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 刘元春 刘尚希 姚洋 杨瑞龙 毛振华 刘晓光联合解析：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今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年中期）于线上举行。百度财经科技直播、网易财经、新浪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逾160万。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论坛主题为“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知名经济学家高培勇、刘元春、刘尚希、姚洋、毛振华、刘晓光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中国政府债务研究中心主任刘晓光代表CMF研究团队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0年中期）。
报告指出，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各国纷纷推出的一揽子宏观刺激政策都是“史诗级”的，十年一遇。疫情过后，全球经济格局将再次发生重大转变。中国最早受到疫情冲击、最快控制住疫情、最先实现复工复产，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基础再造对于全球经济具有标志性引领性意义。
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1）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2）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3）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4）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从经济停摆到最终实现宏观经济循环常态化运行，中国经济复苏需要经历生产复苏、需求复苏、供需平衡三个阶段，而当前的经济复苏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换的关键期，即以推动复工复产为先导、以供给面修复为标志的行政型经济复苏已经完成，但是以需求扩张为先导、以经济循环修复为标志的市场型深度复苏刚刚开始。尽管面临多重风险因素和趋势性下滑力量叠加的挑战，但中国经济复苏的路径已经逐渐明朗：1季度有效控制住疫情并成功守住底线、2季度复工复产下供给面基本修复、下半年规模性政策全面发力下需求持续回升、新一轮改革红利逐步显现，全年将呈现较为强劲的逐季复苏态势，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有望迎来久违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能否冲破惯性、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取决于本轮规模性政策和系列改革举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再造和格局重塑。
但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中国经济复苏路径上面临六大风险挑战：1）疫情发展存在变数、外部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坚持底线思维；2）需求修复慢于供给、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需要全面扩大内需；3）内部结构分化严重、短板效应可能显化——需要压实“六保”任务；4）市场主体心理变化、行为模式趋于保守——需要一剂“强心针”；5）政策传导存在阻碍、相关机制有待理顺——需要完善宏观调控；6）趋势力量逐步显化、潜在增速可能下滑——需要改革促进动能转换。核心CPI的回落、PPI跌幅的扩大、工业环比增速的放缓、民间和制造业投资复苏的迟滞、消费水平的持续紧缩、综合领先指标的趋缓，充分说明行政性复工复产已经面临瓶颈，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开始制约经济复苏进程。数值模拟分析表明，如果完全没有政策应对，经济也能自发调整，年底基本恢复至稳态运行，但全年将为负增长。
2020年是中国的全面小康年，实际政策扩张的空间很大、配套措施充足，政策效果将显著高于往年。测算表明，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如果组合搭配科学，所产生的拉动效应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经济下行压力，关键在于瞄准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形成政策合力。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全景分析表明，以复工复产为先导、供给面修复为驱动的第一阶段经济复苏已经完成，需求不足取代供应链中断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消费低迷成为宏观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近期外需的超预期表现以及供给面修复带来的第一阶段复苏效应，为中国集中精力稳定内需、改善预期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必须在外部贸易摩擦与政治冲突高峰期到来之前，全面扩充内部需求，加快实现市场循环的常态化，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
2020年同时也是中国“十三五”规划与“十四五”规划的交接年，政策红利需要与改革红利相配合，提高站位，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再造和动能转换。政策目标不应局限于短期总量效果，还应关注中长期结构效应，解决积重难返的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打破经济惯性下滑力量，重塑增长基础和发展格局，则疫后中国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测如下：
1、综合考虑经济自身调整和一揽子规模性政策拉动效应，预测2020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3.0%左右（数值预测2.9%），较2019年增速回落约3个百分点，但远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占全球GDP的比重较去年提高1个百分点至17%。在“六保”和“六稳”举措的目标任务分解下，政府预定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也将逆势提升。
2、分半年度预测，预计2020年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为-2.0%左右（-1.9%），主要是受到1季度疫情直接冲击下供需两方面出现大幅负增长和2季度需求有待恢复导致经济反弹幅度有限的拖累；下半年在宏观政策全面发力和市场主体积极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受抑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增长将实现强劲反弹，预计下半年实际GDP增速为7.0%左右。
3、分季度预测，2020年1-4季度中国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8%、2.5%、6.5%、7.5%，呈现持续且较为强劲的逐季复苏特征，有序完成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若不考虑1季度疫情严控期的经济非正常表现，2-4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5.6%，以此作为2020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能力衡量指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比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任务能够完成。
基于上述定性判断和数值预测，报告在目前已出台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十方面政策建议：
一、科学规划2-4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隐含的经济增长目标指引，建议以2-4季度实际GDP增速作为全面小康翻一番目标的合理衡量指标。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和发挥预期引导作用。
