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会丨圆桌论坛：新百年开放新格局特征

2022年会丨圆桌论坛：新百年开放新格局特征

原创 SEDG 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

2022年1月10日，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召开2022年会——“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分工与治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原司长洪晓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崔卫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晓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刘仕国围绕会议主题分享了精彩观点。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高宇宁主持了圆桌论坛。本文依据圆桌论坛嘉宾的对话内容整理而成。

主持人：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这样一个新年伊始，每一位嘉宾肯定都会对开放新格局在心中都有各自的理解。首先邀请各位嘉宾就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谈一谈新百年开放新格局有哪些特征，或者说新格局“新”在哪里？请各位嘉宾就这样一个问题，从各位具体的工作研究领域，或者从总体的理念认知出发做一点分享。

洪晓东：从全球价值链来看，新开放格局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最新的《全球价值链报告》提出来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是最重要的。这个报告通过统计方法得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和结论，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建议最终将会落到对贸易政策的建议。中国目前在积极推进加入CPTPP，同时还要加入DEPA，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应该是未来百年开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DEPA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三国签署，旨在加强三国间数字贸易合作并建立相关规范的数字贸易规则，是这三个国家对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结果。新西兰、新加坡和智利这三个经济体非常小，而且一直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它们要做这个DEPA目的之一就是中小经济体更需要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它近期提出加强国内的供应链，保证其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可以回撤，也可以缩短其全球价值链，但是对于中小经济体来说，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不可或缺的，DEAP就是一个开放的、利用数字贸易规则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协定。除了中国以外，还有更多的国家对加入感兴趣。

在多边和区域层面如何应对全球业界对数字贸易和规则的诉求，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回应全球价值链对于未来数字贸易发展提出的建议和要求，是值得我们来研究的。DEPA通过数字贸易规则融入全球价值链，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因素。

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过促进商业和贸易来回应全球价值链的挑战。DEPA大力促进商业和贸易的便利化，通过数字贸易和数字技术的创新使货物贸易更加便利化，通过“赋能”使得以前不可交易的服务变得可以交易，使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大大下降，效率提高。

第二个板块是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江小娟院长提到的Netflix其实就是一个数字产品（数字化的电影和电视剧），能够非歧视的进入全球市场对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赋能和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是未来数字贸易规则发展的方向。有了数字技术的赋能，有了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数字贸易才能在今后的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个就是数据流动。没有数据流动就不可能有数字贸易。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数字流动的问题，将来数字经济是割裂的，数字贸易是分裂的。

第四个，如果想使数据自由流动，如果能看到数字产品非歧视地进入各国市场，看到服务贸易有快速的发展，成员之间就必须建立信任。现在我们对数字贸易是非常谨慎的态度，一个原因是从防守和信任的角度看待数字贸易的监管。

这四个因素作为未来数字贸易和DEPA规制涉及的主要内容，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并制定相应的国内数字贸易政策，重点是在数字贸易的监管和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未来数字贸易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屠新泉：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年会。我个人谈几点粗浅的理解，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加入WTO已经二十年，确实我们的对外开放要面临一个新的格局，或者新的重点。

从我的理解来看，其实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发展方向，就是所谓的制度型开放。我个人理解制度型开放主要针对的是要素流动的开放，因为从入世的角度来看，我们侧重的还是在于商品和服务流动，但是对于要素的流动涉及的不多，虽然也有一部分。但是从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针对要素流动的制度型开放应该成为重点。针对要素流动，目前来看准入的相关措施仍然还存在相关的问题，或者说边境的管理，或者要素流动的准入管理仍然有相应的制度障碍需要突破。

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对于要素进入之后的监管、管理、公平性、透明性仍然有进步的空间。管理的要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资本的流动要素管理。中国整体上来所对外资的开放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制造业的外资，但是对于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开放程度并不是很高，服务业外资相当一部分在管理上在于外资进入之后的监管上，公平的竞争或者监管的协调，跟国际规范的一致性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是未来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相关的措施，包括外资的负面清单制度，以及谈判的中美、中欧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刚刚加入的RCEP也有区域性的协定。相关的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如何在国内制度上加以落地，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点的问题。尤其是在监管的问题上，相关的行业监管部门如何能够对外资的公平待遇，包括透明度等等这方面的落实。

