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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全球化或向区域化、集团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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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7期)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市场于2022年5月11日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益平:非常高兴今天来参加讨论,刚才几位讲得都非常好。我和大家讨论一个不太一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跟今天讨论的主题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有关。在二月底,欧美这些政策出来的当天,我和美国一位比较有名的投资家线上做了一个交流。当时他问我一个问题,这样一次参与者非常多,措施也非常广泛,而且力度非常空前的制裁,会不会终结这一轮的全球化的浪潮?我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在那以后我一直想的这件事情。

什么是全球化?

现在我们说的全球化是第二轮的全球化,我们一般认为人类经济史上已经发生过两次全球化。第一次全球化,一般看法是从1860年-1914年。第一轮全球化主要是在工业革命发生后,我们一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在1760年左右蒸汽机带来很多新产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全球化就起来了。从技术角度来说,就是因为蒸汽机技术带来了效率非常高、规模非常大的纺织业、航运业和铁路业,最终导致的结果使得各国之间做贸易的成本降低了,起码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所以开启了第一轮全球的过程。当然因为制造业效率提高,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规模效益日益显示出来,所以,各国之间贸易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这是为什么我们说1860年以后开始了第一轮全球化,它主要是由技术推动的。

第二轮的全球化主要是从1971年以后开始,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搞不下去了,尼克松总统决定把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各国走向了浮动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3年就正式号召大家改变这样一个汇率体系。汇率体系从原来的固定汇率走向浮动汇率,它会导致一个很直接的结果是使得跨境资本流动变得异常活跃。学国际金融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蒙代尔三元悖论,它的意思就是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其实就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还是一种变相的金本位制,就是固定汇率。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如果还要追求货币政策相对自主,就必须要放弃跨境资本流动,所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跨境资本流动没有那么活跃。

到1971年以后,很多国家放弃了固定汇率,汇率变得灵活,跨境资本流动开始活跃起来。所以,现在一般说这一轮的全球化从70年代开始,主要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很多都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一轮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策的调整,最后推动了国际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0年代曾经对全球化做过一个大概定义,基本的定义是说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指四点:资本、人员、产品、知识在国际之间的自由流动或者交换。这是大概的一个对全球化的概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化基本上都是比较一致的。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一轮全球化时,货物贸易非常活跃,但是,在1914年以前,跨境资本流动也是异常活跃。后来才慢慢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最近的这一次也是一样,一般说全球化似乎主要是以货物贸易为主,但其实资本流动、人员流动、知识的交流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我大概对两次全球化的理解。

这样一个讨论,现在这样的格局,跟我今天说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虽然第一次全球化和第二次全球化触发因素不太一样,资本内容差不太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排,就是国际秩序。因为国际经济活动变得很活跃,但是缺乏一个全球政府或全球监管者。各国之间要做经济交流、经济活动是需要有一个公共秩序,有一个全球公共品。

在第一轮全球化时,是由英国提供的这样一个支持全球的秩序。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一些全球的公共品。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到1860年才开始全球化,才开始繁荣起来,就因为工业革命10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其实需要这个国家能够主导维持一定的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到1910年中止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一次大战,一次大战后是大萧条,大萧条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次大战可以被认为一些国家对当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挑战。这套秩序持续不下去了,全球公共品也就没有了,全球化当然就结束了。这是前面一次的故事。

现在影响最大的就是制裁措施,关于踢出SWIFT系统和外汇储备的扣押,还有一部分是当时在一些国家扣押了一些私人资产。这样的一些做法在过去并不是完全都没有发生过,但这次的重要性是其参与国家比较多,措施广泛,力度空前,对国际金融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一个国家用一个体系或者用一个货币,但这个货币恰恰是一种国际公共品,美元也好、欧元也好、日元也好,不管是哪一种,但是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其实是国际秩序的一个部分,是国际公共品的一个部分。

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或几个主权国家用这样一种全球公共品在制裁另外一个全球主权国家,直接引发的含义是说,过去非常信任的,或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所有的全球化活动的基础可能就被弱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裁已经说了,在这个措施出来后,他直接指出了往后可能各国央行在配置他们外汇储备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新的风险。这是对这次全球化根基动摇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顺风顺水,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增长速度那么快,当然一方面是改革开放政策做得好,效率提高非常快,本来水平又比较低,所以一放开后,市场活力就体现出来了。

但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恰恰遇到了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所以,在前二三十年,我国的出口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进来,这两个因素都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在很长时间内,我们不仅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我们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接收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循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换句话说,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之一。但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全球化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只要根据市场因素来决定把产品卖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到哪儿去投资,没有太多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总体上来说,我们讲比较优势和资产配置是可以主要根据市场因素来决定的。

这背后还是应该看到在二战以后的这一套国际秩序、经济秩序,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带领下建立起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的,不能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十全十美,但是在相当的时期内是支持国际秩序稳定的。但是现在看到所做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很多国家对将来去哪里投资,去和谁做生意,把供应链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就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可以或者基本上可以按照我的经济因素来决定了。

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了,也可能现在对全球化根基的动摇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特朗普2018年开始,跟各国之间斤斤计较就是一个起点,只是这次可能使得过去一直在担心的事情走向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这是我担心,现在全球化确实是走向低谷。

全球化是不是就由此终结?我不知道。但我的看法是,过去大家比较信任的这样一套国际秩序或国际公共品的根基可能动摇了,甚至有可能它将来不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就没有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可能还会有,但它在将来会变得更加区域化、集团化,你在跟人做生意,你在跟人共建供应链时,你在配置资产时首先要想的是,他将来会和我是一伙的,还是可能会变成我的对手,如果变成对手将来这种交易就会变得非常少。

所以,并不是未来就没有国际交易了,但是会更加有选择性,更加区域化、集团化,这当然和过去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如果将来的全球化真的发生改变,最近这一次的制裁可能产生的影响,潜在的冲击是更大的。

我的观点相对悲观一点,但我也没有直接说全球化一定就终结了,我只是说过去支持全球化的基本的秩序和一些公共品,很可能就不再那么坚定。

最后我想简单说一点,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相信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将来大家都会对未来国际市场环境变得更加小心,更多需要考虑。对我们来说,还是要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将来应该做什么事情?需要从两方面考虑。

第一方面,要考虑底线思维,我们不希望和谁做敌人,但说实话这些潜在的风险已经实实在在在那里。所以,从安全底线思维来说,无论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央行都需要将来考虑潜在风险。

第二方面,也不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风险将来就完全躲开,完全躲开不太可能,更担心的是完全躲开这些主流经济,如果将来国际交流只是跟一小撮国家、开放度比较低的国家一起做,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将来还是应该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走,即便全球化遇到一些障碍,我们将来所关注的或者是想进入的应该是一个全球的市场,不是一个个别的市场。所以,我们能否进一步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下一步的安全和增长都是有帮助的,如果将来在金融领域、供应链领域和贸易领域和很多国家都能继续发生甚至进一步深化交流和流动,也许对我们来说安全性会有一定的提高。

但这个前提是,我们还是要在有底线思维的基础上,能在一些比较合适的领域进一步的大力推动我们的开放。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次制裁确实是有三十几个国家都参与了,但事实上还有一百多个国家没有参与,这里有没有机会可以加强合作,我不希望变成一个对立的集团,但是,如果有共同语言,相互之间在一些观念上比较一致,在利益上将来也能有更多的共赢的格局,我觉得可以更多的探讨一些这样的合作机会。但是,前提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在全球化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是应该面向全球进一步发展对外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但是风险不同了,所以,风险防范意识和预案一定要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形。

我就讲这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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