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卡住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脖子”？
来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核心技术已然成为企业角力全球市场的主要掣肘。一方面，美国不断升级对华为、中兴等科技公司的技术遏制和封锁，试图卡住中国科技创新的“脖子”；另一方面，在芯片、安可等关键领域，中国亟需加大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力度。面对核心技术体系尚不完备、高科技人才匮乏、技术成果转化困难的现实语境，疏通技术堵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力，企业又将如何在困境中创新，让中国喉咙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好声音”？
在202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十一届年会上，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远大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宣瑞国，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儒欣，纵目科技创始人、CEO唐锐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分享。新浪财经CEO邓庆旭主持了该场论坛。
以下为内容精编：
黄立：
打破“卡脖子”难题
民营企业是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在2010年公司上市了以后，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芯片搞出来，但是，芯片的研发很难，对原材料、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要求非常高。我们那时相当于是从零开始做起。
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做到今天，主要形成了三大成果。第一，所有的技术都由我们自己掌握。第二，我们的技术性能和水平，已经跟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完全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有自己的创造和发明。第三，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三条生产线。在拥有了完全自主研发的芯片后，我们的红外热像仪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我本人也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从国外购入了1000个红外探测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交付了150万个红外探测器。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几点体会。第一，核心技术要不来也讨不来，只能靠自己。第二，中国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一定会成功。第三，经过改革开放的积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高科技人才，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也积攒了很多工业基础和技术能力。这些人才和技术构成了我国高科技的半壁江山。第四，民营高科技企业是未来我国打破封锁、解决“卡脖子”难题，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关于“卡脖子”问题，我总结三点。第一，“卡脖子”问题困难很多，不要轻视，不要忽视，不要盲目乐观。第二，虽然困难很多，但是希望也很大。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都证明了，“卡脖子”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第三，“卡脖子”问题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还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教育、观念，等等。它是体系化的问题，是多方位的问题。所以，要解决“卡脖子”问题，就需要我们多方位、多角度去考虑，要从最高层全面地着手去做，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张跃：
中国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过去33年，远大做了很多东西，从最早的供热的无压锅炉到非电空调，到空气净化新风产品，再到建筑新材料，涉及的领域很多。但是这30多年来，我们做过的所有产品，几乎都被模仿过。有一些被直接模仿，有一些被直接拷贝过去，改一改公司名称，还有一些被局部模仿。总之，被模仿的问题至少困扰了我30年，始终无法解决。被模仿、被剽窃，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就是技术不报专利，保密处理，但是保密本身也是很大的经济成本。我们将车间分成12个区，在各个区之间架起2米多高的墙，每个区的工人或者一般工艺员就掌握这个区的技术，也就是1/12，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少数人掌握全部技术。这样虽然相对安全一些，但风险仍然存在。而且，原本是很简单的流水线，变成了高空移动，要搬运装备，使成本上升了一倍都不止。
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还不够好。虽然我们也在天天说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但是我觉得要从企业家、从企业界内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要从企业界内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能被称为“企业家”的企业领导者，都应该对得起这个名字，都应该尊重知识产权。
总体来说，如果中国下一步想要真正地解决科技创新问题，就要从国家立法、全民意识、企业家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只要把知识产权保护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企业也会很愿意创新做产品。中国的“卡脖子”难题主要就来源于缺少原始创新，缺乏真正的知识产权。
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国家对于强化知识产权的立法，是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未来，中国是否能在经济、科技及其它各个方面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取决于这两方面。