第二个要素今天很多专家已经谈到了就是关于数据的流动——数据要素。数据现在成为数字经济非常重要的要素，从中国目前来看，无论是数据的流入还是流出都还有比较高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对于数据的流入，目前来看中国监管也是比较严格的国家。我也特别同意江院长的观点，我们要更加自信，从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来看对于数据流入引发的风险我们的管理能力是足够强，可以更大的扩大互联网的接入和准入。对于数据流出国际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包括《数据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总的来讲还是防范风险是重点，如何在安全和发展两者之间寻求一个更协调的位置，可能是我们未来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客观来讲，因为数字经济或者数据相关的技术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对于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影响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一种管理还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确实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我就简单谈这几点，谢谢。

崔卫杰：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年会，我感觉对外开放新格局，从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体现在政策制度上，主要是三个特性。

第一个协调性，这个协调主要是指内外协调。因为从我理解的新发展格局来看，它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强调的不仅仅是双循环，其实我们一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个定位，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是首次明确了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主次和相互关系。比如原先外贸和内贸分属不同的部门管，包括产业政策和开放政策可能也是不同的部门，部门之间可能缺少内外政策制度的协调性。而在今天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规划都特别强调开放发展的内容，包括前沿的开放平台和载体，以及自贸区/港也特别强调基于产业的政策制度设计，产业政策和开放政策更加协调。我感觉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来看，下一步开放新格局可能更主要是内外协调的开放，我们的产业政策会更多考虑开放，开放的政策也会更多考虑产业的支撑，这是内外协调性。

第二个是自主性，因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明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个基本定位表明，国内大循环也好，双循环相互促进也好，更多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要通过双循环提升综合国力，这里隐含的政策含义，可能下一步会把集聚全球的高端要素资源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里面有开放的内容，比如说能不能把握全球高端人才、数据信息的新特点，能够通过开放吸引过来。比如说高端人才领域，对于职业医师，我们往往希望执业年限由一年延长到三年，以便更好的吸引国际高端医生，但是发达国家的高端医师可能不想长期执业，而更需要短期的资格认可和执业许可，我们能不能在岸设计一套离岸的政策制度，吸引高端人才、数据信息等高端要素资源，真正针对他们的实际诉求，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进行新的政策制度设计。除了开放，改革方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我们在科创领域能不能通过一种所有权或者产权的改革，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初农村领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真正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这方面下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在全球化受阻和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扩大自主开放的步伐，多边、诸边、双边和自主开放多条腿走路，要更强调自主性。

第三个特性是系统性，无论是刚才强调的内外协同，还是自主改革与开放的协同，包括现在进入了服务业开放为主的新阶段，不同的服务业，分属不同的服务业主管部门，涉及大量的法规规章。例如，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里面有一句话，梳理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制，我们经过梳理发现，涉及法律规章多达1500多部，几百万字，说明我们的更高水平开放牵涉大量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需要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的系统性开放，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的系统性协同问题，需要在开放领域有系统性的考虑。

因此，我理解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主要体现为协调性、自主性和系统性。谢谢。

崔卫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倪红福：刚才各位老师都讲了很多理论和政策，今天我想结合这个题目谈一下自己的、或者说我根据已有研究资料想到的该“怎么做”，从学理上从探讨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可能偏学术一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我国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十八大报告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现在我们能不能构建自己的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也看了一些资料，正好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分工与治理”。强调全球价值链分工，我自己也主要做全球价值链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分析，构建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学，或者说我们自己怎么形成一套我们的话语体系或者理论体系，能够在国际上和国内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和分析框架。

首先，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这些成就的理论依据有没有？或者怎么去总结起作用的理论？如果从西方的国际经济学来看，主要是新古典或者新新贸易理论。如果我们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很难解释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现象，国内国外的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关注的。据我了解，在国际贸易领域基本都离不开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有的用不同的词汇，如产业链、商品链或者垂直专业化，实际上都是在说这个问题。探讨全球价值链的终极逻辑就是分工，分工和贸易是分不开的，有分工就有贸易。但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之前的分工形式是不同的，为什么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形式是不一样的？这里就不展开了。从产业间贸易，到某一个环节和某一个阶段的分工，带来了现实中的很多问题。上午好多老师已经说了，我们在统计数据和认识方面还是不完善的。

