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和价值观。
他还特别提到，如果接受西方知识，就要抛弃传统中国的根本，使“天为无物，地与五星同为地球，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拟于不伦，上祀诬而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那么，传统将被颠覆，“据此为本，则人身无上下，推之则家无上下，国无上下。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族姓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
文明传统深厚、系统和成熟，有时候让人心安理得、充满自信，但有时候也是阻隔科学和知识的障碍。就像一艘巨大的船，转身会很困难，不像小船可以灵活地掉头转向。
几千年来，传统中国文明稳固而连续，人们遇到问题，也始终“在传统中变”。因为文明之树根深叶茂，知识系统庞大丰富，遇到问题，只要在传统里“调整”，就可以应付一切。
可问题是到了近代，“坚船利炮”来了，现代科学来了，民主制度也来了，遭遇危机后，中国不得不走出原来的文明。“在传统外变”会让人们突然觉得“根”没了，“道”变了，“体”靠不住了，于是就会很紧张，很焦虑。
于是就可以明白，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人为什么要讨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为什么要讨论“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为什么要提倡“行我华夏之道”，同时“用西洋之长技”？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晚清以来，中国的一步步变革从“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 “废除科举”，最终走到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能理解胡适那一代人，为什么强烈坚持中国要“充分现代化”，甚至“全盘西化”。
如今，我们还是处在这种焦虑中。在这些问题的延长线上，如何很好地保存传统文化，同时顺利地接受先进知识，怎么回答这“两千年未有大变局”提出的“中西体用”挑战？我也没有结论，需要大家一起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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