宣瑞国：
中国高铁自主化率已达到97%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铁列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90年代后半期到2004年，南北车组织联合攻关组在铁道部和科技部的指挥之下，自主研发中国高铁列车，当时的标准是200公里的高铁列车。第二个阶段是从2005年到2013年，铁道部开启了以市场换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直接弯道超车的过程，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高铁引进。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从车辆和技术两个层面上，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再创新，实现了第三代高铁列车，即“复兴号”，这也是中国高铁列车发展的第三阶段。在“复兴号”上，从零部件到系统再到整车，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自动化。据权威报告显示，中国高铁的自主化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现在能够卡住我们的难题有三个，一个是大功率的功率转换器，一个是高铁轮对，一个是高铁轴承。目前，我国还没有这三个产品的生产能力。如果断供，会对我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在行业内，我们也都把解决这三个所谓的“卡脖子”问题作为重要任务。我在2017年收购了一个德国的高铁轮对企业，它占了国内新造高铁列车轮对较高的市场份额。我们作为从业者，希望可以通过对海外企业的收购，一方面掌握全方位的技术和经验，一方面也能够解决我们的自身问题。最近，BVV正在国内筹备建厂，能够使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生产高铁车轮车轴的能力，解决“卡脖子”问题。
目前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水平和欧洲、日本的水平是旗鼓相当的。但在很多基础研发领域，欧洲和日本的企业有其技术的独特性或者是优势。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车辆轻量化问题。国外的企业，在轻量化问题上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因为重量会直接关系到能耗，关系到高铁系统的运营成本。现在，包括中国中车在内，都在迅速和积极地推动车辆的轻量化。高铁领域的竞争，未来还会持续，但是因为中国在高铁领域的投入大，我相信我们很快就有全面超越的机会。
周儒欣：
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让大家乐于在基础方面大力投入
我国第一颗北斗卫星在2000年10月31日发射，北斗星通是同年的9月25日注册成立，立志于做北斗应用的推广。成立公司以后，如何切入北斗业务是一个难点。企业首先要考虑生存，我们成立之初也做代理业务。那时候我们卖的芯片、板卡全部是国外的。2007年公司上市，2007年4月14日，国家发射了北斗二号第一颗卫星。北斗二号是区域性系统，覆盖中国及周边，具备GPS所具备的所有功能。同年的 8月13日，北斗星通成为了中国卫星导航产业首家上市公司。我们下决心要做自主卫星导航芯片。在此之前，我国各类卫星导航应用的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北斗星通一方面做代理，一方面努力切入北斗业务。2009年3月8日，我们正式注册成立了从事自主芯片研发设计的公司，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吸纳优秀人才。
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完成以后，我们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目前，我们自主的芯片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也获得了国家科技部的一等奖、二等奖。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智能化时代，无人机、机器人、智慧农业、智能配送、无人驾驶等都在逐步走入我们的生活，这些智能化时代的应用场景对卫星导航技术的需求特别强烈。未来将是卫星导航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今年一季度来看，我们的卫星导航芯片、板卡、天线等出货量基本都是翻倍的。
我非常赞成张跃总说的知识产权保护，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要让各种资本、企业家乐于在这方面大力投入、充分发挥作用。而对于“逆全球化”，我们一定不能急躁，要尽可能地忍耐，要有耐心。
唐锐：
“卡脖子”不可怕
有时也是一件好事
今天，当说到卡脖子难题时，大家很容易就联想到芯片。但无论是芯片还是人工智能，这些“卡脖子”的事情，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可怕。其次，我认为“卡脖子”是好事。如果没有所谓的“卡脖子”，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积极努力地搞研发搞创新。
纵目科技到现在已经成立了8年。这8年间，我们始终坚持思考，什么是从零到一，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创新。纵目科技从最早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700多人，在北京、上海、重庆、厦门都有研发中心，也有自己的工厂生产制造。我们直接供给国内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比如红旗、长安、北汽和吉利。我们的产品线覆盖了最新的算法，包括自动驾驶控制器、传感器、毫米波雷达等。我们根据需求做完整的设计和开发，然后进行生产和制造，最后供给给客户。到目前，纵目科技已经成为行业里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一直聚焦在比较明确的赛道上，就是做封闭虚拟的产品。
总的来说，因为我自己一直从事芯片工作，所以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会“卡脖子”的事情，更多的可能是市场的问题。过去，芯片的集成度比较低，投入也比较小，很容易把它做出来。后来，芯片的集成度变得越来越高，投入也越来越大，很多时候需要有非常大的出货量才能够支撑芯片企业前期的投入跟研发费用。这时在市场上，芯片的研发生产自然而然地会集中到一些比较大的半导体巨头，因为这样才比较划算。芯片的研发其实并不复杂，而且“卡脖子”这件事给芯片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因为它创造了出了一个需求。原本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买到的东西，现在买不到了，怎么办？从供应链上复制一份，我们自己慢慢地做出来。因此，总体来讲，芯片“卡脖子”也是一件好事，可以很好地推动国内硬核科技的发展。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