国内已有文献更多的还是全球价值链核算测度，国外的一些学者现在已深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些微观理论。对于中国来说，为什么加入WTO取得了这么巨大的成就？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个人觉得对中国开放经济取得巨大成绩的学理上探讨分析，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方法也许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解释是具有国内和国际共性的，因此建立一套这样的理论体系，不仅是国内学界广泛接受，西方学者也能够认可。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构建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和基础理论，这里有好多值得深入的研究的。因为全球价值链本质上就是分工，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重点阐述了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马克思也说过世界市场和世界分工。二者应该是共通的。

此外，现在不仅仅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或者产业链，实际上在其它领域中，例如在宏观的理论中也有所体现。传统的不考虑产业链的宏观理论难以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学术研究文章关注最多是网络效应，这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的生产网络具有相似性的。我们经常说“结构”、“新结构”等诸如此类，结构的问题就是产业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中国现实面临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研究中，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生产网络模型是一个热点，当时模型是为了解决“小冲击、大波动”。为什么我们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标准之一是产业关联度，产业关联度某种意义上就是网络效应，它是具有外溢效应，不仅是对本产业。实际上，近期全球价值链相关问题成为国内学者最为关注的领域，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些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认识也需要从全球价值链视角重新分析，倪红福（2017，2018，2020）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如中美贸易顺差高估问题、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威胁问题等等，同时这些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分析也是中国回应国际问题的重要依据，如2018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不仅多次直接提到“全球价值链”，且主要利用全球价值链方法和思路从六个方面澄清了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这说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中国是非常有用的，在学术理论、实践中或者政策中非常需要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方法。只能从这个新的视角得出一点不同的结论或者进行反驳。这是国际经济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性内容。

然后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特殊性。开放型经济，中国也有自己的特殊性。第一个特殊性，中国四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在78年改革开放以后是向西方开放的，而不是向东方开放。中国开放坚持了渐进式开放。

第二个特殊性，面临的约束条件跟很多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如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条件，我们怎么突破这个约束条件？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现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话，还得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不同。

第三个特殊性，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大家谈到了共同富裕，我们一开始就考虑了这个问题，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目的，都是与西方国家的开放目的有所不同。以上是我个人的不成熟的思考，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倪红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殷晓鹏：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是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逐步引领国际贸易体系，但是同时面临非常大的挑战的过程。这应该是总的趋势。以下具体谈几点：

第一是区域化的问题。从中国角度来看全球化的叙事，全球价值链原来是很长的，但是现在可能是更加区域化的，这个本身并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十几年我在作美国贸易研究的时候就看到，美国有三个大的贸易区，即北美、东亚和欧盟。当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东亚没有统一的贸易协定却能形成贸易区？今天这个区域化的国际贸易用盈利模型解释很容易理解。所以RCEP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它把东亚真正的统一起来了。相比而言，CPTPP应该是标准更高，但是从区域来讲RCEP是更加有用的。

第二是短链化的问题。价值链长度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9年没有变化多少，最近几年发生变化的主要的驱动因素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贸易政策（拜登没有根本上改变相关政策），此外还有疫情冲击。从表面上来看价值链长度的变化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的调整，跨国公司布局的时候不会在一个地方生产一个东西，一般都是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甚至在几个不同的国家生产同一个东西，对它们来讲这种调度是很正常的。这方面美国、欧洲和日本很多汽车生产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在很多地方生产，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可能给我们一个印象，即所谓规模经济依然存在，规模经济是全球价值链的根本所在，因为规模经济降低了成本。但是另一方面范围经济影响也很大，所谓范围经济就是当一个公司生产两种或者更多产品的时候成本比分开生产时更低，全球价值链的短链化就是一个地方生产种类多样化。

第三是扁平化的问题。在全球化里面微笑曲线，英文是U型曲线，在前端由于有知识产权获利也就是就是增加值会比较高，中间的制造部分增加值比较低，最后营销部分由于有品牌和营销网络策略增加值会也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发现中国的一些企业，例如机电行业其中的微小企业的微笑曲线有扁平化的趋势，未来需要继续研究是短期趋势还是特殊行业趋势。这是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很困惑的问题，因为其变化跟总的趋势相悖。微笑曲线前端的科研研发基本属于服务贸易中间的一部分，后面的营销现在跟数字经济越来越挂钩了，正好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的年会主题有关。如果这两端的增加值在减少的话，意味着知识产权和研发还需要加强保护鼓励。

