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封城”与“全民检测”是武汉“防疫战“两个世界级创举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年中期）上的发言
今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超出预期。我今天就武汉“防疫战”这个较微观的主题做一个整体的分析和判断，希望能为宏观经济形势研究提供参考。
总体来说，武汉“防疫战”有两个世界创举，一个是“封城”，一个是“全民检测”。这两件事都是世界首创，是了不起的成绩。特别是全民检测，它巩固了武汉“封城”的成果，打造了安全的武汉，为全国抗疫贡献了巨大力量，也为全球抗疫行动提供了新的模式。
作为湖北人，我对武汉疫情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全程参与了本次防疫的物资收集、捐赠、防疫研究和政策建议等工作。回顾整个过程，我大概将武汉“防疫战”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疫情早期蔓延到武汉“封城”前这个失控期。虽然武汉比较早发现了疫情的苗头，但在发现后的一个多月内，武汉从舆论上对民众情绪的安抚大于从实际行动上对疫情的防控，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间窗口。如此大规模蔓延的疫情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挑战，武汉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准备和应对有所不足。即便有武汉的经验教训在前，欧美国家也依然在各自疫情的早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再次对该阶段进行反思和总结，对未来应对类似的危机仍十分必要。
第二个阶段是1月23日到2月8日，武汉“封城”初期。需要肯定的是，封城是非常及时、必要的措施，因为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其他方法都没有“封城”来得快速高效——不仅将疫情风险信号明确传达给公众，也控制了病毒向城外扩散的趋势。但由于行动仓促，缺乏经验，封城最早期也较混乱无序。现在看来，当时一些防疫工作的考量和布局不够完善。第一，对现有医疗设施资源的利用和布局不足。武汉是全国医疗资源条件较丰富的地区，但大量存量资源并未在第一时间得到利用，救治措施也不够精准得力，导致医疗挤兑严重，大批患者得不到救治，轻症拖成重症，重症一床难求。第二，未有效动员和改造现有公共设施，从传染源上进行控制。在没有特效药情况下，阻断传染、进行严格隔离是比治疗更重要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但此时，武汉除了封城之外并无其他封锁和集中隔离措施，大量病人只能居家隔离，造成以家庭和社区为特征的新一轮疫情大爆发，进一步加剧医疗系统压力。实际上，我当时便提出挖掘武汉现有酒店、培训中心、学生宿舍等公共资源，全面实施发热人群集中单间隔离，切断传染链，但很可惜当时武汉并没有这样做。第三个方面，医院内防护不足，医护人员感染率非常高，不仅造成院内交叉感染，还传播给他们家人。此时武汉陷入“前方不断收治，后方不断感染”的恶性循环，防控面临巨大压力。
第三阶段，也就是2月8日到开城，武汉采取新的战略，大力推行“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防疫由守转攻，彻底扭转了局面。这一时期，中央调整了赴湖北指导组负责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也做了调整，执行了新的战略，于2月17日正式发布“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启动大反攻，经过两个十四天的艰苦作战，于3月18日实现新增确诊病例清零。现在看来，方舱医院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当时医疗资源已经挤兑、有症状患者无法及时收治、无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方舱医院对已有存量和新增病例全部收治隔离，切断家庭传播链，防止了疫情进一步扩大。而“两个十四天”等流行病学规律和卫生防疫基本思想也在这一阶段得到有效应用与验证。
第四阶段是从武汉开城后到“应检尽检”、“全民检测”的实施。首先，武汉解封之初虽开展了对于现有病例的扫尾工作，但全国对武汉依然没有解开封锁，武汉内部也对城市安全性也缺乏信心。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无症状感染者传播风险未知。武汉封城前，医疗资源有限，防疫重点在有症状患者的检测和救治，对无症状感染者的认识和统计较为零散。由于确诊和检测标准不同，当世界各地检出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时，我们却不了解本地无症状传播情况，民众难免信心不足。基于这一认识，我在4月7日武汉开城之际，提交了《从‘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到‘应检尽检、愿检就检’，防止疫情二次爆发》的政策建议报告，得到了中央的重视。4月10日，国务院联防会议就提出全面铺开“应检尽检”，这对提升我国检测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激励了武汉市民自主检测，从而增进对自身和周围社会交往人群的了解，有助于消除对无症状传播的担忧。然而，当时武汉因仍未实行全面检测，复工复产难、社会交往难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好转。我在四月底进一步提出“扩大‘应检’、鼓励‘愿检’、逐步全检”的建议。5月11日，武汉市正式发布了全市全民核酸检测“十天会战”的安排，通过“混检”等技术提高检测效率，检测结果阳性的人群全部隔离和医学观察，彻底扫清病毒残余。检测后，武汉无症状感染者仅300人左右。尽管有人对数据存疑，但我认为武汉经过近6个月疫情，该出现的病例也已浮出水面，无症状感染已到最后尾声，所以这个数据是完全真实的。总之，“应检尽检、全民检测”彻底提升了武汉信心，也让全国人民放心。武汉终于可以放下顾虑，加大力度发展经济。
武汉“防疫战”对重塑公共卫生体系的启示
为了“防疫战”的成功，武汉的政府和人民作出了艰苦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从事后总结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努力和代价是值得的，不仅为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发挥了关键作用，也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和重塑公共卫生体系提供了更多思考和借鉴。我今天主要分享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本次疫情凸显了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补全公共卫生短板的重要性。SARS之后，我国建立了一套传染病防治体系，对于控制输入型疫情是高度有效的。但武汉防疫战后，我们发现这套体系并不适用于防范社区传播型疫情，重塑公共卫生体系迫在眉睫。在此过程中，武汉的防疫经验将为社区传播型疫情的应对提供参考。比如近期北京出现类似的疫情，也是以生鲜市场为源头。有武汉的经验在前，北京进一步扩大了网格化检测，防控措施明显更为有序，也有效避免了疫情向全国蔓延。
第二，在具体如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问题上，我建议应完善疫情监测和应急响应机制，对医疗资源的配置做到“平战结合”。尤其要加大ICU可转换区改扩建力度，落实“三区两通道”；在建设医院病区时先布局好，保证“战时”能及时转换功能，立刻收治患者。
第三，建议建立国家卫生物资储备基地，健全基层卫生服务网络。特别是要建立社区网格化发热门诊分级诊疗体系，以此为契机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分级诊疗健全的地区，疫情时出现混乱的概率也较小。参考新加坡，地域面积虽小但发热门诊较为充足，将早期疫情发现和转诊机制前置，足以使疫情在社区范围内被控制。但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一直以来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都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存在的一个挑战。门诊是大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相对于住院来说，大医院更希望也更欢迎接收门诊病人，若将门诊落到基层，则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但此次疫情后出现了居民看病向基层分流的趋势，这不失为一个推动分级诊疗改革的时机。
总的来说，武汉经过全面检测，已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我现在身在武汉，感觉很安全，周围的每个人对社交和消费活动都充满信心，全力投入了复工复产。在未来，武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将有潜力成为全国的重要示范，为线上经济、大健康产业等相关行业带来广阔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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