二、把握第一阶段经济复苏带来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果断推出一揽子规模性政策。
三、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调整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过度“保守化”倾向，不仅导致经济复苏节奏放缓，也将导致一些传统政策手段以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且达到一定的力度。
四、随着中国经济复苏步入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在快速落实一揽子规模化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特殊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转变，从供给侧扶持政策向需求侧扩张政策转变。
五、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必须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建议利用《预算报告》拟安排的扩张资金，集中出台三大针对消费、投资和产业的“规模性”政策方案。
六、更加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相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更好地发挥政策乘数效应和预期引导作用。进一步解决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机制问题，合理推动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利率下行。
七、宏观审慎监管要与逆周期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八、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九、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十、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巩固疫情前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刚刚开始企稳回升的不易成果。
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指出，如果能够把疫情前的预期做个参照系纳入到分析视野，有两件事儿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第一，全面充分地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2020年经济增长在疫情前的预期目标为6%左右，从预期的6%下降到了1季度的-6.8%，正负绝对值加在一起实际下降的幅度是12.8%。12.8%和-6.8%相比，严峻程度大家能够体会到。
第二，分解压力，找准宏观举措的着力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多大，是一个综合性的冲击程度，包括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这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相交织。看不清矛盾的本来面目就可能误判形势。所以，两个参照系并用来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是非常必要的。
总体上，疫情之下，宏观政策的配置不管从哪方面看，都集中体现为“对冲”二字。面对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三大矛盾和问题相交织，叠加疫情冲击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风险和挑战，我们特别要讲究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不能病急乱投医，把所有的问题混为一谈，不加以区分用同一味药，只有这样才可能走出一条应对冲击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指出，这次疫情有一些重要启示：第一，这次疫情凸显了我们要构建强大的卫生公共体系，补全公共卫生短板的重要性。我们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政府主导经济，政府主要控制资源，公共卫生体系方面是个短板，也是个缺陷。SARS之后我们建立的这套体系，实际看起来有些问题。第二，对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我们要建立一个疫情响应机制和基层卫生服务网。对医疗资源的配置要做到平战结合，特别是要对ICU的能力有一个可以变化、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把一部分平时的资源转化为ICU。第三，我们要建立卫生物资储备基地。我们要对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特别是建立网格化的发热门诊和分级诊疗体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指出，关于如何提振消费，现在得解决短期问题，这个短期问题就是我们的需求不够，消费不足。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民生、保就业上。关于中长期的问题，中国经济未来的挑战，其中一个是老龄化、社保负担，在2030年会急剧增加。2035年要全面实现现代化，社保要全覆盖。这是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按照目前的社保体系，要实现全覆盖困难太大了。因此社保一定要分级，用15年的时间把全体老百姓都纳入到社保里。希望通过这次疫情，从现在开始，把社保改革启动起来，希望专家能站出来更多地呼吁，把社保一揽子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第一，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当前各类宏观参数出现了超预期的反弹。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供给侧参数的反弹在本质上是行政性复工复产的产物，因此，它与我们在前期举国体制下进行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是同出一脉的，显示了我们党的领导、举国上下一盘棋的显著制度优势。第二，从3月份全面进行复工复产或者说在4月8日武汉开城之后，全面加足马力进行复工复产，到6月初期取得这样的胜利，也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
当前的核心要点是，我们要通过快速地提升有效需求来弥补目前越来越扩大的供需缺口，从而使市场循环常态化，从行政性的复工复产转向市场自我循环式的复工复产。同时，对于外部需求、对于我们资金畅通的冲击，三季度甚至四季度依然是我们高度关注的点。因为这里面包括地缘政治的问题，大国极限博弈存在着不确定性。同时，疫情本身就具有“黑天鹅”的属性。所以，我们在未来思考外部环境上要进一步地下功夫，要进一步地进行底线思维，有效对冲三季度、四季度外部冲击是我们下半年要高度关注的一个着眼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我们国家在疫情冲击前所未有、经济社会发展挑战前所未有、高度不确定性的调整下，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怎样进一步调动起来，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复苏非常重要。因为地方政府现在不仅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方面也要发挥作用。在多重任务、多重目标而且严格问责的态势下，地方政府有时还觉得找不到方向。所以，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特别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怎样进一步推进。这些长期的问题需要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才能更加有效。从主体入手来增强内生的动力，从而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从外力恢复为主慢慢过渡到以内力恢复为主，通过改革使潜在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能得到扭转，至少不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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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