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30 期）需求侧管理的内涵与落实于7月7日召开。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出席并演讲。【直播回放】
为什么要提出需求侧管理？
王小鲁表示，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除了存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之外，也存在着需求侧的结构失衡。
在其看来，供给侧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公平竞争机制受到干扰，导致了资源配置失当、效率下降，出现结构性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这些现象。而需求侧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失衡。
“目前情况下，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率仍然过高，消费率仍然过低。当外需相对走弱，不能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就会出现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增长疲软等等结构失衡的现象”，王小鲁分析称，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大部分国家的消费率都长期保持在80%以上，投资率不到20%。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90年代期间，消费率大体保持在63%上下，投资率大体在36%上下，但从2000年以后到2010年这段时间，投资率出现大幅度上升，一直上升到47%，消费率一直下降到49%，这期间出现了需求结构的失衡。
“2008年-2010年期间，曾经出现的货币极度宽松和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加速了这样一个需求结构失衡的趋势”，他说，2010年和改革早期相比，投资率高了十几个百分点，消费率低了十几个百分点，在2010年以后，随着外需减弱的发生，就出现了严重的投资过度、产能过剩、效率下降、债务杠杆率过高等等一系列的结构失衡现象。
“目前仍然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不利于启动内需，不利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王小鲁判断。
王小鲁强调，今年的经济增长在加快。随着疫情的改善，国际市场需求的回升，使得我国出口加速增长。但是，一旦外需回落，内需不足的现象还会再次出现，所以更需要未雨绸缪，做好需求侧管理。
“在我看来，需求侧管理的关键点就是恢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平衡，纠正过度投资、低效投资的情况，让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好的带动作用，促使经济增长回归到健康可持续和充满活力的增长轨道”，他说。
如何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解决问题
在王小鲁看来，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市场配置资源受到干扰，比如存在垄断、过度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受到干扰等情况，这对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经营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情况的出现，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或配置的不合理，引发供给侧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供给侧改革主要应侧重于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而需求侧管理针对的情况有所不同。王小鲁分析称，首先，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不是同一个概念，总需求管理讲的是总量，如果总需求不足，居民消费上不来，储蓄率过高，就要刺激投资，使得总投资等于总储蓄，由此来提高总需求。
但需求侧管理针对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国目前存在需求结构失衡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投资率过高是怎么造成的呢？他认为，这与过去持续的货币宽松和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有关。
“这些现象使得投资率不断上升，反过来挤压了居民消费，消费率就一直在下降，从而迫使居民储蓄率不断提高”，王小鲁表示，上述情况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投资，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储蓄。另一方面，投资对消费产生挤压，导致了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上不去。
在需求侧结构调整方面，王小鲁认为，应通过一系列政策使得过高的投资率降下来，“那些效率不高，必要性不大的投资应当退出，同时，把重点放在改善民生、改善居民的消费条件、促使消费回升”。
王小鲁强调，与世界平均水平对比，我国投资率一直比较高，消费率相对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刺激投资，搞货币刺激和政府投资扩张，其带来的需求侧结构失衡会越来越严重。
“根据过去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我国的投资率恐怕最终要恢复到2000年前的30%多，消费率要回升到60%多的水平，相对而言这是更合理的”，王小鲁说，同时，要考虑到经过了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投资以后，我国在很多领域的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未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并不会太大，有可能所需要的投资率还可以降得更低一点。而居民消费率回升，加上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措施帮助居民消费回升上来，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有持续的动力是非常必要、非常关键的。
推进需求侧管理中最需要注意什么？
王小鲁认为，重点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货币政策要回归中性，逐步消解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逐步降低债务杠杆率。“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跟着美国走，美国搞宽松我们也搞宽松，美国货币宽松带来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世界各国帮美国承担的，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而我们持续过度宽松造成的负面效果完全由国内老百姓自己承担，这一点和美国有非常大的不同”。
第二，财政政策需要从过去以政府投资为主转向改善民生为主，减少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政府投资，花更大的力气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现在没有获得城镇户籍的新城镇居民是2.3亿左右，这些人中，特别是新的城镇劳动者中，没有纳入到城镇职工的各项基本社保的人数，大约在1.3亿-2.4亿人之间，基本上都是外来没有户籍的劳动者，他们长期在城市就业，但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失业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基本都不享受住房保障，子女上学的困难很多，子女还不能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启动内需不能落到实处。因此，财政政策要转向，主要改善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相应的政府支出结构要转型，改变过去投资过多，行政支出过多，而社会保障有重大的缺口，公共服务不到位这种状况”，王小鲁建议，财政政策要转向，主要是支持居民扩大消费，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转型，改变过去投资过多、行政支出过多，社保有重大缺口和公共服务不到位的情况。
第三，应大幅度放宽城市外来人口的落户标准，包括大城市在内，基本上做到在城市就业三到五年可以落户，社会保障覆盖要跟上，通过加大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的力度来弥补缺口，来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
第四，应制定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对城镇而言要以全部常住人口为基数，不要以户籍为区分，首先要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最基本的服务条件。下一步还要解决保障性住房对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居民充分覆盖的问题，解决九年义务教育向十二年义务教育过渡的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要根据各地的财政达到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能力和社保基金缺口来制定方案，财政转移支付要跟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走，要建立统一标准，通过这样一个转变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王小鲁认为。
第五，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王小鲁看来，这对于纠正供给侧结构失衡和纠正需求侧结构失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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