接下来谈一下中国未来引领国际贸易体系的主要挑战。在概念上只要有各个国家生产的中间产品的贸易就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但是如果只有最终产品贸易就没有全球价值链，只有国内价值链。美国联系盟国想要替代中国的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即劳动力成本降低了但是总的贸易成本没有降低。总的贸易成本中还包含通关成本，其中主要是贸易便利化和贸易基础设施这两个没有被理论研究注意的方面。实际中通关成本的数据差异非常大，有的地方通关一年过不去，有的地方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例如中国到巴拿马的日用品大半年没有通关，每天还要付租金回来肯定亏损。中国可能短期优势在这方面，但是长期优势还是科技，因为科技真的可以改变很多。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不能改变很多，但是如果有科技可以替代的话，中国的这个优势就会减弱，因此长期的挑战也是隐忧。

最后谈谈《全球价值链报告2021》的研究在政策和实际应用上的巨大作用。当前美中贸易中间有一部分值是重复计算的，美国授权iPhone销售到不同国家，美国却没有表现出来有出口。苹果公司同时让中国按它订单卖到日本和欧洲去，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对日本有出口。iPhone本来应该在美国造的，应该是美国对日本的出口，现在却表现为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因此现在这个体系的混乱要重新理清就不完全是增加值的重复计算问题了。未来相关研究对于政策的影响将是非常之大的。

我就先说这些。

刘仕国：今天的题目提供了很宏大的视野，涉及许多关键词如新百年、对外开放和格局。其中，关于格局，我们怎么去衡量它，包括它的“变”和“新”？过去三年，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就是研究世界开放的测度，部分成果纳入《世界开放报告2021》中文版和英文版，在2021年11月份面向全球读者发布。

在这个报告中，我们用世界开放指数衡量一个经济体在边境线上的对外开放，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上双向de 开放政策和开放绩效。这个指数基于一个严谨的经济学模型，基于后者提炼出29个基础指标，并将其综合加权而得。跟其它综合指数相比，这是世界开放指数的一大特点。该指数对开放政策所赋权数超过开放绩效的权数。另外，我们在方法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创新，具体内容大家可以找来报告看一看。

在这里，我仅向大家汇报一下世界开放指数的主要结论。

从2008年到2019年，世界开放指数从0.779下降到0.748，下降了将近4%。该指数测度了129个样本经济体，其中78.5%的经济体在扩大开放，只有21.5%的经济体在缩小开放，但整个世界开放趋势仍呈下降态势。 

在缩小开放的经济体中，美国是典型代表。美国开放指数从0.9328下降到0.7666，世界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22位，对世界开放的贡献率从将近29%下降到23%。

在扩大开放的经济体中，中国是典型代表。中国2008年以来开放步伐不断扩大，从0.6768上升到0.742，世界排名从第62位上升到第40位。这个进步是非常大的，中国以自己越来越大的体量和越来越大幅度的开放缓解了世界缩小开放的势头。

由此可见，世界开放有两个特点。第一，世界整体的开放在下降，这是世界开放大局之变势。第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开放的势头完全相反，这是世界开放大局之格调。

《世界开放报告2021》提出开放轨迹U型演变假说和开放的合意度问题。基于开放指数，我们还分析了经济发展同对外开放的关系。总的来看，对于世界开放格局，我们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第一，世界开放的潜力依然巨大。2019年最开放的经济体是新加坡，它的开放指数是0.86，同榜单上的最高值即美国2008年的0.9328相比要低很多，比该指数的理论极限值1低更多。此外，同经济开放相比，开放指数所测度的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的开放潜力更大。

第二，经济发展和增长同开放正相关。尽管具体到不同的国家这种关系可能更强或更弱，但是越开放越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座的朋友以及全球78亿人口都应该对扩大开放有信心，因为它在中长期里是符合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

第三，开放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开放不是终极目的，只是一个手段，它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发展，服务于各自的国情，服务于中长期竞争能力的提升，服务于国际责任的担当，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开放的力度、程度和速度。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